“土改”真相：地主就这样炼成

“土改”真相：地主就这样炼成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2-21 12:33:06

网络作者谭松年在“地主是怎样炼成的”中说，在土改时，他 大姑妈、大姑丈被迫悬梁自尽，因为他祖父是原高鹤县有名的“大 ”地主，是全县的重点斗争对象。

他家原有十三亩半耕地，祖父是个教书先生，每逢农忙都会 叫五大舅公过来帮忙犁田耙田，由于祖母是个缠足小脚女人，插 秧割禾就靠三个姑妈。五四运动爆发后，教学全面推广用白话文 ，南方政府取消了他祖父的教值，他开始失业。几年后三位姑妈 结婚，大姑妈生有两男一女；二姑妈被媒人和婆家串通，为躺在 床上病得五颜六色的儿子冲喜，出嫁那天竟然要用鸡公拜堂，吓 得逃去了香港；三姑妈刚结婚后不久，闻传丈夫染上麻风病，也 跟着逃去香港。1949年解放不久，拥有、自耕二十多亩田地和一 蒸酒作坊的大姑丈自知是村中首富，可能会逃不过要做地主的厄 运，随即也逃去了香港。

1951年2月工作队干部要大姑丈的二伯写信骗大姑丈从香港 回来，信中说现在时局平静了，很多商店酒铺都已经重开，大姑 丈信以为真，结果真从香港回来了，当时不止是他大姑丈收到这 样的信，很多逃去香港的人都收到这样的信，结果都回来了。当 时由于时局动荡，纸币波动大，他二姑妈丶三姑妈就将所赚到的 钱都兑成黄金以求保值，在大姑丈从香港回乡之时便将两条金链 叫大姑丈带回他祖父，谁知大姑丈一回来便被五花大绑，即时宣 布他为地主。1952年，毛泽东指广东土改“煮夹生饭”“像乌龟”要 求广东进行第二次土改，“村村见血，户户斗争”落任务要数目字 ，使本来已经平静了的土改又轰轰烈烈起来，很多村害得“塘中无 鱼以虾为大”，三推六问，吊拷绷扒，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使人戴 上地主、富农帽子。对现有的地主就是深入砍挖浮财，要他们交 出源源不绝的财产,大姑妈、大姑丈被日斗夜斗，尊严尽失，遍体 鳞伤，一到入夜更加痛楚难忍，夜不成眠，痛不欲生。然而，一 切财产都已经在去年全部沒收了，又何来隐藏什么金银财宝呢？ ！但那些人每日每夜要他交出来，这使大姑丈信以为真,这些人都 是为钱,只要他交出金银财宝就会没事了，这时他想起岳丈里有他 帮小姨拿回来的两条金链，于是他说自己有两条金链放在岳丈那 里，就使人叫祖父将两条金链送过去，而祖父也心明大义钱财乃 是身外之物，只要救得女儿女婿也在所不惜，于是在6月1日当天 把金链送过去，谁知金链送到之后，那些人对大姑妈、大姑丈斗 得更加厉害，说他隐藏黄金，而祖父被当即宣布为漏网地主，替 地主窝藏黃金，全家被扫地出门，当晚大姑妈和大姑丈双双悬梁 自尽。

然而，最讽刺的是当到了土改尾声分田，地主也分与贫下中 农同样一份的时候，他家也是分得13.5亩！

土地改革最终解释是将占多土地的人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 人。然而他家土地土改前是13.5亩，土改分得也是13.5亩，何改 之有？！划分阶级是为了清除剥削,然而他家靠什么剥削，剥削了 谁？！全县之大地主尚且如此，那些小地主岂不更冤。

有一本叫《苦旅纪实》的回忆录，作者是云南曲靖离休干部 李荫祥。作者早年为滇黔桂边纵老战士，后来曾任曲靖沾益县公 安局长，后打为右派，文革继续被迫害，曾数次被秘密报请“枪决 ”；文革后，于曲靖检察院任职至“离休”。难得的是：一是无论19 57被整成“右派”还是文革被弄成“反革命头子”，他始终未认罪； 二是他不仅没像大多数冤者一样因“平反”感激涕零，而且反思。 这里摘录的本书P138-141的部分内容：土改酷刑。

【1、“老牛拔桩”与“点天灯”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大营乡飞机场边

“……才过几天，我就被通知到县委工作队去参加减退工作。 县委工作队驻在大营乡，就在沾益飞机场（侯按：这是抗战其间 ，美军在曲靖修的两个军用机场之一）边上，离城五华里……

为了推动斗争深入发展，干部队伍中掀起‘反地富思想’的学习 。不准对地主富农有什么同情，更不准包庇。在大营的一次斗争 地主恶霸的大会上，会议是由农民选出的农会主席主持，对地主 追交‘不义之财’（当时叫做‘追浮财’）时，斗争会出现了酷刑逼供 ，一个姓王的地主，又当过保长，被吊起来用细棍子打，后又搞‘ 老牛拔桩’（注：将木桩钉入地下，又把地主的手指绑在木桩上， 然后在手指与木桩及绳子间加楔子，使地主受罪）。使用这些办 法地主仍不交出财就‘点天灯’（注：是将地主的手指用油浸透的棉 花抱着，然后用火把棉花点燃），这个地主被烧了喊天叫地痛得 几死几活，最后，这手指被烧了一截，残废了。看到这些做法， 我想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明知道这样做不符合共产党的 政策，但不敢在语言上加以制止，怕被带上‘地富思想’的帽子。有 的干部提出‘这样不好’的意见，就被地委工作队的队长王兰亭严厉 批评，说是‘同情和包庇地主’。而对出头使用酷刑的人，王则在会 上大加赞扬，说是‘斗争很有气势，打了地主的威风’……”】

【2、地主小老婆被生割乳房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现汽车总站背后广场

“点上的减退工作结束了，县委决定向全县铺开。为此，召开 了全县的区乡干部会和县农代会进行布置。为了震慑阶级敌人， 造成声势，还要在会议期间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把全县的大恶霸 大地主揪出来斗争，并计划枪毙一批恶霸，已在会前整理材料， 上报给掌握杀人权的地委主要领导批准。

农代会、干部会如期举行，万人斗争大会也按原定计划召开 。会场设在（现）沾益汽车总站后面的广场上。……到会人数约 三四万人。为了表示代表群众，县委、政府、农协、青年团、妇 联的负责人都到台上就坐，并称为大会主席团。……斗争时的重 点在追缴地霸‘浮财’……。在最先拉上台斗争的几个县城有钱的地 主，一上台就吓得发抖，一叫他‘交出钱财’就规规矩矩地说出‘钱在 哪里，有多少，完全交出来。’在斗争全县最大的地霸潘子笏时， 由于他是长期被批斗，已衰弱得很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人群中 有人大声叫起来：‘潘子笏不老实，不交钱财，就把他的小老婆拉 来斗争。’这话一出，许多人随声附和，‘要得，斗他的小老婆。’立 即跳出几个‘民兵’（实际上是几个油杂分子，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 来），他们跑到会场一边的‘地主家属’群众，把潘子笏才二十多虽 的小老婆扭着手拖上主席台斗争。……这个突然从家属群中被抓 上台的年轻女人根本想不到恶运已降临到她头上，她成了代替潘 子笏挨斗的人。……在逼潘子笏小老婆交出钱财时，她总说‘潘家 的钱从来不让我管，我不知道他家的钱在什么地方！’连问几次， 她都这样答，于是有人喊‘把她吊起来，’‘吊起来’。她被吊起来了 ，一面求饶，一面叫：‘我确实不知道他家把钱放在哪里，潘家从 来不叫我管家。也不让我知道，我确实认不得，你们问他嘛！’

潘子笏有两个小老婆，这个小的才进门四五年，年纪才二十 四五岁，比潘子笏的年纪小二十多岁（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的读 过初中，是家中欠潘子笏的债，还不起，被逼着用女的抵债才嫁 潘子笏的，所以她实际上是地主老财压迫剥削的受害者，潘家怎 么会让她管家？她又怎能知道潘家的钱财呢？）可是，这个几万 人的斗争会，被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油杂分子指挥着。在女的被 吊起来又交不出底财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拔出一把匕首，把她的 衣服挑烂用刀压在她的乳房上，威胁她：‘你再不交出潘家的钱财 ，就把你的奶割掉！’

‘我的确认不得，你们问他家嘛’她哀求。

‘不说就割！’台下有几个人吼。

‘说不说？说不说？’持刀的人在威胁！

‘我真的认不得，求你们问他嘛’女的在哭，在求告。

忽然女的‘哎哟’的大喊一声，只见鲜血顺着她的胸脯淌下来， 淌在裤子上，也淌在主席台上……那个持刀的所谓‘民兵’，真的割 下她的一只奶。女的痛得昏死过去了……

女的被抬走了，会场的斗争对象换成另一个，斗争会还在继 续……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县委书记甘文忠轻声对我说，‘你赶快回 县委会去打个电话给杨承明政委，把这里发生的突然事件告诉他 ，就说我请他务必来一趟，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对这个女的 原来没有报请批准枪毙，现在已经昏死了，处理不好会造成影响 ，请他来一趟。’

……放下电话，我跑回会场，向甘文忠同志说了‘半个小时后 ，杨政委到，不过，他在电话上发火了。’斗争会还在进行，还在 吊打其他地主，……一会，地委书记杨承明来到现场，他和甘文 忠同志讲了好一阵的话，又到会场旁边去看了那个被割了奶还在 昏迷不醒的女人，回到主席台上，他对甘文忠同志讲；‘算了吧， 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也一齐枪毙了，这样议论会少 一些。’

斗争会结束了，由人民法庭宣布处死刑的名单，原来已报请 批准枪毙42个，临时加上潘子笏的小老婆，那天共枪决了43个人 。

这些被处极刑的人，就被拉到会场一侧，由民警队枪决了。 临时被割了奶昏死的那个女人没法跪，被拖到一边，填了一枪， 也结束了她的生命。……”】

“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新 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 国共合作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 内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 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 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土地 改革运动在中国大陆彻底结束了封建土地制度，并使新成立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家大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民主人士主张“ 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毛泽东则反 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 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 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 给农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 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 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 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 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 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 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 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 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研究生 院博士生导师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 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 ，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 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 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 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 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 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 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 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 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 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 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

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 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 、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 《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 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 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 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 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 ，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 月，毛泽 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 。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 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 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 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 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 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在 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 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 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 紧。”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 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 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 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 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土改 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 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 ”。

当今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 也因此，中国大陆的农村，至今因土地被“集体”、“国有”霸占而农 民因失地而抗争的冤魂比比皆是，哀歌不绝如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