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9 22:42:19
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个巨奸不被揭批，就是万人侧目的康生。1975 年12月1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讣告称，一个被誉为“无产 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的中央某要员因病 去世。但时隔四年，中共中央就于1980年10月16日做出开除其党籍、撤 销对他的悼词、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并向全党公布其罪行 的决定。
这个被历史无情嘲弄了的人就是混迹于中共党内长达半个世纪的阴谋 家、投机家和政治恶棍，官越当越大，最后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8月1日，在建军节5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的名字 还位列周恩来、朱德名字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 老一辈革命家，直到1980年才作出决定“撤销对他的悼词”。悼词撤掉后， 人们对他的无耻、狠毒仍然触目惊心，对他的善变、会拍更是厌恶透顶。 印象最深的是他就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作的“训示”演说，吹捧新党章定林 彪为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世界上如果选 拍马专家，康生准得第一。事先指定谁谁接班，是封建朝廷的做法，在任 何意义上都不能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相联系，但康生把专制、落后说成 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只能令人齿冷。作此“伟大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当然英明无比，被定为接班人的人当然绝顶优秀。康生鼓噪这些胡言乱语 ，用尽了拍马的心机，也暴露了他的极端无耻。
江青秘书杨根禄有一篇《我所了解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发表在《同 舟共进》上，讲述了江青与康生的几个小故事。
1、江青康生，互致肉麻。中共九大期间，江青急欲进政治局，康生 为她的这一愿望是尽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如愿地当上 政治局委员后，康生高兴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热情地表示 祝贺。几天后，康生又给江青写了“风华正茂”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还请 人裱糊好，装进漂亮的镜框里，亲自跑到江青住地，郑重地递到江青手里 。江青如获至宝，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谢。江青说：“感谢康老对我的关心 、肯定和鼓励。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听了后，高兴地说：“江青同 志是我最好的学生。”康生走后，江青吩咐工作人员将康生写的这个条幅 挂在大厅的正面南墙上。江青后来还说过：“我以前多么关心他呀！我还 送过他毛衣呢。我在延安时就织过毛衣，还给康老织过毛衣……”
2、江青唯康生一人是礼。江青称呼康生，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或 者是文字上，总是称“康老”。江青在背后经常讲陈伯达的坏话，也发泄过 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但江青从未讲过康生的坏话。江青喜欢看电影 ，在钓鱼台17号楼的放映室存放了上百部影片，没有江青的批准谁也取 不走，但康生除外。江青看电影，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去陪看，他们如没 有充分理由不陪她，她会不高兴甚至表示不满，有时还会拿他们是问。但 江青请康生陪看电影，他如有特殊情况不去看，江青对康生没有任何不满 表示。
3、康生抢喝别人的剩茶。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在心理上和生理上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和体质上大不如前了。曾有几天，拒绝吃东西、 喝水，总怕有人下毒。江青就叫程师傅做了几样好吃的小点心，亲自端到 他的病床前劝他吃。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块点心，并说：“好吃好 吃。”康生见江青吃了，也跟着吃了。江青回到自己的住地后，对工作人 员说：“康老这个人真奇怪，别人喝过的茶，放在他跟前走开后，他赶紧 抢过去就咕嘟咕嘟喝了，他以为别人吃过的东西、喝过的茶，就可证明没 有毒。”
4、康生胡掰“五个粘玉米”。1970年中秋节，毛泽东送给江青5个粘 玉米。江青分送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自己留了半个，还有给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天，康生对他的秘书黄宗汉说：“5个玉米，主席肯 定是指军委办事组的那5个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 ，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了变化 ，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 明，她会领会到主席送给她5个玉米的含义的。”
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康生这个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一直 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被西方人定义为“狡诈的，无道德良知 的机会主义者”。其实，国内知情者更喜欢称其为“阎罗王”，他曾用逼供 信等手段，迫害致死很多人。
第一宗罪：贪婪掠夺。康生在收藏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 的掠夺。在“文革”以前，康生常以打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年， 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康生看中了，说是“借”去看看， 结果是久借不还，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他为调拨手续，归康生所 有了。“文革”中，康生更是想尽办法掠夺文物。1969年10月18日上午， 康生得知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傅惜华的书被“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 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 上动手挑书。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挑 了3个多小时。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流入康生 之手。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 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 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 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 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第二宗罪：害人成性。1947年，康生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 ，施行的残酷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 他产生憎恶。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 那匹马，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 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 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不断发明使不幸者更加痛苦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 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 会极其高兴地捏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过巷。
康生害人成性，喜欢整人，其“迫害欲”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迫害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文革”前 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 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开始后， 有人贴了姚臻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 专门派来监视他的特务，姚臻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1968年，康生和 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作伪证，诬陷刘 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 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 子。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 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泽东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 坏事，据资料记载，“文革”初期，正当红卫生兵到处“揪叛徒”时，康生的 小姨子苏枚突然服用安眠药自杀，康生等人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 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他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 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 ，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1人，逼疯4人。
第三宗罪：生活糜烂。1960年，中国人大都忍饥挨饿，苦度时日。 康生却是少数利用职权尽情享乐的人物之一，他非常溺爱他的北京种爱犬 ，这是过去专为皇室预备的。豢养宠物并不是康生惟一的宫廷生活乐趣， 他还雇了一名宫廷厨师，享受皇帝的饮食待遇。康生爱抽大烟，这是一名 提供材料者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发现的，当时她去探望在北京医院里养 病的康生。她发现他带着全套吸食鸦片的工具：烟枪、烟灯，用来在火苗 上烧烟泡的细针和小匙。康生利用权势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尽管那时候 政府正在无情地处决任何进行毒品交易的人。康生还曾把演员找到家里， 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戏，并用当时十分罕见的录音机给录制下来。此外， 还把京剧演员找到家，叫他们演很黄很暴力的剧目，并亲自拉京胡伴奏。 他还喜欢收集春宫画，看得乐不可支。在公开场合，他却更喜欢把自己打 扮成高深莫测的知识分子模样。“文革”时期，他更是力求站在毛泽东身边 时举止温和，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书生。1975年，康生在气息奄奄之际， 还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足见其人之阴险。
康生以其工于趋炎附势、善于见风使舵、惯造冤假错案、擅长乱中获 利的“精湛”技艺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令人闻之色变、见之惊悸的政治幽灵 。其变色龙的本领与生俱来，这从他的不断改名便可略见一斑。1898年 冬，康生出生时，其父张发祥取张家人丁兴旺之意，为他起名张旺。191 4年，他因在本乡打架斗殴而被其父禁闭在家，后由把兄弟陈舜庭保出， 在两人同去青岛礼贤中学读书之际，他第一次改名张宗可。1917年，他 第二次更名张裕先，并入读山东诸城教师讲习所。次年，他在诸城高等小 学校执教期间，第三次换名张叔平。1924年夏，他离家抵达上海，就读 于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第四次易名张耘，并于次年4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漫长的投机政客生涯。康生先后参加了上海“二月 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崭露头角，相继担任了中共上海大学 独立支部书记，中共上海沪西、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 部部长等职，期间，他又化名赵容。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 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时任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瞄准这棵“大树” 后，康生便开始苦下功夫。在1930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当李立三被中 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指责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康生却针锋 相对、掷地有声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并气势汹汹地威胁道：“ 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 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就在这一刹那间，李立三牢牢地记住了康生 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成为中央官员，实现 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时年32岁。
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 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 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惟我独尊，夜郎自 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 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
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 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来中央的实力派人物——王明。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扶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 届四中全会上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把持了党中央的 领导权。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曾两次 重创王明，使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 ，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王明摆出一幅宽宏大量的高 姿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 好合作。”康生诚惶诚恐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 就多指示吧，我一定尽力去办。”就在这种越来越投机的谈话中，两人往 日的旧怨如冰雪般消融，王明脸色也由冷淡而转热情。此后不出一年，他 便被王明提携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 宣传鼓吹、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口 若悬河、下笔千言，仅在1932年到193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以谢康 、骆驼为笔名，发表了20余篇吹捧王明路线的文章。后来，王明去莫斯 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也于1933年6月溜到苏联，追随王 明做了副手，并从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间，他与王明形影不离、瀣沆一气 ，1935年夏串联留苏学生给共产国际上书，联名要求批准任命王明为中 共中央总书记；为了捍卫王明宗派、清除异己分子，积极策划在由留苏学 生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中的“镇反肃托”运动，使许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顺眼 的党员干部被冠以“汉奸”和“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审讯、监禁、劳改 乃至含冤而死。康生甚至对已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在苏联反省检查 的李立三也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难之外，还向苏联肃反机关 诬告李立三是托派，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次交涉，蹲了两年牢的李立三才 被救回国内。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极力推荐而再上新高，于1934 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等职。在党中央驻地延安这个高层领导人云集的地方，康生对待手握大权 的铁腕人物，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 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在积极支持王 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右倾投降主张的同时，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 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1938年9月至11月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 会上，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撤 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 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把自己装扮 成反对王明路线的积极分子，因此被委任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
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 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 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另一方 面，他又采取迂回技术，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长线投资 。一回到延安，康生就与同乡江青相遇相交了；江青对康生这位身居要职 的老乡十分尊敬，而老谋深算的康生也很快从江青身上发现了她那特殊的 价值，他已捕捉到了江青有追求毛泽东之意，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颇有好感 。一天晚上，兼任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学生辅导员的江青等正在彩排京剧《 打渔杀家》时，喜欢京剧的康生也来观看了。演完后，他走到江青跟前， 竖起大姆指夸奖道：“你今天演得真好，毕竟是科班出身，你都把萧桂英 演活了。等你们正式演出时，我一定请主席来看。”《打渔杀家》公演那 天，康生陪同毛泽东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前排，不时地用手指点介绍着 ，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不久，江青便成为了毛泽东的夫人。
1938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来电报告江 青有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但这封电报却被康生扣下来秘而不 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内干部均要人人过关，江青也不例外。在一 次审查会上，当江青谈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后，有人就严肃地提问道 ：“你被捕过没有？”康生见江青有些心虚，就一把将问题揽了过去：“江 青同志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情况，组织上了解过。我清楚这个情况，没有问 题。江青在白区工作表现得很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进步，能放弃上 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来到延安吃带沙子的小米吗？”审查小组 只得草草收场，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
“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 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 宜，终于使江青喜上眉梢。这天，江青突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捶胸顿足、大 哭大闹，忽然又转为狂笑不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精神病人。康生恰于此 时走了进来，望着江青颇为同情地说：“主席，这件事对江青同志精神上 刺激很大，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顿了一下，“贺子 珍同志确实神经上有毛病。苏联把她放在疯人院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不少例子说明，一个疯子，在国家的主宰人身边，这是不祥之兆，国 家是不会平安的。”就这样，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 都没让进。也因此，江青对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的 副手，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他移花接木，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 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肃反”中大搞逼供信，积怨甚多，因而于1944年 受到批评，并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 愿意投他的票。经毛泽东做说服工作后，康生被免去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 情报部部长之职，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善玩“左”倾之 火的康生也偶有被烧的时候，先是1949年秋在与饶漱石竞争华东局第一 书记的权力角逐中失手，后又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由中央政治局委 员降格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是由于1946年至1947年间，他奉命在 晋绥、山东渤海等地领导土地改革工作时，大搞“左”的一套，将一些中农 甚至下中农也划成地主、富农，影响恶劣。对此，康生隐忍以待、处心积 虑，很快地发现毛泽东在1952年至1955年期间的许多讲话中一再强调农 业合作化的问题，于是他也开始翻看有关农村问题的一些材料，搞起了农 村调查，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给毛泽东写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扩大集体化 的建议信，令毛泽东刮目相看。
1956年，当看到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在建设上反冒进的意 见不满意时，本来对此漠不关心的康生也立即亮出了不同意反冒进的态度 ，再次博得毛泽东的好感。1959年7月至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当康生 收到中央办公厅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印发本时，顿时感到这是一个 向毛泽东邀功请赏的千载难逢之机。于是，他立马给毛泽东写了个大意如 下的条子：彭德怀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准主席来 的；这是一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尔后，他又在小组讨论会上恶语攻击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 小舟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组织反党小集团”。接下来又在1962年8月 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带头诬蔑习仲勋是“利用小说( 指《刘志丹》)反党……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指责邓子恢是“同毛主席 唱对台戏……鼓动安徽、河南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久， 康生被擢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康生摩拳擦掌，又进一步寻觅 着点火放炮的机会。1964年5月，当康生从《光明日报》上读到由中央党 校教员艾恒武等人撰写的理论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时，顿觉如有 神助。他立刻组织人员写了一篇与之针锋相对的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 证法》的文章，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之，他一边冷眼旁观着社会 上的反应，一边通过江青“传书”，很快得到了“尚方宝剑”。解除了后顾之 忧，他便公然指示《光明日报》专门组稿深入引发对“合二而一”论的争鸣 ，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然后，他又调动写作班子炮制出了题为《 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显要 位置上。他通过该文攻击批判“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辩证 法思想的论调，大肆鼓噪斗争哲学，并进一步向全国理论界、文艺界和教 育界开刀，不仅打倒了时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还使上万 人受到株连迫害，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62年，当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 瑞罢官》改编而成的同名京剧正在热演时，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见略同 ，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和利用价值，只是适值经济困难，康生认为火候 未到，于是就压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 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向毛泽东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 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事后，康生和江青通过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 的表情的分析，认为已得到毛泽东的默许，俩人便谋划由江青出面到上海 去找“笔杆子”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 出笼，一下子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1966年5月和8月先后被 重用提升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则赤膊上阵 ，与江青遥相呼应，并靠上林彪，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组织围攻朱 德和陈毅等，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 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等等，使刘少奇 、张闻天、彭真等被迫害致死。
借着排斥、打击异己分子及全国混乱的局面，他又连上新台阶，继在 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终在党的十 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达到 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面前告 了邓小平一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假 借别人之手，向中共中央检举江青等人的历史问题，为金蝉脱壳、保全自 身而找垫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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