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06 15:53:54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广东考察工作并会见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并在2月3日至4日 ，在广东省走访企业、村庄，考察人才市场和海关物流园区等，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 干部群众意见和建议。温家宝表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根据新华社2012年2月5日的报道，温家宝在广东基层走访期间指出：村民自治是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委会直选要有公开公正透明的程序。没有程序的民主，就 没有实质的民主。群体性事件根源在于农民土地权益未获保障。由农民作主，这是大道 理管一切小道理。温家宝还提出，目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特别是要 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等。
此前的2月1日，广东汕尾的的乌坎村举行了村两委（大陆官方基层党支部和村民 基层政权）的重新选举，颇为海内外媒体关注。温家宝的此次讲话，被外界解读是力挺 汪洋对乌坎村处置办法的信号。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月4日上午，温家宝来到位于广 州市城乡结合部的白云区江高镇水沥村，与当地村民座谈。有村民反映，有的地方村委 会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还有“拳头比较硬”的人对村民选举有影响，不能把 真正优秀的村民选进班子。对此，温家宝表态说，村民自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 ，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村管理的重要形式。一定要保障农民的选举 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他又说，做好村委会直选，最基本 的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 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绝大多数群众是有眼光、有识别能力的。群众不仅会 听你怎么说，而且会看你怎么做。反对利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等不正当手段破坏和干 扰选举，对这种行为应该依法依纪处理。
温家宝说，村里的事务要坚持由村民作主，一切相信农民，一切依靠农民，依靠村 民自治搞好农村社会管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既是农民 的财产，又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没有土地就如同工厂没有机器。
温家宝强调，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 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作为农民的财产，这个权利没有得到应有 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农民作主流于形式。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有的乡 村干部一开始说老百姓都是同意的，但后来闹起事来发现老百姓并没有同意。因此，农 村办事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要由农民作主。温家宝说，“这是大道理，要管一切小道 理。”
目前在乌坎村的学者熊伟在微薄上评论温家宝讲话说，“乌坎事件表明，农村土地 问题很大程度是村务公开问题，是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召集难问题，是村民代表选 举不规范问题。”2月1日，广东汕尾的乌坎村进行了村民代表的选举。当时英国《金融 时报》曾评论说，“这场极不寻常的中国民主试验的成败，可能对他的政治抱负产生重 大影响。”去年，乌坎村数千名村民因土地纠纷爆发了抗议活动，导致整个村庄被武警 部队封锁。乌坎事件的起因，是在该村掌权四十年的党员干部薛昌数年来私自转让了6 60亩集体土地。大陆官方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决定不对抗议群众采取 暴力镇压手段，而是承诺举行自由的村级选举，以安抚村民，此举起到了化解危机的作 用。汪洋在1月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希望乌坎为“改进全广东的村级治理”提供 一个样板。
此前，乌坎村发生官员霸占民田，居民抗议就当暴民拘捕、致死，对外宣称病死， 还抢尸不还，最后官逼民反，赶走村委干部，令世界聚焦据悉。而据悉2011年，中国 爆发18万起社会学家所称的大型抗暴事件，包括罢工、静坐、集会和暴力冲突等。而 官方当局的数据显示，这类事件在1990年代中期，一年不到1万起。而消除腐败，需要 建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彼此监督的体制；让新闻媒体舆论独立，发挥监督作 用。但官媒报导，调查结果有近六成民众对官方反腐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不知此数据 是高官对贪腐的前程很有信心，还是民众受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民的激励，认为团结就是 力量，只要众人一心。
温家宝总理承认，因为政府未能有效保障农民土地免受任意侵占，导致一系列的群 体性事件。在中国农村各地，由地方政府支持的侵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屡见不鲜。农民赖 以生存的权利被践踏，是导致抗议示威事件的主要原因。他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既是农民的财产，又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没有土地，就如同工厂没有机器。他说： “我今天在耕地上一寸都不放，一口都不松，可以说寸土不让。”温家宝并没有提到前不 久刚刚平息的乌坎村因土地使用纠纷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不过他讲话的时机，以及 讲话的地点，不同寻常。
“华尔街日报”说，温家宝的讲话似乎是支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信号。在大陆官方 高级领导人中，汪洋被广泛认为是最自由派的领导人之一。汪洋在处理乌坎事件上，一 反大陆官方强力镇压的做法，为减少农村官员的腐败，对抗议的村民做出巨大让步，让 乌坎参加抗议的农民代表担任村政府的主要职务。不过，报道认为，解决乌坎事件的模 式可能在大陆官方其他省市的地方领导人那里遇到阻力，因为他们会担心乌坎村民的胜 利，为他们所在地不满的居民壮胆撑腰。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通常都会以高压的形式， 镇压任何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广东省平息乌坎抗议的模式，是希望做出一个好一点的 样板，从此扭转广东省政府的运作模式。但采用广东乌坎的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被其他省市接受，实际上不取决于广东，取决于其他省市，更主要的取决于各省市的 状况，各省市是不是差钱。而现在哪个地方财政差钱，就必须要动土地，动土地，就必 须要伤害农民的利益。因为政府拿的就是农民的利益。如果政府不从出售农民土地中捞 好处，增加他们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将买地的价格全数给农民，抗议的情况就会 少很多。归根结底，是政府在抢夺农民的利益。
根据中国的《土地管理法》，中国农村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理论上， 村民集体决定是否开发或出售土地。但实际上，村乡镇的官员主宰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而且他们的意志往往凌驾于农民的意愿之上。现在温家宝说，政府一定要保障农民的选 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村里的事务由村民作主。“现在 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农民作主流于形式，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乡村干部一开始 说老百姓都是同意的，但后来闹起事来，发现老百姓并没有同意。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 ，要由农民作主”。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条件，没有土地，农民就失去了根基。土 地问题的根本，就是所有权问题，即“耕地究竟属于谁？”中国宪 法第十条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国家可以对土地 进行征收和征用，只给农民补偿。这种土地“集体所有”、但农民 无权的现实，直接导致了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置。官方借助于“国 家”“集体”的虚置名义，实质上垄断了土地所有权，且压制农民成 立自保组织，致使农民无法参与制度创设与权益博弈过程。这就 是农民之所以被迫群起抗争，要夺回土地的根本原因。
“耕者有其田”，本是农民的天赋人权。当年搞土地革命时， 曾把土地分给农民，如今却又借助于“国家”“集体”的空头名义把土 地夺归己有，致使中国农民沦落到“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 份，创业无钱，生活无望”的“五无”境地。根据媒体披露的调查数 据显示，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中，土地强行征收引发的群体 事件占到了60%左右。中国社科院表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 农村的重大事件中65%为侵占农民土地问题。眼下，中国大陆失 地的农民群体权利受到粗暴侵犯后，竟没有任何有效维权的渠道 ，多数省份因征地而发生流血冲突，甚至有农民跑到北京天安门 前自焚，但恶性的征地事件仍在继续发展。
其实，中国最后一代皇朝垮台，就是从民众保路运动开始的 ，它很像现在政府侵犯农民地权引发的抗争。农民“无地则反”， 这是政治问题。
记得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曾以按手印方式签“生 死状”自主分地之壮举，打响了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战役， 被称为文革后农民冒险进行的“第一次自发土地革命”。29年后， 黑龙江富锦村民意识到，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保障农民权益的 口号都是空谈。为此，黑龙江富锦村民集体发出了一个历史性的 决定：“我们72个村4万多农民对我们72个村的150万亩土地拥有 所有权。以村为范围，以农户为单位，原被侵占的集体土地全部 归全体村民平等所有”。这标志着21世纪中国农民土地自主意识的 真正觉醒，并借助于互联网络，发起了“我的土地我做主”的新土 地革命宣言。紧接着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也仿效 发出《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公告；继而，江苏省宜兴市 省庄村250户农民又贴出了《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 其屋”》通告全国，一场“我的土地我做主”的文革后“新农民自发土 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延至今日。
然而，这次“新农民自发土地革命”的命运不像“第一次农民自 发土地革命”那样幸运，遇上了当时“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 里”的解放思想运动与开明领导推动的时代。富锦农民维权代表于 长武、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代表陈思忠、郗新继都相继被抓捕， ……。
今天广东陆丰乌坎人，又一次高呼了“我的土地我做主！”的 口号。中国农民土地维权运动一次比一次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 影响力，中共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紧急带领工作 组，以“谈判”方式暂缓冲突，初步答应乌坎临时理事会提出的部 分要求，并承认了其自治组织合法。2011年12月26日，广东省委 副书记朱明国在省委组织部、省委维稳办会议上说：“群众已经被 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眼下，这种“力量”正拨动着 中南海的敏感神经，于是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召 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专此作出回应：“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 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 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 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不过，回避了土地权谁属 这个根本问题。
眼下，中国大陆正面临“新土地革命”浪潮和“我的土地我做主” 的农民运动迭起，中国能不能进行“还地于民”的根本性土地改革 ，已经成为中共“十八大”绕不过的一道门槛。只要官方一天不对 土地进行彻底改革，类似乌坎的自治“革命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而温家宝的“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论，则意义更为深远。刚落幕的 台湾选举，在互联网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大陆人在网上激情、热烈的发言，可以看 出他们对民主选举是何等的响往、羡慕与渴求，也让他们知道两岸政治体制有著天壤之 别。台湾从权威统治时代到走上民主主义的道路，费了37年。蒋经国是在1986年开放 党禁、报禁，1996年实行第一次民选总统。大陆官媒总是推说中国人素质低，中国不 适合民主政治制度，但同是中国人的台湾，台湾人能适合西方民主，为何大陆的中国人 不适合西方民主？！官方口里的“中国特色”，显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民主政治制度是没有国界的，也不分种族。无论是苏联以及东欧各个共产国，乃至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实现、享受民主政治。乌坎村因征地不 公爆发斗争，最后由省级工作组和平处理下落幕，而村民2月1日以海选方式选出11人 的村选举委员会，选委会日后会选出村代表会议，是民主选举初体验，该村选举因而被 视为“新农村民主运动”。但当局显然不想有关经验过快、过大地影响国内其他地方，部 分省市级记者未能到场采访或报道，只有中新社和新华网等中央级传媒作有指导性的报 道，而国内主流报章亦没有报道乌坎村的选举，包括广东省的南方报系，形成报道国外 热、国内冷的现象。不过，乌坎村顺利以一人一票的“海选”形式选出村选举委员会，成 功迈开“民主选举”第一步，虽遭媒体冷处理，邻近不少村镇人民却均有前往观选，学习 民主；冷处理阻挡不了民众对民主选举的好奇和渴望，据悉现场采访的记者发现，龙光 村、崎砂村、白泥村、古围及上围等附近村镇都有村民来观选，还做笔记，状似取经， 一名白泥村民直言感到羡慕；一名形容是次选举富有历史意义的崎砂村村民指出，特意 与几名村民驾车前来取经：“说不定将来崎砂村都有民主投票”；更有古围村民欲仿效乌 坎模式解决该地的非法征地和贪污问题。
中国网站的讨论亦颇多，认为这次只是将过往的农村自治政策拨乱反正，一切均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亦有不少网民感到雀跃，在观看网上报道后建议，人大代表选 举也应参考使用。显示乌坎模式的影响正在扩散。
村选举在中国发展已有近30年历史，但要发展至上一级的乡，却受到巨大阻力， 至今未有进展，以中国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性格和思想，亦难以想象乌坎模式 可以马上推广。但官方感受到危机，可能就会推广民主；虽然以中国大陆的国情，很难 想象短期内会出现台湾蒋经国式的领导人和平开放政权模式，但透过公正选举化解农村 矛盾，达致和谐维稳，却是中国漫长民主道路中的可喜发展。
乌坎村选举委员会只是民主选举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乌坎将建立一个以完善村民 代表制度为核心的村民自治新机构——村民代表会议，而非光是村委会。村代表将参选 3月1日的村委会选举，在选委会监督下，公正地选出正副主任在内的村委会，然后再 组成村民代表会议，以决定未来的重大村务，令村主任不再大权独揽，杜绝卖地贪腐。
温家宝力挺汪洋，传达的信号也许是：若“唱红”唱不来“民主”，那么就必须还权于 民；若“黑打”打不来“公正”，那么就必须实行程序正义；土地权谁属这个根本问题难解 ，杜绝卖地贪腐却必须做到；推而广之，法律赋予人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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