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5 14:15:14
近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作者为Bob Davis的文章，披露世界银行
与一个中国政府智库联合编制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
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
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以上是《2030年的中国》给出的建
议。据六位参与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士透露，报告将于下2012年2月27日
发布。
据悉，报告就中国一些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经济问题展开论述，目
的是要对将于今年走马上任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产生影响。报告对过去
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已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
《2030年的中国》提醒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在没有太多预兆
的情况下快速放缓的危险，很多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国民收入达到
某个特定水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
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参与报告编制的那些人透露，报告警告说，经济急
速放缓可能会令中国银行业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危
机。报告建议，中国国企应由资产管理机构来监管。此外，报告还敦促
中国政府大力整顿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推动竞争和创业。
北京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首席执行长胡祖六说，中国国企现正站
在十字路口上。他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要的是国企巨头占主导
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下的创业。很多中国国企都设有专营
房地产的子公司，而这些公司往往会抬高地价。另外，国企还在一定程
度上创造了房产泡沫，中国政府现在正努力打压这些泡沫。报告还建议
大幅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这样不但能提振财政预算收入，还能提高对
新的社会性项目的支付。
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说，那些盈利的国企派发的股息目前常被中国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配给了不盈利的国企。巴克莱资本经
济学家黄益平说，这是个富有创新的提议，但根据几位参与讨论的人士
说，甚至早在发布之前，这份报告就已经受到了管理着国有企业的中国
官员的激烈反对。分析人士预计，这份引人注目的报告将影响中国高层
围绕是否变革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讨论。这种经济模式已经让中国的
私营业主如惊弓之鸟，并开始成为造成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日益
紧张的一个原因，其中包括美国。
报告的作者们认为，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参与增加了
该报告中提议的政治影响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于中国最高决策
机构国务院。而世界银行在中国政府机构中拥有较高的声誉，尤其是在
它提供了帮助中国设计早期市场改革的建议之后。
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在宣布发布该报告的一份声明中说，该报告就
中期发展增长道路提出了若干建议，目的是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
的过渡。但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不愿就《2030年的中国》
中的结论明确置评。
2010年9月，佐利克访问北京期间提出了启动该项目的建议，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预计明年将成为总理的李克强批准了中国和世界银行的
这一合作项目。报告的作者还寄希望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二把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高级顾问刘鹤，希望他能够确保高层领导认真
考虑报告中反映的问题。报告中最具争议的话题包括：如何管理国有企
业；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产业占据主
导地位，并能够轻易地从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其他西方官员认为，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扭曲
了国际竞争。在国内，批评人士则抱怨这些企业抑制了国内的竞争，利
用垄断带来的利润扩张到其他行业，上交的红利却很少。参与报告的人
士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对国有
企业加以监管。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努力保证这些企业依照商业规则经
营，而不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目的。国有企业应该将被认为是无关的业
务出售，使私营企业更容易在所产生的新领域里竞争。
佐利克不久前在芝加哥对经济学家发表讲话说，中国需要限制国有
企业扮演的角色，打破垄断，让所有制多样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市场
的门槛。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中国目前容易出现
经济大幅放缓的情况，因为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利用外国技术的行业，缺
乏足够的自主创新，而这个问题会限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
于韩国大力推动创新，该国在人均收入触及5千美元（中国目前大概就是
这个水平）后，仍能够继续快速增长。但中国在人均专利授权量方面远
远落后于韩国，而人均专利授权量是衡量创新的一个重要指标。参与报
告的人士说，报告敦促大力扩大儿童早期教育并增强儿童营养，以保证
中国较贫困地区的少年不会很快落后于较富裕地区的少年。尽管这类项
目在较富裕的国家和拉美国家已经很普遍，但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体
系，使这类项目受到特别的挑战。
中国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常常来自于出售土地而非税收。这就导
致较贫困的中国民众感到非常不满，因为村干部在征用城市郊区土地时
给予农民的补偿不足，但却高价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从而获得高额利
润。报告敦促中国社会支出资金更多地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以及不
动产税、企业税和其他税收。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说，我们将建议全部
的资源都要纳入预算，财政必须透明并有相应的问责制。
世界银行总裁佐力克2007年7月就任世银总裁以来，曾五度访问中
国。在2011年9月对中国展开的访问时，佐力克就认为“中国突飞猛进的
动力逐渐减退。”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惊人的成长动力来源已开始逐
渐失去活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需改革。若中国要维持强劲成
长，就不能仅依赖出口及投资，须透过扩大国内需求重新取得平衡。
佐力克说，“到2030年前，若中国年度人均达以16000美元，这对世
界经济的影响将相当于增加15个今日的韩国，但在一个以出口及投资为
导向成长的模式中，将很难看到经济扩张到那样的程度。如果没有根本
改变，中国会使全世界及本身经济问题恶化和更不平衡，食物及天然资
源价格更高、会呈现更多的环境损害、也更难应付日益老化的人口及过
度仰赖海外市场。”佐力克在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也表示，世界银行与中
国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该如何做出改变？从而在国际经济中承担起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角
色。这些问题涉及增长模式、货币政策、贸易、气候变化等等。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控全大陆41.4 %的财
富；高收入的上市国企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到128倍。中国官
方的新华网报道也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
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文章指出，用意大利经济学
家基尼上个世纪20年代创立的收入悬殊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系数为
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衡。0.2-0.3之间表
示“相对平均”；0.4-0.5为“偏差较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中国基
尼系数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而且目
前“仍在继续攀升”。新华社说，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
显著信号。
中国收入差距明显加大，已经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
尤其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事业集中，带来严重社会问题。世界银行提
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公布的关于印度经济状
况的报告中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
世界银行专家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
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
了2.4%。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
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印度的经济增长，开始于2001年。从2001年至
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7％，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印度的工资
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
300％。八年间，印度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
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印度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
增长的成果。当下，印度人平均月工资2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3650
元。其中孟买和班加罗尔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4.6万卢比，折合人
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首都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22000至
28000卢比(人民币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印度人分享经济增长
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印度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
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
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
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印度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
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印度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
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
印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11000卢比(折人民币每月1700元，北京市
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印度最低生
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12000卢比，退休人
员8000卢比，儿童是10000卢比。与中国西藏接壤的阿鲁纳恰尔邦边疆
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9300卢比(折人民币每月
1450元，与之接壤的云南省昆明市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
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曲靖市、保山市、大理县和普洱县
为 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10800卢比，退休人员
8800卢比，儿童9700卢比。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印度平均计
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
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孟买市2007年预算儿童
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
75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
金额将增加4倍，从5000至 1.6万卢比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
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比增至7000卢比；因
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7500卢比
(1300人民币)；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
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比；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
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
8000卢比。(注：最新汇率10卢比=1.453人民币)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印度，“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
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
外，印度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
恢复了的印度，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印度财政部部长慕克
吉宣布，根据印度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印度
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印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
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夏业良表示，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始宗旨是给国
民提供一个场地，让他们通过聪明才智来勤劳致富。但是，其结果却是
目前的计划思维回归和资源逆市场化配置。夏业良说：“市场经济搞了几
十年以后，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市场化，而是国
家产生了计划体制回归的趋势，经济上出现严重国进民退的格局。市场
机会减少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资源的垄断、控制甚至是掠夺
上。权贵阶层掌控资源、掠夺财富，剥夺了普通人的机会。”
夏业良表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让更加有
能力的人获得更多机会而成为富人。那些能力不足和基础不够的人势必
在差距中落后，不过，国家将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救助穷人，使他们
免于贫困。夏业良说：“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依靠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而发
达起来，他们依赖的是权势、掠夺、垄断和控制来获得财富。”
新华社承认，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间最高工资
与最低工资差距为15倍；群体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上市国企高级主管
与一线工人的收入差距在18倍数左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社会制度畸形导致了中国的分配不均衡，中国收入不均衡的根本原
因是缺乏制衡。财富的收入和分配过程中社会缺少对各种权力的制衡。
政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老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一个讨价还价、
互相制约的机制，国家收入分配肯定不均，财富流向肯定旱涝不均。总
之，中国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制度问题。
中国的“新周刊”曾经戏言，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清
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过，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
制；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表示，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
问题。
只有继续推动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界限内，让普通民众
获得平等竞争机会，拥有更大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
不公、贫富严重悬殊的根本之道。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2012年2月21日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
告》，让外界大吃一惊。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近一半公职人员认为，
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其中，高级别公职
人员对“裸官”更为宽容，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此，有分析
人士认为，这个结果表明，高级别公务员不仅缺乏政治生活中的安全
感，对未来也缺乏确定感。
德国之声就佐力克关于中国经济的评价采访了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的教授刘立群，他对佐力克提出的观点表示部分认同，比如佐
力克提到了一些中国经济方面的负面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经济还是会
继续前行，不会有大的风险。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对佐力克的观
点逐一进行了分析：“他提出的这几点我认为都是对的，首先环境方面，
欠的帐太多了，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增长质量不好，我曾经讲过，GDP
有质量的问题，靠破坏环境来获得财富，这种财富的质量就有问题；经
济结构方面，我们过分依靠出口，内部需求不够，这个问题调整起来也
是要付出成本的，过分依赖出口就需要减出口，一减出口，出口相关的
就业就要减少，这些都会成为调整的成本。但是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
也需要付出调整的成本，因为调整以后才会对中国经济有好处。”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中国经济这30年增长速度非常快，这也
是大家都会同意的。但就目前中国面临的情况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
的人说经济前景非常好，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的经
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面临比较麻烦的问题。中国不存在说真话的环境，
经济学家未必没有看到问题，但是说真话要付出风险，这也是政治上的
问题涉及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的根子问题还是在政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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