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5 16:20:05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领袖之一，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1962年2月24日去世。
70多年前，胡适先生就告诫青年说：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
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
1929年，胡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说，“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有一只鹦鹉，飞过雪
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他
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
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
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胡适谈及在训政时期创办刊物的意义，“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
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
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胡适
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
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发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
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
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负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钳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
泄：一是秘密的小册子，二是匿名的杂志文字，三是今天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
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找快意的谣言了。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
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
当然结果。”
“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
由是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有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
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
实。这个政府，在名义上，应该受一个政党的监督指导。但党的各级机关大都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
没有现代训练的少年党人手里，他们能贴标语，能喊口号，而不足以监督指导一个现代的国家。这
也是不可讳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党不但不能行使监督指导之权，还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最近开
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代表是政府指派或圈定的。所以在事实上，这个
政府是绝对的，是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的。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
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
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
提倡一点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我们深
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
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深信，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
负责任的话。”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
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用说的话。 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有尽可以提起
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
20年后，中华民国的“训政”即将结束，开始步入宪政。1947年7月，胡适说，“我们在今日谈
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
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在30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
但在这最近30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
政党完全不相同。”
“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
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
党，把这30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
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丘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
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
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
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
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
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
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
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1928年的大
选举，共和党胡佛得2千1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4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2千1百多万票而当选总
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
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
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丘吉尔在1945年负着何
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丘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
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
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
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
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
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
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
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
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
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
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
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
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
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1936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100%，或是99%。美国因为容许
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60%。（此指1936年大选的结果。
1932年他只得57%，1940年他只得54%。）这60%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
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
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
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
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
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
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
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
义。依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
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
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
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 ”
1948年3月，胡适说，“容忍‘异己’是雅量，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他说。“一切对异端的迫害，
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
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17、8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我们谈到英国文学
大师阿克顿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
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10多年
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
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17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
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
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
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
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
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15年后(1923)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
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
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
文是这样的：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
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
听。
我在50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
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
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
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
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
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
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
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50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
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
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
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
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
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
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
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50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
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
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
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
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40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
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
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
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
不能享受40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
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
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 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
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
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
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
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
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和约翰高尔文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
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
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
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
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1553年10月23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
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
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竟会宣言‘良心的
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
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
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1554年，高尔
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
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
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
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
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
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
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40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
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
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
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
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40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
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
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
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
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
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从几十年前胡适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又该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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