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0 13:32:53
原中国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担任社长的《炎黄春秋》，多次 专题探讨中国模式，并找来多位大陆重量级学者探讨此议题。学 者认为：没有中国模式，更不能用自满的中国模式，把大陆现存 问题与矛盾掩盖。只有人民幸福和尊严得到保证的社会，才有资 格谈论自身发展模式。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 认为，“中国模式”是一假命题，因为大陆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 步，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贫 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在这情况下谈中国模 式，“确实有些奢侈。”他强调，不能仅仅以经济快速增长来界定 中国模式。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公正与文 明进步，永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 的根本因素。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指出，大陆30多年来的 改革开放，并没超越发展中国家工业文明这大范畴，也没超越其 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与蔡霞观 点雷同的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问道，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好像是把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成绩都认为是模式 的成功，“但是，这模式跟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 国家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吗？！”
专栏评论家邱垂亮也撰文指出，所谓“中国模式”或“北京模 式”，不过是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发展论的延续、甚至是复制，没 什么新意可言。亚洲小龙、尤其是台湾和南韩的专制国度，先自 由经济、后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被认为是此“价值”的实践验证 。邱垂亮指出，问题是：这个“亚洲价值”的实践验证还没完成， 不只还是进行式，而且面临验证失败。新加坡经济发展名列世界 前茅数十年，但政治自由民主化还长期停留在“半自由”、半专制 的非民主状态。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情况相同，民主化进进退 退，迟疑不前。
中国情况更是严重，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不仅似乎不相 关，还似乎背道而驰，经济越发达、政治越专制，是今日中国的 政经现实写照。北京政治学者徐友渔则在《什么是“中国模式”？ 》一文中指出，“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几乎是有多少人就有多 少种回答。但出现频率最多的则是官方的定义，而这个定义的实 质就只有一条：中国共产党不变的执政地位。徐友渔指出，毛泽 东曾对政权下过简洁明了的定义：政权就是镇压之权。30多年来 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条没有变 。文章说，“中国模式”之下的镇压是以“和谐”与“维稳”的名义进行 的，中国民众都知道，网站被封闭了，帖子被删除了，就是被“和 谐”掉了，土地被强征、民宅被强拆，出面指挥的是“维稳办”的官 员，当打手的是“维稳队”的队员。
官方一直是把民生和发展经济做为一个自称为强国的重要手 段。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贫富差距，富人有更多的钱；穷人越来 越少的钱。这就是“中国模式”所谓强大的一个结果。仅从以基尼 系数来计算，整个贫富差距达到完全到了极致，接近0.5了，这还 是官方自己修正过、粉饰过的数字，是10%的人占到了45%的国 民财富，老百姓越来越穷。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人民有钱，人民 没有钱国家强大没有用。
说到强国，历史上秦朝在当时中原是最强的国家，唐朝的时 候，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中国历史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二千年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中国是世界一流的强国，而且按 中国的人口来看，中国有理由在任何时候成为排名第一的强国， 因为人口多有13亿人，每个人扔1块钱美元就是13亿美元。所以 相对来说，最多的人，最大的地区之一，最大的国土之一，没有 理由不成为第一号强国。在唐朝甚至宋朝包括清朝等等一些朝代 ，中国的产值往往占世界产值的一半以上，而今天中国的总产值 GPD只不过占世界的4%到6%。跟历史上从纵项来比，现在的中 国绝对不是一个最强的时代。从横项来比也不算，中国没有创新 的能力，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是自己创造的，都是模仿不仅模仿还 到处盗版，甚至是偷别人的东西，核武器是偷苏联的东西，现在 所有的东西都是偷美国人的东西、偷日本人的东西。这个民族到 了完全谈不上什么强大字眼的程度，而是在做鸡鸣狗盗之事。
强大的国家毕竟是道德文明的强国，在道德体系以儒释道为 主的中华民族有上千年的道德体系，被引进了马列的暴力的革命 学说迫害殆尽了。它在挑战中国老百姓有没有决心和力量，是不 是向国际社会显示强大了、崛起了，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压力、 人权不管了。
一个强国的主要标准，是代表一个文明的崛起。西方最有名 之一的学者马克斯·韦伯讲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崛起？因为 资本主义有它的宗教道德，就是耶稣、基督教兴起，所以是代表 一个文明，而马列意识形态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明，正是阻碍了 中国、中华文明的崛起。中国不能够崛起的原因，还在于大陆官 员从上到下系统性的腐败，还有官员的出逃等等，不管怎么跟他 们说爱国主义，他们最愿意去的地方还是美国、法国、澳洲、日 本等等西方“敌对势力”的地方，并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和财产一道“ 裸官”移居到这些地方。
他们所强调的执政能力就是要管住老百姓，管住网民；说网 民在抗争，老百姓在造反。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表面上强大实 质上虚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9年编撰了厚厚的大 型蓝皮书《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把专政加GDP崇拜捧为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似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21世纪的学习 样板，象20世纪苏俄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样，为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做出了历史贡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 厚泽在重病期间仍然关注对“中国模式”的宣传，他担心“中国模式” 可能在21世纪使中国成为邪恶势力把世界引入灾难，正如同20世 纪苏联列宁斯大林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那样，最终给苏联、 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朱厚泽现在可以安息了，因为广东陆丰的 乌坎农民发动了保卫土地权益的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点燃了中 国又一次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证明了“中国道路”走不通，“中国 模式”被中国农民的抗争颠覆了。
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一书中收 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撰写的有关农 村发展的专题报告，准确地、如实地、深刻地指出了，1989年以 后的改革，使各级政府合法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这也证明了2 0年来把官员制造成为地主阶级的“中国道路”是失败的，这种“富 官改革”是危险的，这样的“中国模式”是破产的。
1982年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 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不明确城市的定义是什么， 如何确定城市的范围，农村土地如何合理地公平地征收为城市土 地。因此，一系列派生的土地征用法规，实际上成了剥夺农民土 地所有权的硬性法令，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人都自己有权以“开发 区”、“园区”、“重点项目”等名义，以低补让价征收农民土地，再 高价买給开发商，从中牟利。地方财政，收入来源60-70%来自征 地卖地，成了土地财政。征用每亩农地的补让，按三年农作物平 均产量折价，宁波为1万元补偿费，但卖给开发商可涨价到50万 元以上。如征用1亩地，纯利润增值49万元，全国的 1亿亩地就相 当49万亿元。巨大的寻租空间，几十万亿元的租金，造就了浑水 摸鱼的以权捞钱的大量贪官污吏，形成了庞大的各级政府以改革 名义合法地垄断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阶级，同广大农民成为利益 相背的对立面。经济上的土地权利益冲突的新式地主官员和失去 或将失去土地的新式贫雇农，成了利益对立的不同利益群体，也 可称为阶层、阶级。这样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有什么值得夸 耀之处？乌坎农民的抗争，实质上是土地革命，戳穿了“中国模式 ”的神话。这既是经济抗争，也是政治斗争，乌坎农民抗争之道， 倒可能成为值得歌颂的新的“中国道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彭湃在广东 话陆丰点燃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一直到中共政权建立之 初农民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是仅仅三年，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农民又变成了国家农奴 。1980年代不彻底的跛脚改革，并没有返还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保持了产权模糊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继续否定土改以后的土 地私有制。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是以剥削农民工的劳动、 剥夺农民土地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地主阶层与贫农阶层的阶层分 化，农村相对贫困化。乌坎农民捍卫自己土地权利的勇敢斗争， 标志着中国的农民开始觉醒了，有自己组织的群体性经济与政治 结合的抗争开始了，中国大地的新一轮反抗新式地主阶级的土地 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了。这是真正的正义的“中国道路”。如 果当局不敢正视与承认官民已是对立的阶级关系的现实，不敢承 认农村的非政府组织、不敢以对话、谈判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只会以暴力维稳的武力镇压、迫害农民的方式扩大矛盾，那 末，必将激化矛盾、恶化事态，扩大抗争影响，最后只能是“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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