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2 14:51:23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教科书总在反复地告诉人们，“落后是要 挨打的”。
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 ，开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 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但是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 而挨打，却并不合乎历史实相。世界经合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 提出了一组数据：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1820年)，中国的G 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12国的12%，更遥遥领先于 美国(1.8%)日本(3.0%)。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 。
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 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 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 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他 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讧而闹出“和珅案”，成为“盛世”实相的两面。
《世界经济千年史》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 球首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乃至后起 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
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导致了中国近代的的挨打。
1909年1月14日，已是农历腊月廿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逝世还不 到3个月，全国人民显得还必须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还是八音遏 密，过年的气氛淡了不少。就在这时候，一场反腐风暴突然刮起。这一天 ，纪检官员（“监察御史”）谢远涵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弹劾邮传部 尚书陈璧“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第二道奏折则是“综述”，认为现在“吏治 窳败，请严饬实行整顿”。谢远涵是京城“名记”、“清流”中坚，奏折一上， 最高领导的批示当天就下达：对于弹劾陈璧之事，由大学士孙家鼐、那桐 “秉公查办、毋稍徇隐”，而对第二份奏折，则转给专门 负责新政改革的“ 大清体改办”（“会议政务处”，原称“督办政务处”），要求他们会同组织部 （“吏部”）研究商议。
大过年的，平地里响起这样一声惊雷，令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忐忑 不安。此时正值宣统新朝开张，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两周前（ 1月2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已经因 “足疾”开缺回籍（参阅本专栏2月16 日《袁世凯冬眠》），袁的死党、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已被免职。
媒体披露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陈璧的腐败，一是经手国际贷款时， 收受巨额回扣；二是利用职权“卖官”。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 案金额在585万英镑之巨。邮传部是大清国官场肥缺最多的机关，掌管着 邮政、电信、铁路等新兴事业，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民国，形成了强大的 政治帮派“交通系”。
惴惴然地过完了年，元宵节后，组织上的调查结论就出来了。关于陈 璧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或许舆论真是冤枉了陈璧，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 经过了政治协商。陈璧被认定要对两个罪名承担领导责任：一是“开支用 款、颇多糜费”，二是“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交部严加议处，”结果 相当严厉：陈璧被“双开”。这就是清末著名的“陈璧案”。
至此，陈璧已经任职1年零8个月，成为邮传部在位时间最长的部长 （“尚书”），而6年间（1906～1911年）13次更换部长的邮传部，也被当 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陈璧革职后，敲山震虎的效果显露出来：邮传部立即开始清理整顿， 裁撤冗员、削减经费。法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大理院等纷纷主动开始 裁员节费。
陈璧其实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上任后，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收回京 汉铁路、收回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等，政绩斐然。但他的大刀阔斧， 也被人理解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 能”，因此“舆论多薄之”。自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如《大公报》就认为 ：“今日贪官污吏足跻满朝，而陈独负其重咎”，认为这还是一种政治路线 清洗而已，陈的错误在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确生动反映了1909年大清国的国情。从辛丑变 法（1901年）开始，大清国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历时8年，却依然没有能在 治理腐败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大校长（京师大 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总结道：“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 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 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 之风公侵国帑。”新政改革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大肆寻租肥己的好机会。
1906年，在宣布立宪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们 会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步骤、路径等进行辩论。在会议上，教 育部部长（学部尚书）荣庆认为，政改应该缓行，因为当前“政体宽大， 渐流驰紊”，官员队伍过于腐败、无能，不仅不能依靠他们实行改革，而 且改革会给这些“神奸巨蠹”们提供 更多的机会。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 “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 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他坚持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清的国 情，不可“不察中外国势之异”，更要实事求是，不可“徒徇立宪之美名”。
历史记录没有显示荣庆的观点是否受到其他与会者的反驳，但显然， 中央集体考虑到了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因此，会议的结论是：一、 必须实行立宪政治改革；二、鉴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 事，徒饰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须先行预备。
反腐败与政治改革，的确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方面，腐 败不除，依靠这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队伍，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 样，成为新的寻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败已经表明了旧的体制和 机制并不具备自我代谢的能力，不改革就无法消除腐败。对于任何一个执 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而在野者“看人挑担”时，自然无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只是一味地 高喊口号，开出空头支票。保皇党、革命党，抓住政府的腐败大做文章， 章太炎就认为，“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 怎么辟得这些瘴气”，却从来没有论证过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平民革命”就 能“辟得这些瘴气”。
这些反对势力开出来的唯一药方，核心就是两个字：我能！果真能吗 ？！
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特征：矛头永远只指向 政府和政敌，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当权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 成了永远正确、不需监督的天使，这成为今后中国一切反对势力的固定操 盘模式。保皇党从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将“保皇”、“勤王”的口号，转化为 了在海外锦衣玉食的“生产力”。而革命党在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同时，将自 己的团体从形式到实质都日益演化为并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帮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 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 极点”。他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 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 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
日本间谍的分析，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腐败在大清国 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几乎人人 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信仰，区别只 在于机会的有无、大小。同样，所谓的“反腐败”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 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 多得利益者”的斗争手腕，骨子里崇尚的还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主义”与“思潮”就不断流行，但 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力的质疑与约束，从来没有被中国人 、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上垒”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对于旨在“ 改朝换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败无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 。贯穿在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己 所不欲、必施于人”，另一方面“施于人者、己必不欲”。当自己总是凌驾 于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收获的绝对依然是 跳蚤……。
近代中国落后，根源何在？大陆教科书将其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欺凌”。固然 ，在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相当程度的损害。然而，外力 ，不可能成为中国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同期也有类似遭遇，比如 日本。
19世纪末，日本推行“明治维新”，由于皇权的开明和支持，变法（即“政改”）成功 ，日本实现君主立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结束闭关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同一 时期，中国推行“戊戌变法”，却由于皇权中的保守派（慈禧太后等）的干预和压制，变 法（即“政改”）失败，中国继续沦陷于封建专制泥潭，仅保持经济改革（即“洋务运动” ）。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中日对比，又是一个反证。满清经“洋务运动”，国力大 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随后发生的“甲午海战” 中，相对强大的中国海军同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决战，竟致全军覆没。船坚炮利(硬件) 何益？只要制度与人心(软件)未改，表面上的富强，不过是贫弱的面具。
中国民众渴望繁荣和富强，但历史的警讯却一再告诫国人：繁荣和富强，未必救中 国。繁荣和富强，是救国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毕竟，历史上，从“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不止一次，但终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 治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先进的制度和焕发的人心，一时的繁荣和富强，都化作过眼云 烟。
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陈旧的制度，在于官场的腐 败，在于政府的昏庸。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源更 在内部：毛泽东厉行独裁，煽动政治狂热，制造红色恐怖，荒废建设，破坏生产，使中 国之倒退与落后，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即便今日，中国大陆依靠外资和外贸，打造了 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制度糜烂，官场腐败，丝毫未改。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精神等综合指标而言，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犹如“龟兔赛跑”，继续保持落后姿 态，已成“挨打”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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