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末世心态弥漫中国大陆的原因

【新提醒】颜昌海：末世心态弥漫中国大陆的原因 - 颜昌海的日志

2012-2-14 13:40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肖知兴撰文指称，中国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 末世心态，呈现“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的情景。此观点 引起了媒体关注报导。有学者曾指，中国社会这种末世心态的情景，与当 年苏共统治晚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末世心态类似。

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将要崩溃之际，统治高层总想重振意识形态，但 整个社会却是最大程度地偏离主流价值观，并迅速传播末世观念。如满清 后世，以白莲教为嚆矢的诸种非主流价值无一例外地宣讲“劫期将至”。对 满清王朝打击最为沉重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利用了外来宗教的壳资源，包 装本土的末世观念，从而掀起大规模社会运动。

末世心态现今弥漫中国。时至今日，虽然说中国社会并不一定在细节上复 现历史，但是其发生学的逻辑却不能例外。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一个表现：公众对主流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认同感， 社会缺乏互信。社会缺乏互信是主流价值观极度自我扭曲的结果，它极有 可能引爆全面社会危机。因此，旅居美国的红色贵族后代、著名经济学家 黄亚生说：“这难道不正揭示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 焦虑和担心吗？”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二个表现：官方不能主导价值观，摇摆不定，自我 矛盾，颠覆民意。在中国社会许多看似根本不相干的社会指标确有着紧密 的内在联系──就是全部的指标都指向了官方统治的适应性问题，执政的 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严重冲突。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三个表现：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变态发泄欲。比如 近年来，当局不断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昭告，旨在缓和民众 对“越反越腐”的不满。但现实的情况是，一党政治不可能建立低成本政 府，也不可能将腐败抑制在较低水平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腐败本身 就是一种政治腐败行为，反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捞取非法利益，只看 工作人员的总数量一项就超过了整个欧洲与美国合计的同类工作人员 的4倍，高达3百余万人。如此庞大的反腐倡廉体系不仅要开支巨额财政， 而且其工作效率低得惊人，以至于反腐要靠官员窝里斗、情妇举报来发现 线索。

官方反腐体系的隐型政治腐败是整个社会道德变态的一种反映。

此外，社会性末世心态还在两个较为微妙的层次上表现出来，比如，他们 反腐本身就是隐型政治腐败，不易被观察人士所注意。表现之一，暴力文 化正在发酵，而非政治原因引发的暴力冲突则越来越多；表现之二，中国 作为持续数年的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出现了集体自杀现 象。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四个表现：国家资本主义是权贵共识。英国学者佩 里·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分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在所有 资本主义国家中，“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现在中国严重的问 题是社会不公，官第三代与官第四代积累给官第五代的巨额负资产。官第 四代他们采取的近乎疯狂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程 度。首先是，国家工程的层层分包导致了高度的商业贿赂；其次是，国有 企业职工作为小众集团，其合法收入再次与社会平均水平拉大。国家资本 主义的疯狂扩张最大程度地挤压了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从而也致使高增 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成为社会常态。这种结构性问题亦少为观察家所关 注。

肖知兴在《经济观察报》撰文指， 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 及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件，是中国社会的两个重要节点。三聚氰胺事 件的受害者是偏大陆、偏底层的民众，温州动车事故伤害的主体则是新兴 的中产阶层。而在动车事故中，体制扮演了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肖知兴 并说，若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 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 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 们骄纵的身影。他表示，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 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 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为此，肖知兴下了一个结论：整个大陆社会上上 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

该“末世”观点引起外界关注，不少媒体进行了转载、报导。台湾《旺报》 以标题“学者：大陆社会弥漫末世心态”进行报导。报导中说，大陆经济狂 飙，但政经体制的缺陷却让整个社会陷入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的境地。有大 陆民众甚至在该文章后留言表示：沉没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沉不沉的问 题、船沉了，P民正好上岸！

关于这种“末世心态说”，著名中国时评作家何清涟曾以中国当局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及所进行的掩盖为例子，指这说明了中国当局一种政治上的末世 心态。“这种末世心态与当年苏共统治晚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末世心态类 似，主要特点就是政治上犬儒主义盛行，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的冠冕堂皇 与私下行为极端龌龊并行不悖，而且当局用各种方式鼓励这种虚伪无耻， 没有任何信仰的犬儒式机会主义蔓延于全国。”

当局对极少数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采取非常严厉的打压措施，这种打压 已经接近秦二世时期赵高指鹿为马的猖獗；而民众则可分化成两类，一类 以玩世不恭之态在安全的边界内抒发自己的不满与焦虑；而另一类不是让 自己躲在“民族主义”的思想避难所里，就是让自己成为毛泽东时代的真诚 怀念者。他们愤怒指责今天中国的苦难来自于全球化与国际资本的压迫， 讴歌他们想像中的理想主义的毛时代。对于这种有助于转移社会视线的愤 怒，因为于当局者有利，当局倒也颇为容忍。这种状态就是苏联崩溃前夕 的社会状态。当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对自己的弟弟讲过：“什么共产主义，这 都是用来哄民众的空话。”

许多分析也认为，官方宣传的“无神论”，是造成这种末世心态的重要原 因。

中华文化过去一直以信仰为本，儒释道文化也都是“有神论”文化。有一篇 文章说，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历经几千 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 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 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然而这一切的中华传统源远文明， 却在大陆建政后被无情地颠覆了。官方用“无神论”砸碎了中国人的道德信 仰，用“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马列理论毒蚀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造成 中国人道德崩溃、信仰缺失。“共产主义”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 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把中华文化 彻底摧毁，马列主义在中国登堂入室。

这60多年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建设社 会主义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但现在，中国大陆还有哪一位真 正信仰共产主义的？！物极必反，人不治，天治。天理昭彰，末世心态呈 现。

当今，中国民间的打假活动轰轰烈烈，今天说你学位假，明天说你文章 假。用唯心的推测去打唯物的假，竟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够风行一时。 假的东西对社会侵害的确很大，公民之间打假也有必要，但不是以唯心推 测的方式，而且质疑的人不能自己当判官。反过来想想，曾经所信奉的东 西要是假的，那多么可怕！

1949年后的大陆人从小就受唯物主义教育，觉得上帝一定是假的。其实， 神佛是真假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如果有人打着上帝的名义来侵害自己的 利益肯定不干，人类没有本事和资格打着神佛的名义为恶。这一点无论是 否信神佛都会这样认知，反倒是有神佛在，人类是平等的，任何人无法超 越的，任何人无法打着神佛的名义来侵害别人。只有灭了神佛以后的信 仰，反倒容易让人做手脚，更容易让人打着信仰的旗号去侵害别人的利 益。比如“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到底谁说了算？自己尽 所能想拿走别人的东西，别人不认同，是被关集中营还是枪毙？这种乌托 邦的理念不是有人真的信，而是需要打着这种旗号去侵害别人。中国近年 来出现对神的信仰，基督教也罢，佛教也罢，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这些 有信仰的人都是以束缚自我为主体，信仰自由的前提是不能侵害别人的利 益。而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就不是“共”了自己家的“产”， 都是带着大家去“共”别人的“产”，然后分给追随者一个小头，自己留一个大 头。

当然，回顾人类宗教的历史也有被胁迫的现象，但那发生在生产力极端落 后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质疑上帝其实是对教会元老产生威胁，因此会 受到严厉的惩罚。记得西方有种说法就是那些牧师指引着别人走向通往天 堂之路，自己却徘徊在人间的花街柳巷，这种情况下，牧师就没有办法打 着上帝的旗号强占百姓家的房子，或者强拆百姓家的房子。但这一点在中 国就做到了，总有一种名义来侵犯老百姓的利益。

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展示给人们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展示到最后是什么都 没有。除了被绑架后出现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对绑架者产生依赖。

30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有了进展。但除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外，随着 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中国也产生出一种奇怪的人“两面人”。

什么是“两面人”？就是内心里，对美国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心驰神往，他 们向往那里的生活方式，向往那里的和谐社会环境、教育制度、价值观念 等等，但外在表现却是坚决反对美国、西方，拥护集权体制。作为党与政 府的干部，他们或者已经身处各级位置，作为文化人，他们尽量把这种政 治态度表现出来，以谋求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人就是“两面人”， 而且是中国的特产。最近，在美国机场被飞机自动扶梯“夹住”的是司马 南，此公在国内，以坚决反对美国著名，他声称美国“类似一个巨大的肿 瘤，世界各地人民都质疑美国”，但正是这样一个反美“战士”，前不久的春 节前夕，却单身飞往美国，与在那里的家人在“巨大的肿瘤”美国欢度春 节。把妻子、情人、孩子送往美国、澳洲、加拿大或其他西方国家，或者 让他们取得移民资格或干脆入籍，或者让他们的家人预留在那儿，以备不 时之需，而他们自己，则留在中国当裸官，当文化上的拥护专政体制的叫 嚣者。把家人送往国外，同时携带了巨量的美元，是为预留后路之举。

以家人、财产去向来对美国及西方文明社会投出赞同票的人，无可非议。 因为人民有迁居的自由，本国不自由，不安全，厌恶了国内无休无止的运 动、批判、瞎折腾，而愿意去一个有自由，有民主，能提供安全感的国家 居住，去一个能体现个人劳动价值的国家居住，这在以移民为特色之一 的21世纪，可以是判断一个国家民心与政治态势的指标之一。但“两面 人”的问题在于，他们阴的一面是骨子赞同美国、西方的社会制度，阳面上 却要痛骂美国、西方，要在与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体制内充当立场坚 定的人。这种身在共营心在资的现象，确实还是中国特有的怪胎。

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前，尽管这些国家也有特权阶层，但没有 出现过大量把自己家人送往美国、西方的现象。眼下的中国，全国上上下 下的官员，特别是掌实权与能巨量鲸吞人民资产的官员，几乎没有把妻 子、情人、子女送往国外作自身安全保险的。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特有的现象？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没有这一现象？ 都是同质的社会制度，为什么在这个两面人问题上出入很大？这要从社会 现状来分析。前苏联，在斯大林死掉后，残酷的政治运动基本消停，这个 国家人少地广，因此，尽管生产力落后，但物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宽裕。 贪官也有，但从揭露出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贪赃枉法的事例来看，也最多 是多几套别墅，多几辆豪华轿车而已，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元资产可以鲸 吞。因为后来的政治格斗中，停止了残酷的杀戮，党政巨头资产还未达到 巨量，而一般的官员资产更是有限，美元对他们都是极其缺乏的，人民享 有的生活相对不是极端贫乏，……。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些官员即使想往 西方国家跑，能力也有限，同时怕被人民清算的恐惧感也较轻。

东欧国家与西欧诸国接壤，受西方文明影响远比苏联大而广，这正如中国 的广州受港台影响远比内地北方地区大一样。东欧各国，当时的社会态势 远比今日中国宽松、温和，自由度也比今日中国高得多，正因为他们都没 有当今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所以他们积累不了多少美元外汇。想贪也没 有，对人民又没有那么多新旧血债，而即使“变天”，他们在本国的生活也 不会差到哪儿去，所以，他们移民或把自己家人送往美国、西方的迫切 性，主客观条件都迥异于现今的中国。反观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后，社会凭着极低的人权优势，积累了巨量美元外汇资产，也正因为极 低的人权优势，他们凭着有意无意制造的制度上的漏洞，凭着极其集中的 政治权力优势，巨量鲸吞了人民创造的财富；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又 向手无寸铁的平民采用暴力反复镇压；也就是说，他们既鲸吞了人民创造 的巨量财富，又不断欠下新仇恨债，社会环境又受到重创，当他们出国考 察目睹了美国、西方国家的发达、繁荣，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的社会福 利，天蓝水清地绿的自然环境，要把子女送往西方的愿望远比东欧和苏联 的官员强烈，想着万一中国有变，那儿将是他们新的乐园。客观上，他们 有了巨量资产可以去美国、西方国家享受富裕的生活；主观上，他们深深 感到被清算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就争先恐后地让家人去美国、西方国 家，为他们继续在中国的巨贪购买好逃生的保险。

这种争先恐后的逃生现象，正反映了满载着14亿人口的大船，将发生巨 变。他们虽然心知肚明，但他们还高举反对美国、西方的大旗，空喊反对 美国、西方社会西化的阴谋，纯粹是秀给人民看的，纯粹是为了转移人民 的视线，为了延长他们鲸吞人民资产的时间，只要让他们脱下裤子，亮出 他们的资产与子女的国籍与去向，他们那个盖着极其自私印章的屁股就露 出来了。

因此，官员中弥漫的末世心态是整个社会弥漫末世心态的最主要原因。官 方不能主导价值观，摇摆不定，自我矛盾，颠覆民意，使得中国大陆社会 变态发泄欲无处不在。官方反腐体系的隐型政治腐败不仅是整个社会道德 变态的一种反映，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权贵共识。

旅日前辈学者马成三教授谈到何时中国人的素质才能赶上日本，感慨“至少 要300年”。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日本的官德和国民素质方面，已成为亚洲 与世界典范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悉日本社会的道德教育，源自中国范鋐所 作的儒家著作《六谕衍义》。“六谕”是明太祖颁布的教化民众的教育经 典，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 为”6方面。《六谕衍义》后经琉球传至日本，成为江户时期广为普及的道 德课本。进入近代以后，“六谕”的主要内容贯穿在《教育敕语》之中。二 战后，日本社会结合民主机制重塑了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六谕衍义》 中的传统道德、修身的相关内涵，仍在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 被传承下来。日本的电视剧中，也能觉出浓浓的传统道德味道。这是只看 到日本“脱亚入欧”一面的学者所忽略的一个事实。

道德观念与自律能力当然不是靠刻板的说教塑造的，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 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今日论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其重点在于如何提高 官德和国民素质。毋庸置疑，百年后的今天，日本仍是最佳的良师。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跨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力量也 位居世界前三名，然而“软实力”却远远跟不上。虽然中国因历史悠久、地 大物博而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的地位，还 不如人口只有中国3.5%的韩国；此外，虽然中国人变得有钱了，然而国人 并没有因此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的敬重。中国曾经位于世界文化软实力的 顶峰，不仅在东亚地区形成“儒学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也曾对欧洲造成 冲击。昔日大唐盛世，超过50个国家的年轻精英云集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 第一大都长安，期待国家升级的日本也不甘示弱，前后200年间成千上万 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大量吸收大唐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如今世人了解的 日本传统文化，大多源自奈良时期，而奈良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复制品。 但到了近代，当欧洲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之际，晚清的中国仍固步自 封，日本却能临危警醒，经过明治维新，终于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一哥”。

甲午一役，中国人终于醒悟，“以日为师”成为当时年轻精英的口号。在晚 清封建专制的压制下，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 炎、黄兴、宋教仁等纷纷选择流亡日本，而负笈东洋的其他革命活动家及 后来的国民党人包括陈天华、邹容、秋瑾、廖仲恺、胡汉民、章士釗、汪 精卫、阎锡山、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白崇禧等，共产党人包括陈独 秀、李大釗、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来都曾留学日本。鲁 迅、钱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等“新文化 运动”时期的指标性人物或后来留学日本的文化精英。

在经历了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化和二战后的经济强国化，日本不仅稳坐东 亚“一哥”宝座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且没有发生一宗高级官员“叛逃”敌营的 丑闻。在“软实力”方面，尤其是官德、国民素质与推动文化产业方面，中 国大陆今天仍应如邓小平生前常说的，“向日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