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7 21:54:27
继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公开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也出面赞同河村隆之的说法，公然否认存在过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一些政客的这种不顾
历史、否定日军侵华暴行的做法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引发震撼。而最早对东京及南京审判的判决起到
关键作用的政府及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人等话题也再次发酵网络。有评论指出，中国官
方因政治需要，选择性的蒙蔽历史悲剧，有一段时间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中是空白的。
中国政府称“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是“国际社会早有定论”的事实。当时的首都南京陷入日军之手
后，30万人在肆无忌惮的烧杀虏掠中丧生。但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却对河村隆之的争议性主
张表示赞同。石原对媒体说：“河村市长说的是对的。我愿意替他辩护”。日本时事通讯社还引述石
原的话说，日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杀那么多的人。
常年研究中国历史的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范埃斯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用“事件”这个字眼形容当
年在南京发生的一切。“总的来说，南京当时发生了大屠杀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历史学家不
知道的是，整个大屠杀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办公室表示，当时市长在接见中方由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员会书记
刘志伟率领的代表团时说，“我怀疑南京大屠杀是否真正发生过，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常规性的战
斗。”针对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南京市代表团访问名古屋期间关于“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的言
论，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南京发布”三次表态，驳斥河村隆之的言论，指责日本媒体炒作，并宣布
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但日本亚洲通讯社的中文新闻网站“日本新闻网”及其微博2月21
日晚系列报导了河村发言和刘志伟书记没做反驳的消息。随后，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刊文
《名古屋市长助理：南京市领导当场的确没反驳》一文指出：我社的网站及其微博报道了河村发言
和刘志伟书记没做反驳的消引起了中国国内许多网民的愤慨，北京时间2月21日深夜零时13分许，
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发表了微博回应，驳斥对河村隆之的言论。但是，这一条微博没有说
明，以上的这一段话，是否是刘志伟书记及其同事当场对河村市长说的。今天上午，我和编辑部的
同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直接找到参加会见的名古屋市干部，直接证实当时的会谈情况。“几经周
折找到了昨日作为市长助手参加会见的榎本先生。榎本先生在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证实，刘志伟书
记在与名古屋市长河村举行会谈时，当河村市长对‘南京大屠杀’一事作出否定性发言后，他没有进
行反驳，而是很圆滑地转移了话题”。
接着网络出现各种质疑声音：“刚听网民说，大屠杀纪念馆70年代前是纪念被国民党杀害30万
人而设的，后改为日本，连数字都懒得改。日本中立人士都认为数字水分太大，他们统计的最多是
10出头。我们拿不出准确的数字和证据，居然凑整数让死人为政治服务。”
再接着有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开始爆料了：在1949年以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抹煞国
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忘记南京大屠杀，成了下意识的政策主流。“如果讲述‘南京大屠杀’，必然要提
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显然与‘大陆官方领导抗日战争，国民党逃跑避战’的神
话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1979年后大陆官方开始承认国民党军队积
极抗战，这才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重新出世。”
爆料者称：1949年共产党占领南京后，在雨花台修建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的纪念
碑上写着：国民党政府在雨花台曾经屠杀了30万革命烈士。毛泽东亲自为纪念碑提词：“死难烈士
万岁”。但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南京大屠杀曾一度被抹煞的事实说
明，为了在历史上圆满一个神话或谎言，就往往不得不另外再追加编造10个新的谎言。制造神话的
结果使中国的历史书中谎言遍地。现在中国的历史书虽然有较大的改进，但近代史的部分仍然掺假
很多。
很多网民表示，以前只知道学术界对30万这个数字一直存争议，“南京当时是大国首都，却统
计不出死亡人数还靠取整，让学术界都蒙羞，没想到，连这30万都是70年代才突然蹦出来的。”署
名为剑中作者的文章指，1945年11月7日，国民政府即成立了“首都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1946年
2月17日，《大公报》发表了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30
万》，对东京及南京审判的判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949年之后，大陆官方对南京大屠杀不闻
不问，相关研究一片空白，直到1985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介绍南京惨案的专著。
文章指出，相形之下，大陆官方由于合法性资源的稀缺，只能蒙蔽历史上的悲剧、惨剧，恢复
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更多的也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血腥的土改、镇反、武斗、饿死四千万同胞
的大饥荒……，哪一个的重要性低于南京大屠杀？中共对历史悲剧的选择性记忆，是希望通过对集
体记忆的塑造，遗忘那些血迹斑斑的历史。”
今天回过头来看，不但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0月底到1938年5月中旬
这一段是空白，就连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当时公开和内部言论中，也很难找到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慎重
地提到这次悲惨事件，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内容。相反，对国共摩擦造成国民党消灭新四军军
部的皖南事件和其他所谓惨案……，哪怕只死了几个人，例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等，倒是大张
旗鼓地宣传。
有关这些史实人们可以查一下毛泽东选集就知道了。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
杀纪念碑”，1979年以前大陆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也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比如1958年版
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这样简单的记述，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而该书在1927年的大事中，倒有蒋介石屠杀
大量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记载。1975年版的《新编中国史》中的“历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也只
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完全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踪影。1979年版的全日制
中学历史课本中，南京大屠杀才首次登场，直到1985年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
念馆”。
日本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要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难道是
因为毛泽东特别地亲日？的确毛泽东本人亲口对日本人讲过“要感谢日本的侵略”之类的话。不过，
毛泽东时代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倒不是因为毛泽东特别的亲日，而是因为毛泽东要丑化蒋
介石，要编造一个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抗日的谎言。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书中，把国民党军
队描述成一见日军就逃跑的形像，声称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80％以上的日伪军，抗日战
争的主战场是在共产党战场，抗日战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如果向学生们讲述“南京大
屠杀”，必然要提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显然与“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国民党
逃跑避战”的神话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当时毛泽东把日本看成是他对抗苏联的盟友，为了这个战略目的，日本的侵华罪行成了小菜一
碟。文革时流行过的小道消息说周恩来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因田中提起他当年参加过侵华战
争，曾在中国苏北连云港服役，爱喝当地的白酒，就要人用连云港的酒瓶和商标装上茅台酒送给田
中，后者不胜感激。日本一些右翼份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说在大陆官方当年
出版的抗战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很少有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内容和详细介绍。
毛泽东等人当年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实不是偶然的，其深层原因在于无论是南京保卫战、还
是南京大屠杀都和大陆官方无关。那是国民党的事，死的是国民党的士兵，被害的是国民政府统治
下的南京居民。不过，要是毛泽东等人有这样的想法还算好，因为这表示他们毕竟还知道南京大屠
杀。更可怕的是他们确实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日本军队无论在中国干了什么，只要和共产党无关，
就进入不了他们的政治视野。南京大屠这段历史真正被大陆人认知是在1980年代之后，而毛泽东时
期，大陆官方跟日本正在邦交“蜜月”，之后或低调或高调纪念南京大屠杀，全看政权需要。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此后的一个多月内，侵华日军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
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毛泽东建政后，南京大屠杀被抹煞了35年。建
直到1983年，才第一次提出修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4年开始筹建。1985年抗战胜利40
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此前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
第一人。1960年，高兴祖等4位南京大学老师带着7名学生在南京大学及周边的人群中进行调查，
1962年，高兴祖完成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直到1979年3月，才从油印本变成
白皮书，还是内部出版物。
在日本，中国学者王希亮曾于2006年《抗日战争研究》一文中披露，“早从1966年起，早稻田
大学教授洞富雄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于1967年出中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南京大
屠杀事件。1971年，《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出版了《中国之旅》，内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
国的战争罪行。战后以来一直被当局掩盖的、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内的日军反人道暴行一下子暴
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海内外尤其是日本社会各界的震惊。”而那时，毛泽东还曾当面感谢日本
首相，说要不是日本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在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
其他领导人公开和内部言论中，也很难找到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慎重地提到这次悲惨事件，控诉日本
法西斯罪行的内容。
相反，对历史上国共摩擦造成国民党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件和其他所谓惨案，哪怕只死了
几个人，例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等，都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又开追悼会又发表社论、公告和对
记者谈话，可以说做足了文章。就连为毛泽东烧炭的警卫战士张思德死了，毛泽东都慎重其事地写
了“为人民服务”，还参加了追悼会。对比之下，同时期死了30万同胞的南京大屠杀好像从来没有发
生过。
据张戎女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在中国粮食不能自给的情况下，毛泽东和
大陆官方还要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的新式武器装备。为此，掏空人民手中存粮，要求人民把家中
粮食交出来，搞共产主义吃食堂；菜刀和做饭的铁锅也交出来，大炼钢铁；新种上的粮食实行统购
统销，收上来的粮食全部交给“政府”，然后由“政府”再分配给个人。在这种粮食不能自给，还需要
大量进口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大量出口粮食搞军事，以便他实现自己“解放全世界”做全世界的“革
命领袖”的“壮志”，饿死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据有关统计，在三年大饥荒（大陆官方美其名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陆共饿死几千万
人，可是即使这样，也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了。对于这些被饿死的同胞们，又有谁来纪念
呢？！
1960年代末，毛泽东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从1964年到1980
年，城市知识青年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网上盛传文章“被强奸女知青人数超过南
京大屠杀”中说，这些女知青中遭受当地领导干部奸污的无法统计。大部份被侮辱过的女知青失去
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
惨案，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据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所著《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3百万人，国民党遗留
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据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1951年2月至1952年5
月间，至少有3百万人在中国大陆被杀害。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1949年至1952年
有280人被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人被杀。虽然具体数字无法证实，但遗留大陆的数百万国
民党人被杀，却有多方包括官方的报告。这些国民党人中，包括北伐和抗日名将多名，至少可以列
出被1949年后虐杀的100多位国军将领，比如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
解甲归田，并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和共军打过仗，更没有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难逃毒
手。
1979年改革开放后，大陆官方开始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曾积极抗战，这才使南京大屠
杀的历史重新出世。南京大屠杀曾一度被抹煞的事实说明，为了在历史上圆满一个神话或谎言，就
往往不得不另外再追加编造10个新的谎言。制造神话的结果使中国的历史书中谎言遍地。现在中国
的历史书虽然有较大的改进，但近代史的部份仍然掺假很多。
南京大屠杀本来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样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政治所利用，更不应该为了政治的
目的来随意篡改和歪曲历史事实。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教科书却是随着政治局势一变再变，南
京大屠杀从被抹煞又一变为被过份强调，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比如2011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4周年纪念日，有学者注意到今年的纪念活动显得比往年
更为隆重。如果说每年的纪念活动都以官方主持的活动为主体的话，这些由政府放收自如的纪念活
动也始终带着对历史某种难以言说的模糊。据官媒报道，12月13日上午，南京城上空防空警报、火
车、轮船同时拉响汽笛，近5千人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活动，向死难者默哀，为和平
祈祷。相关的纪念活动其实自12月5日就已经开始，从纪念征文到抗战老战士报告会，从展览、出
版活动，到烛光祈祷晚会，从历史研讨会，到万人签名活动。学者注意到，2011年的纪念活动之隆
重甚至超出了2007年时的70周年纪念的规模，但这些活动隆重与否都始终带着某种历史模糊；尽管
这些官方活动往往被冠以为和平祈祷的名称，但场景惨不忍睹的历史图片，令人声泪俱下的见证人
回顾虽然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但似乎更重在唤醒国人的愤怒，而在提醒人们牢记日军侵犯时
的滔天罪行的同时，缺少对历史客观、深入的挖掘、还原、探讨与反思。日本国内虽有极右翼人士
试图否定大屠杀的事实，但这种少数人的倾向，却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宣传中给人以十分普遍的
印象。而官方对这段历史的重视长年更多地停留在时时提醒日本对中国人民有罪的问题上。
但74年之后中国年复一年的大屠杀纪念活动，却始终不能提出这段历史中受害人的具体数字，
只停留在一个没有名姓的笼统的,30万的模糊统计。不同形式的纪活动忽略了具体的人的故事。一些
学者近年来因此就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数十年没有名单、没有具体数字的纪念活动使纪念的诚意
多有折扣。上海历史学者朱学勤2007年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曾撰文指出，有具体名单，“才是以
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同一年，网络作家冉云飞也发表文章指出：没有每一个
活生生个体之纪念，是空洞之纪念，是视人如草芥的所谓纪念，是漠视人权的假纪念。”精确的死难
者数字，“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而是这里包含着对人类深深的爱惜、悲悯与同情。”
中日双方对这段历史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解读毋庸质疑，中日学者3年努力后完成的中日共同
历史研究报告，最终也只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达成共识。中方似乎更在意日方承认侵略战争背景
下的集体屠杀性质。2010年，这份研究报告出台时，参与研究工作的中方学者步平表示，在这次研
究中，南京大屠杀关注的并不只是被害人数问题，首要问题是关于这一大规模的反人道残暴行为性
质的认定。这种以控诉与谴责罪行为核心的思维能否有助于让人们记住历史，而不是记住仇恨值得
商榷。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虽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惨痛的记忆，但相关的纪念活动却总是难以摆脱
随中日关系好坏而起伏的政治控制的特色。2010年，中日因钓鱼岛附近发生撞船事件而关系恶化，
民间反日情绪一度高涨，各地陆续发生规模不等的抗日集会活动，但9.18、7.7事变纪念日以及几
个月后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却十分低调平静地渡过。而2011年的纪念活动，恰逢日本野田正彦政
府刚刚坐稳交椅、安排访华日程之际，野田原定12日至13日的访问行程几天前临时在中方要求下延
迟，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方提出的所谓内政理由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无法确定
2011年的纪念活动之隆重的理由，但这些活动无疑对即将到访的日本首相形成某种舆论压力。
南京大屠杀应该被纪念，但中国人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不要让类似的悲剧一而再地在神州大
地上上演。这才是从南京大屠杀的经验中所应该获得的智慧，如果我们的人民能明白这些，那些在
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的血才没有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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