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样板，那么孔庆东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孔庆东认为自己骂人就是“八路骂鬼子”。他骂药家鑫时说：“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满门抄斩！”；他骂贺卫方时说：“你想给美国人当孙子，美国不要你啊，因为你不是你美国爷爷日出来的啊！”；他骂网民时说：“其实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所有的‘五毛’都会被揪出来。你以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来了？一旦查出来，杀头怎么办啊？”；他骂香港人时说：“香港人是狗”和“不说普通话就是王八蛋”；……。
孔庆东曾经靠研究鲁迅谋生。鲁迅曾总结过骂的技巧：“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孔庆东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他不仅注意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人间骂乔布斯道：“乔布斯离开了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苹果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苹果集团现在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网上为了乔布斯的离开而痛哭的中国人都是汉奸！”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一个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名士的基本功。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了，而只剩下骂。鲁迅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孔庆东常常不经意间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琐与缺陷，比如他常说：“爷是北大教授，怎么样？眼红了吧？汉奸王八蛋们！爷家来暖气了，气死你们这帮孙子！”孔庆东不只是骂，他也夸。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鲜比中国好三倍，“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朝鲜人)早都死绝了。”……。
孔庆东深谙信息过剩时代的传播技巧，他为此制造了一批讨巧的笔名，比如孔醉、醉婴、周三、丛剑等，甚至还有一个日本版的“孤岛独一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传播性的口号，比如“北大醉侠”、“北大的马克吐温”。他总结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自称“孔子73代孙”。在《第一视频》中，孔庆东常常以“爷爷”自居，将其他人称作“孙子”。
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团身份。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说了句“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舆论抨击性别歧视，最后只得引咎辞职。但萨默斯的灾难不会发生在孔庆东身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
孔庆东是在文革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这属于当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最为优越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没有赶上“红卫兵”，但“红小兵”还是赶上了，“毛主席培养的千百万红小兵还没死绝，正在拔剑出鞘。”这种成长背景带给孔庆东一种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毛式思维和毛式话语从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他在14岁时写过一首革命诗：“孔庆东，真英雄，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流血与杀头。”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与童年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暴力情结与理想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孔庆东的思想和行为中。
23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领袖孔庆东已经24岁，他终于可以以“北大筹委会”召集人的显赫身份指点江山。当孔庆东的革命梦想随着这次广场运动被钢铁的国家机器碾碎时，他和无数北大人一样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甚至沦落为卖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庆东对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北京已经离他远去，“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在这段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孔庆东只能从风靡中国的金庸热中寻找温暖。武侠从来都是中国小人物的童话。这种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变什么，马克思说过，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直到3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庆东依靠考试和向社团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20年来苦读书，气吞万象志踌躇。今朝识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孔庆东选择了金庸，在王朔看来，这是给金庸抬轿子。在革命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一个自命不凡的犬儒诞生了。
作为一个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条路。据说犬儒的始祖欧也根尼名气之大，连亚历山大都要亲自来拜访。通过他的博导钱理群，孔庆东邂逅了中国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很快，孔庆东与余杰、摩罗被包装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侠”，成为图书市场的传奇。很多年后，贺雄飞这样说：“当年钱理群先生在赞扬余杰和摩罗时所说的‘精神界战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当年我当酋长时的那批人，已经有好几个不‘精神界的战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罗彻底否定了自我，孔庆东则完全沦为‘帮凶’和‘帮闲’文人，只有谢泳先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
孔庆东无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这种权力江湖中，并且如鱼得水。孔庆东以“祥林嫂到底是谁杀死的”，开创了《百家讲坛》的八卦花边模式。不幸的是，孔庆东并没有使《百家讲坛》出名；同样，《百家讲坛》也没有让孔庆东出名。即使这样，在易中天之后，孔庆东还是常常以“百家讲坛开国元勋”自诩，并且发誓他再也不会上《百家讲坛》了。离开出版与电视，孔庆东只剩下北大这个贞节牌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庆东全身心地依靠这个牌坊，竟然终于达到了化境；孔庆东与北大已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孔庆东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庆东。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民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益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物还是，人却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
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讥讽周其凤：“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周其凤不过只是另一个孔庆东而已，孔庆东攻击南方报系实则是替主子出气。
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还是一个赚钱的好手。据说早在10多年前，身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为韩国留学生做枪手，一篇本科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卖到8000块。在这个娱乐时代，名人走穴远比枪手赚钱快，孔庆东这些年千山万水地去走穴，甚至连偏远的三线城市平顶山都不放过。走穴赚的是知名度的钱，知名度就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孔庆东长袖善舞，炒作有方；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话，不怕人指脊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毕竟靠着北大这个蔡元培胡适们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财大气粗的孔庆东不仅不屑于做枪手，甚至有钱雇枪手了。
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
原北大中文系主任、现山大一级教授温儒敏在青岛大学作了题为《大学传统与大学文化》学术报告，在报告中温儒敏把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所遇到的问题概括为“五种重病”；温儒敏长年久居高校，他深谙其中之道。
“一病”：市场化；病例：北大校园到处都是广告横幅，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病因：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病症：大学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办各种班“创收”。病害：赚了一些钱，风气坏了，人心野了。
温儒敏指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高等教育欠账很多。由于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不少大学不断扩招，来获取学费。还有就是“创收”，办各种班，尽管是赚了一些钱，但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他认为，现在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世俗、庸俗。温儒敏还描绘了北大的现状：到处都是广告横幅，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赚钱班。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
温儒敏还强调，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许多教授往往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现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北大有些院系教师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础学科教师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温儒敏认为，容许一部分老师“先富起来”，多拿一些钱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没有管理，否则有些教授可能就是为钱上课，而且造成校内贫富不均，两极严重分化，学校成了市场，人心搞得很势利，既不利于校风建设，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二病”：“项目化生存”；病例：在山东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竟成了新闻；病因：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的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病症：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病害：浪费人生，浪费资源，学术腐败。
温儒敏解释说，所谓“项目化生存”，是对那种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的描述，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这种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还有，就是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有些老师其实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这其实也是市场化的弊病。
温儒敏表示，现在学术腐败严重，假成果、假学问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现在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上课。
“三病”：平面化；病例：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病因：追求大而全；病症：大学合并；病害：办学个性与特色丢失。
温儒敏认为，大学越来越失去个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质化了。许多大学合并，就是贪大求全，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温儒敏举例说，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
“四病”：官场化。病例：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病因：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病症：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病害：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
温儒敏指出，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不懂业务，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致使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
温儒敏认为，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五病”：“多动症”；病例：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接着又搞“元培学院”；病因：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病症：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病害：折腾效果值得怀疑。
温儒敏在最后一病中指出，教育有滞后性，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被称之为“无疾而终”，接着又搞“元培学院”。温儒敏最后表示，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动”。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致使教育成“大跃进”。这种趋向日益严重，对大学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
但温儒敏所说的病例、病因、病症、病害等等，都和北大无关。因为北大有个孔庆东，正如中国有个毛泽东，只要旗帜不倒，自然就百毒不侵，百病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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