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6 17:00:55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 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 “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 。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 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 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 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 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 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人们塑造了 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那么，在人们 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 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南风窗》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 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 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 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 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唐启 华认为，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 。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 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 。但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记载的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 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 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 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 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 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 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 山东问题的条约。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 ，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 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 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相反，孙中山在 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 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 ，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 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
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既然如此，为何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 ？这源于今天人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 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 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 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 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专制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 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 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 、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 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 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 来成为常态，窄化了人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 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 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 能下定论。
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 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 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 、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 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 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 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 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 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 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 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 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 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 ，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 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 ，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人们 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当然，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比如巴黎 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但外 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 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 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 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 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 ，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 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 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 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 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 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 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 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 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 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 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 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 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 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 的民族情绪。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 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 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 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 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 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 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国大陆官方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 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 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 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 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 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 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 ，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 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 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 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 。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 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 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 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 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 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 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 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 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 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 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 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 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
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 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 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 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 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 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 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 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 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 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 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 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 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 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 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 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 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 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 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 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然而，过去的历 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 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 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人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 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 代。
由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 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 程中，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自我疗伤。
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 诉国人列强欺负中国，中国人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 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 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认定自己是 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 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
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 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 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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