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9 February 2012

龙应台、哈维尔与文化精神

龙应台、哈维尔与文化精神

2012-02-29 17:17:55

龙应台女士是台湾首任文化部长,但究其半生基本从事的都是“文化政治”。从她的《野火集》成名作开始,龙应台女士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者应该说,龙应台的性格大约先天就拥有这种特点,她关心的总是文学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龙应台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德国、欧洲,这是三个反差巨大的文化,但是这三种文化的明显不同,中西,欧美,英语文化和德语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不同,所带来的历史,以及现实社会和政治现象、历史结果的不同,写作始终围绕着“文化政治”问题。
大约10年前龙应台重新回到台湾担任台北文化局长,就更是一个“文化政治”职位。她主要从事的是文化领域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如何建设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从台北文化局长下来,以及此前、此后的去大陆,龙应台女士涉足的同样是“文化政治”问题。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到台湾,龙应台带着母亲去看,所谈到、想到的还是政治问题。
对于共产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和传统的关系,和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异同,是龙应台女士最关心的问题,和想要探究的问题,涉足“文化政治”,才会和那些在文化精神上格格不入的人交流。时下,龙应台到大陆,再返回台湾担任文化部长,而她从事的依然是“文化政治”活动。
说到文化,就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界线最清楚的,还应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许多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曲阜的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很难恢复其完整的原型。好在被儒家熏陶的韩国至今依旧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导,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而对韩国人而言,祭孔大典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39位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释奠大祭已经成为了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第85号。
如果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要瞭解真正的中国,就必须先要瞭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文革”不仅仅是失去的10年,更是断裂的10年。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并没保存好精神文明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以及传统等精神文明,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随后他们很快又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结果是中国虽接受了西方文明,但接受的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接受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频发种种事故,也是因为缺乏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其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上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众所周知,精神文明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并且西方国家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却忽略了这个事实。
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破坏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钱”看的同时,使得仅存的那么一点“道义”随之贬值。
外国学者常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在中国。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中国,人们遭到了莫大的痛苦,也不难理解中国对“文革”的态度较为消极。但对中国而言,“文化大革命”不是应该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该克服的对象。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克服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
说到“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也就不能不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哈维尔对中国的前进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前进,有着巨大的借鉴和方向性意义。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体制于1989年崩溃前,瓦茨拉夫·哈维尔已是捷克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他成为反对运动的非正式领袖时已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虽然希望回到写作生涯,天鹅绒革命却让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1993年后,他又当选为新成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直到2003年。
哈维尔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历史性的巧合,使他成为一名不平常的政治家。他给1989年后的政治带来了某种对党派的不信任;曾是异议人士的他,认为强调政治的道德层面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立场使他和拥权的实用主义者和技术专家无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瓦茨拉夫·克劳斯后来继任成为总统。
哈维尔的公共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艺术家(1956-1969)、异见人士(1969-1989)和政治家(1989-2003)——但在其公共活动中,他一直结合了这三大身份的触觉。20世纪60年代,身为名剧作家的哈维尔显然是十分“政治化”的剧作家,致力于描写体制的荒谬之处。他也是审查和其他侵犯人权做法的最有力批评者之一,这使得即使是在自由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他也被视为异议人士。
1968年8月由苏联领导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行动后,哈维尔被列入黑名单,并遭到公开的迫害,但他仍然坚持反极权剧作的创作。1977年,他和其他200多位异见人士成立了人权运动“77宪章”。它很快就成为反对派的领导力量。哈维尔是77宪章运动最早的三位发言人之一。隔年,他写了具重大影响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将1968年后“正常化”的捷克斯洛伐克体制,描述为建立在谎言上的道德破产的体系。1979年,他因在“维护被不公正起诉人士委员会”的活动而被判处5年徒刑。委员会是“77宪章”的一个分支,目的是监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违反人权和人们被迫害的情况。后来,哈维尔因感染肺炎,于刑期接近结束时被释放。他在狱中的哲学文章《给奥尔嘉的信》,很快就成为经典的反集权主义文学著作。
成为总统后,哈维尔继续结合了政治人物、异见人士和艺术家的触觉。他坚持亲自撰写演讲稿,其中不乏哲学和文学作品。在这些演讲中,他不但抨击现代政治让人丧失人性,也一再呼吁捷克人不要沦为消费主义和愚昧党派政治的牺牲品。
他的构想是在强大的公民社会和道德的基础上建立民主。这一点与另一位后共产主义转型领导人克劳斯大相径庭。克劳斯主张快速转型,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牺牲由法制带来的道德顾虑和羁绊。他们之间的冲突在1997年白热化。当时,克劳斯领导的政府因一系列丑闻而倒台。哈维尔将克劳斯的后共产主义改革所建立的经济体系称为“黑手党资本主义”。
克劳斯此后虽然未再出任总理,但其“实用主义”方式却在捷克政坛中取得了优势,特别是在哈维尔于2003年卸去总统职位后。事实上,哈维尔最大的挫折,可能就在于大部分捷克人现在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政治党派沦为强大经济集团代理人的地方,而许多经济集团是在克劳斯负责的、充满腐败的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
在总统任期的最后数年中,反对哈维尔的政敌讥讽他是个幼稚的道德主义者。另一方面,许多捷克百姓也开始不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像是在不停地说教,也因为他反映了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时期缺少勇气。哈维尔虽然在国外继续享有崇高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在国内得到的支持已经动摇。
不过,情况现在已经改变。捷克人对当前政治体系无所不在的腐败和其他无能之处日益不满,越来越多人因此开始领会到哈维尔道德呼吁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他如今逝世后,他已经快被戴上预言家的光环,被认为预见了今天的许多问题——而且不仅是国内的问题:在担任总统时,他就一再呼吁人们注意工业文明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力量。
许多人会问,是什么让哈维尔变得与众不同?答案很简单:正派。他是个正派、讲求原则的人。他反对共产主义不是因为有不可告人的个人企图,只是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适当、不道德的体系。在担任总统时,他支持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但他并没有大谈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只是强调需要停止独裁者对人权的侵犯。
在政治生涯中一直坚持这些信仰,让他成为现代世界再也看不到的政治家。或许这正是世界特别是欧洲——面临持久危机的原因,能够带来有意义变革的清晰、义正词严的声音消失了。因此,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伟大信奉者,哈维尔的逝世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他是如今已经绝种的、可以在非常时期发挥有效领导能力的那类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正义和公共利益,而不是攫取权力。如果世界要成功地从各种各样的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让哈维尔的精神不死。
和哈维尔一样,龙应台信奉民主自由。在批评中国大陆的文章里写道:“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她也批判台湾的执政者:“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在面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者时,她的文章里这么写着:“你容不容许媒体独立,你尊不尊重知识份子,你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龙应台曾说:“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龙应台的《野火集》在当时的台湾引起极大的反响。据说20日内加印24次之多。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每5个人有1~3人看过这本书。《野火集》对台湾的解严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野火集》后来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中国的大学生中也有极大的反响。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认为这本书写的其实不单单是台湾,也包括中国大陆。
龙应台认为,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同样是祭鬼酬神,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因为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说,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
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会造成不同,所以人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而政治强权做不到的,是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
龙应台认为,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如果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这就错得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人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问题在哪里?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
龙应台也曾说,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因为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所以,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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