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深圳繁华、时尚，但深圳也有一段不能磨灭和忘记的历史。
人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实际上，在1979年“5·6”事件前，深圳还出现过3次大规模逃港事件。也就是说，在中英双方于1951年封锁边界后的20年里，深圳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偷渡。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最后这次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30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但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那些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发生在1960年代的那次逃港事件，更是波及全国持续3个多月，宝安县公安局事后调查形成的《宝安县有关外流情况综合材料》显示，1961年8月宝安县实行对外开放，放松边防管理。也是这次尝试性的开放，让本只是在宝安一地的逃港事件发展成波及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全国性事件。
毛泽东由于治国无术，权斗不息，1949年执掌大陆后，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挑起国民互斗为纲，导致文化、道德沦丧贻尽，经济瘫痪，酿成惨剧人祸，国家动乱，人心不归。为转移国际社会的目光，鱼目混珠，其下属就挑起“六二”入港大逃亡，利用此次事件来掩盖当时国内发生的惨烈事实真相，但由于港方一下子无法接收涌进来的这么多逃亡者，不得不遣返一部分，于是这部份人又由“奉旨”逃亡变成了非法逃亡，真让人啼笑皆非。
究竟“六二”大逃港逃过去多少人？人们采取了一个最简单，但也是较为可信的办法。即港人手中掌握有香港1950年、1960年、1970年的人口数，把每十年的两个数字相减，就得到了10年中香港人口的增长数，再减去10年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生育）数，当然就是10年中“意外来港”的人数。照这样算，港人采用港督姬达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用“实际人数”减去“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便是“非正常增长”人数。这个数字为：12523万。这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0的2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是1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18万人）外，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近90万。同样计算，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达8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18万人）外，这1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在60万以上。由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除1960年、1961年逃港人数较高外，其他年份的逃港人数都在一两万之内，逃港集中在大陆放行的1962年高潮期中出现，所以保守估计，高潮期中逃出的人数也不会少于20万人。而实际逃港（包括未逃出）的人数，当然更多。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的。进入21世纪，宝安县的老百姓回答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人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深圳著名报告文学家、《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披露，1982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听到当地(宝安县)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他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戏。
他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但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他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他发现人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他再去找他们时，发现他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他。他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人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人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人们村里就有。”
于是，他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他住在村里，他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他。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他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他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他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他：“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他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人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人们向前看了吗？因为他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他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他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19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部，还不敢放开同他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他请到屋里去，请他喝茶，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陈秉安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他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把他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他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他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陈秉安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他握住陈秉安的手，这时陈秉安明显感到他的手一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太惨重了。
陈秉安还是叫他陈支书，“陈支书，你是条好汉，人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他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陈秉安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指陈秉安来采访他)。
陈秉安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我们(村民)都想这么搞(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好他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陈秉安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人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他“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入21世纪，回答他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人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陈秉安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后来陈秉安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陈秉安一直在追踪，他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他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他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现在，经常看见网上“用脚投票”这样的用法，只知英文里有to vote with one's feet的说法，还真不知道中文里是谁率先用上这话的。其实，看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秉安著《大逃港》就知道，此话是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的习仲勋说的。
习仲勋，就是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父亲，改革开放初期任广东省委书记。
1990年，特区成立十周年，陈秉安采访习仲勋，习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陈秉安的《大逃港》，就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但这不仅仅是一部逃亡史。它在告诉人们，民众曾用脚投票，逼统治者改革开放。如今，中国式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瓶颈，形势逼人。回顾大逃港这段不能磨灭和忘记的历史，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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