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9 February 2012

跟着稻草人起舞的政治游戏

跟着稻草人起舞的政治游戏

2012-02-29 16:01:47

3月5日学雷锋日又要到了。官方再次高调要求各地把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强调社会要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在道德乱象丛生的中国社会,“雷锋精神”还有多少召唤力?要挽救中国的道德危机,“雷锋精神”能帮多少忙?成为热议的话题。
官方强调,学雷锋不能“3月来4月走”,要常态化。今天的中国社会助人为乐确实需要提倡,但问题是,还有多少人相信雷锋精神呢?曾任教于江西一家党校的李思华老师说:“雷锋是一个假造的形象,雷锋的假是由很多很多方面构成的,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严格意义上来讲,雷锋就是一个造出来的道具,掩人耳目。”李思华老师说,要重新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必须要从依法治国开始。“正因为没有法律标准,道德上就更没有底线。”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舆论中出现有关社会道德大滑坡现象的讨论,特别是去年以来,摔倒老人无人扶、广东两岁女童小悦悦车祸后18名路人没有相救等现象都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强调学雷锋,被认为是官方应对道德滑坡问题的策略。
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分析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的根源时说,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的道德说教是虚伪的,甚至是骗人的。比如中国的各级官吏不廉洁、不敬业、贪污腐蚀和嫖赌、坑蒙拐骗,种种原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姚立法表示:“这是一个道德危机,整个政府官员和执政党的官员他们的言行在败坏社会风气。国家制定的很多法律是不管用的,不能兑现的。”新浪网上一个叫“新疆我的环境”的网民表示,毛泽东向全国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可是现在穷人都在学,中国官员、富人干么去了?都在为自己捞钱。叫“碎片化”的网民在微博中说:重提雷锋,是因为对已业丢失的道德风尚和普世价值的怀念,还是为校准这个时代巳经错乱的道德坐标?雷锋不会在一个信仰缺失、价值混乱、世风不正的生态中回到我们身边,雷锋不是有钱便可呼来的模特。很多网民表示,学雷锋不只是人民的专利,领导干部应首先带头学。
湖南长沙近日展开“重温雷锋日记,续写《雷锋日记》争当雷锋传人”的活动;中国全国妇联在发出学雷锋通知;对于“学雷锋活动”再起,北京新闻工作者高瑜说:官方今年借着这个由头大张旗鼓的来重新学雷锋,的确是很笑话的。高瑜提到,号召国民学雷锋有两个理由:一是今年为雷锋牺牲50周年;二则是毛泽东为雷锋题词49周年。高瑜说,当下中国社会贪腐到了以复加的地步,妇女既是腐败的受害者也是腐败的参与者。高瑜说,网上流传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大约96%的官员都是贪官,而逢贪必包“二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妇联也号召妇女学习雷锋,能起到什么作用?!高瑜还以广东小跃跃事件和南京一个帮助倒地妇人的男士反被判有罪的事例说明中国制度的缺失,带动道德标准的沦丧,就连法律也不能为助人为乐的人伸张正义。她认为“中国就是这样,制度欠缺的时候,他永远就是要用道德的说教来弥补制度的不足。”
高瑜指出,现在中国学雷锋应该首先从高层做起,或许还能起到积极作用。但从目前各级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的部署和官媒的学雷锋专栏中均没有看到“领导干部带头学雷锋”的提法。有评论家指出,鉴于目前党情国情民情社情,必须提倡官员带头学雷锋,并要让民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否则,当下的学雷锋难免会让老百姓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
律师李天天表示:“雷锋本身就是个很假的东西。他的故事都很假,网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雷锋当时他的日记、他做的事情,连照片都是假的,就是给老百姓造神。”李天天认为,道德素质是本身一种自愿的行为,如果是被要求,被教育而且是被不道德的政府和官员教育,那能有什么作用呢?!学雷锋是一种政治灌输的手法,面对一个新时代的教育,没有实际效果,因为没有人相信,也是一种非常弱智的操作手法。
香港“明报”报道说,自从毛泽东近50年前发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来,“学习雷锋”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空洞的形式。有人戏谑地说,“雷锋是3月来了4月走”。这次中国政府要让雷锋“常住”,就要解决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和社会诚信缺失两大问题。来自雷锋故乡湖南长沙的博客小树认为,这可能让“雷锋叔叔肩负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雷锋实际上是几十年前也是官方刻意树立的一个典型。他本身就不是在常态中或者是在民众中自然涌现的榜样。本来就是人造的一个典型。现在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有腐败的现象,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一种信任感,社会也缺乏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把过去几十年前的榜样再摆出来,能不能收到成效真的要打很大的一个疑问号。他表示,如果真的要学习雷锋好榜样,领导干部应该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不能只让百姓学雷锋:“如果真的要树立榜样的话,官方自己先要带头,先学习雷锋。先有刁官,后有刁民。先把官制良善,然后再去教化民众。官员良善了,然后才能够在社会上起到榜样的作用,才能去教化民众。现在官员自己都是这个状况,有什么资格去教化民众?!”
将“学雷锋”常态化能否起到中国政府希望的效果?中国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吴非博士表示:在外人来看也许没什么解决,但国内媒体一定是提出了就没有不能解决的。就像中国提出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半年里文化就已经建设得很好了。“这个雷锋呢,我想半年以后或者再短点儿,3个月以后,雷锋就是万灵丹,就解决了社会所有的疑难杂症。”吴教授进而表示,政府想借学雷锋重塑道德和重建诚信只能说明政府在管理社会方面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因为如果你是学习雷锋,那么道德上学习不止雷锋了,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如果官僚界只会学雷锋,表示脑子里只有雷锋是可以学习的,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面临道德滑坡的时候,它只能想起雷锋,这些人脑子里也就是说在管理上是一片空白。”
雷锋已经故去50多年。雷锋在时下的中国社会是否是那种“死了但却还活着”的榜样人物,让人去学习和效仿?突然想起1964年腊月26,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在放羊而遭遇暴风雪。1957年的右派分子哈斯朝禄正好看见了羊群,并且发现了龙梅。他把龙梅救到白云鄂博火车站的扳道房,然后呼叫其他铁路工人一起到山里救出了玉荣。救人救羊的哈斯朝禄因为右派身份,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被诬陷成偷羊贼,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直到1972年因为他的小女儿在兵团大火中牺牲,才被提前获释。但龙梅和玉荣倒因为“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感动了的几乎所有中国人,当知道以上实情之后,中国人该有怎样的心情?!
雷锋,1959年冬天入伍,1962年8月份去世,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一个22岁的普通青年居然在活着的时候就成为几亿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在其死后几十年,依然配享歌颂祭奠,堪为人类历史上的“造神”奇迹!
那就让事实说话,让真情还原。
雷锋,原名雷正兴,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出生,7岁成为孤儿。1959年冬,19岁的雷锋身高1054,体重不到100斤,被破格批准入伍。此人聪明活泼,积极上进,喜欢表现,应该说他在入伍前的原单位口碑已经不错。正式入伍前,被推荐为临时通讯员,早上早起,为室友准备好洗脸刷牙用具;晚上,给首长端洗脚水;逢人就讲应征入伍的大道理,自己还没正式当兵,就给刚入伍生活不适应的新兵做思想工作。凭着这些积极表现,雷锋很快正式入伍。1960年4月,雷锋所在部队在抚顺抢挖水库的泄洪道,雷锋本来因重感冒休息,却参与到抢险工作中,最后累倒下。因此,雷锋立了三等功,在部队出了名。
而雷锋的真正崛起,是从一件虚假的100元捐款开始的。1960年8月20日的雷锋日记写到:“望花区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我把平时节约下来的一百元钱,支援了他们;辽阳市遭受了洪水的灾害,我把省吃俭用积存的一百元钱寄给了辽阳灾区人民”。1960年9月以后到1962年去世期间的多次报告演讲中,雷锋都提到自己的捐款事迹。但给公社的捐款,却从来没有得到公社的承认。可是,雷锋在1960年9月份以后的多次做报告中都说他向该公社捐了钱。更加可笑的是,多次的报告中,雷锋所说的捐款的时间、场景、地点都不同。和平公社成立于5月份,雷锋说是7月份;雷锋说的望花区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根本不存在,直到1961年开始的报告中,他才说对了公社的字,是和平人民公社。他说从储蓄所拿出了200元,也根本没有任何凭据。
1960年8月28日,雷锋在给辽阳市委的信中说:“现在部队每月发给我们6元津贴,我每月除了理发花5角外,余下的钱我都存到储蓄所。入伍后我把在工厂时候攒的40多元,都带到部队存到了储蓄所。我在部队短短的7个月里,又节约了津贴费30多元,到现在为止,我已储存了100元钱”。据此可知,到1960年8月份,雷锋的储蓄总额,30多加上40多,也就80块左右,别说200元,100元也不够。怎么能从储蓄所里拿出200元呢?不过8月28日,雷锋确实给辽阳捐出了100元。如此,雷锋怎么可能又在8月前把100元钱捐给和平公社了呢?更让人奇怪的是,1960年8月下旬,时任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报道干事的张俊拿着和平人民公社和辽阳市委的表扬信奉命来到雷锋部队给雷锋拍照采访。1960年11月26日,采访雷锋的文章《毛主席的好战士》发表在沈阳军区的《前进报》上。1961年2月雷锋上了《解放军画报》,之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雷锋之名雷震全国。
1962年春节前后,张俊接到的任务是给雷锋补拍照片,用来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这些补拍的照片也是漏洞多多,比如雷锋白天打着手电筒看书,穿着棉衣的雷锋在8月给公社捐款,错误的投弹姿势等等。因为这些补拍照片的缺陷,正当他们要到部队找雷锋重新拍照的时候,雷锋“牺牲”了。1962年8月15日上午十点多,雷锋指挥他的战友乔安山开车通过一个狭窄直角的道路时,后轮刮倒一跟拴着铁丝绳的木桩,在铁丝绳的弹力下,木桩飞出正好打在雷锋太阳穴上,雷锋顿时倒地不省人事,后抢救无效死亡。经过调查,此事确证为意外事故,乔安山没有任何责任,给了雷锋一个“因公牺牲”的定论。
勤俭节约、忆苦思甜、救灾捐款、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因公牺牲”了!8月17日,抚顺市公祭雷锋。之后,雷锋英灵更加显赫。1963年3月5日,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从此,3月5日成为向雷锋学习日。
雷锋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当他多次凭借半真半假的捐款事迹作报告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是怎样的动态?可以从《雷锋日记》了解一二。1963年1月,雷锋的几个日记本开始被编审整理。参与编审的人员还是非常负责的,花了很大的功夫,把雷锋摘抄他人的语句甄别出来,把可以确定为雷锋原创的内容整理编纂成《雷锋日记》。其中,雷锋有这样一段话:“过去我看见有的人入了党,有的评为了模范,可是自己进步为什么就慢呢?经过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我找到了原因,原因找到了,我就处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抢着做各种工作,因此也评为了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革新标兵等。”
可见,20岁左右的雷锋心里有着强烈的“上进心”、“成功欲”、“表现欲”,单纯的年龄却有着复杂的功利心,天真的心灵却藏着老谋世故的企图。在那个运动不断的政治年代里,一个22岁的普通士兵,只因为表现积极和半真半假的捐款表功大会,就被媒体捧上了天,死后,还被祭上了神坛。
曾有外国记者参观了雷锋纪念馆之后指着雷锋做好事的照片发问,你们中国不是说做好事不留名是美德吗?雷锋做好事为什么还有照片记录?!不少人质疑雷锋的真实事迹,雷锋曾在一篇日记中记录了他一天捡了300斤大粪,有网民质疑,当时大饥荒年代,粪便少的可怜,换做现在一个农民要捡到300斤粪便可能要花费一周时间;此外,雷锋能在那个年代留下无数的照片也令人不解:那个时代拍照都是一件奢侈的事!
雷锋最著名座右铭是“对敌人要向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对同志要向春天般的温暖。”对此有学者质疑,政府号召学雷锋是否暗示中国又要回到大搞阶级斗争的“极左”年代?若是,现阶段哪些人是阶级敌人呢?!
毛泽东题词号召人民学习雷锋,就是要学习他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把死去的雷锋恭敬地摆在了高高的神坛上。雷锋语录的效力一点也不比毛泽东的差,毛泽东所谓的阶级斗争是暴烈行动,雷锋则把它具体化了,告诉年轻的一代,阶级斗争就是要夺过鞭子揍敌人,对待他们就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文革中的红卫兵暴打地富反坏右分子,很多人都亲眼目睹;那些都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全都跪在地下,而红卫兵什么都不说,解下武装带,抡圆了胳臂一个一个的没头没脸地开打,顿时鬼哭狼嚎般的惨叫,鲜血横流。他们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假,可是这些红卫兵身上看不出任何人性来,人们头脑里总是显现出希特勒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身影。
人如果没有人性,跟禽兽就没有什么区别,尽管身上穿着禽兽做不出的衣裳。
雷锋不是好榜样,还因为他的另外三件事——
第一:雷锋不专业。作为一个汽车兵,雷锋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汽车驾驶、汽车保养和汽车维修上,只见他天天喊口号,月月写博客(当年叫日记),谈的都是阶级仇恨、忆苦思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如果是一个护士,就要努力完善打针、包扎等护理技能;如果是一个医生,就要竭力提高望闻问切等诊断水平;如果是一个网络营销员,就要全面掌握门户站点和搜索引擎的数据分析能力;如果是一个投资者,就要成为分析财务报表的行家里手。如果是一个总理,就必须懂得综合利用利率、汇率和税率来提高就业和抑制通货膨胀;如果是国家主席,就必须对宪法和法律烂熟于心。不专业而讲政治,最终害人害己。雷锋教出来的学徒同样不擅驾驶,最后撞倒了木头杆子,砸中了雷锋。
第二:雷锋不职业。所谓职业,就是在工作上不管对象,拿出同样的水准和态度。雷锋说,对同志象春天般的热情,对阶级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这是完全错误的,是与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如果是一个护士,不管病人是国家主席还是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囚犯,要同样的细心、同样的爱护。如果是一个投资者,与李彦宏、丁磊谈判的时候,绝对不能横眉冷对,甚至拿起茶杯砸过去,虽然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
第三:雷锋没有公民精神。公民精神,就是要监督政府行为、维护自身权力。雷锋表示要对党无限忠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这种封建思想只能流行于200年前的大清王朝、300年前的法国波旁王朝和400年前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如今,不但普通老百姓要监督政府、监督党,党员也应该监督党。所作所为背离了人类的价值观,就应毫不犹豫地与之分道扬镳。
人类朴素的互助精神,自古而然,传统社会通过三字经等读物,使孩子们知道做好事是一种人道或孝道,慈善、乐于助人在宗教文化里,也是获得善报的必要条件。学习雷锋,却不从人类文明宝库中获得素材,将雷锋打造而一个革命圣人,其政治用意昭然若揭。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学习,是因为雷锋日记里有一条,人不吃饭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行。将学习毛泽东思想与人的吃饭看成一样重要,一个是生存食物,一个是干革命的精神食粮。
而学习雷锋,人类本能的善良仁爱精神 却没有任何尊重,似乎一切做好事,行善举,都是学习雷锋;学习雷锋做好事,又与雷锋的政治热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巧妙联姻,几乎做到了天衣无缝,却使人忘却了自己源于内心的真诚与爱意,人的互助与关怀,只能与政治行为联结在一起。学习雷锋成为成人世界的谎言,也被制作成青少年世界的蜜糖,孩子们被迫服用。服用这颗蜜糖之后,就会反智,不顾常识,被组织或有关部门驱使,利用,制造另一种假像表演着。
随着网络时代到来,雷锋日记不断被质疑,伪造的神话,总会被人揭出破绽。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所敬仰的人是个虚假的骗子,该是怎样的心情?当发现雷锋,居然是一个炒作的典型,一个作秀的骗子,又该是怎样的心情?!
国际在线报道2月23日报道:2月22日,湖南省会千所学校、百万学生“续写雷锋日记,争当雷锋传人”活动启动式在湖南大学举行。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说,希望每位学子在学雷锋实践中不断创新学习载体、丰富时代内涵,续写雷锋日记,书写青春篇章。陈润儿这样的官员,自己学过雷锋没有?网络上检索,没看到他自己学雷锋的日记,也没有看到他学雷锋的报道。现在他要求百万学生去学雷锋。如果真的要学雷锋,象陈润儿这样的官员倒很容易,就是公开自己的财产,让老百姓知道。这比任何表态都管用,具有道德精神的现实引导意义。否则,所谓“学雷锋”,就只是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别的玩法了,实在是没有任何道德精神引导了,才搬出雷锋这根稻草做成稻草人,让别人跟着稻草人起舞。他们自己则在稻草背后,做着自己的政治游戏。

龙应台、哈维尔与文化精神

龙应台、哈维尔与文化精神

2012-02-29 17:17:55

龙应台女士是台湾首任文化部长,但究其半生基本从事的都是“文化政治”。从她的《野火集》成名作开始,龙应台女士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者应该说,龙应台的性格大约先天就拥有这种特点,她关心的总是文学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龙应台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德国、欧洲,这是三个反差巨大的文化,但是这三种文化的明显不同,中西,欧美,英语文化和德语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不同,所带来的历史,以及现实社会和政治现象、历史结果的不同,写作始终围绕着“文化政治”问题。
大约10年前龙应台重新回到台湾担任台北文化局长,就更是一个“文化政治”职位。她主要从事的是文化领域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如何建设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从台北文化局长下来,以及此前、此后的去大陆,龙应台女士涉足的同样是“文化政治”问题。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到台湾,龙应台带着母亲去看,所谈到、想到的还是政治问题。
对于共产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和传统的关系,和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异同,是龙应台女士最关心的问题,和想要探究的问题,涉足“文化政治”,才会和那些在文化精神上格格不入的人交流。时下,龙应台到大陆,再返回台湾担任文化部长,而她从事的依然是“文化政治”活动。
说到文化,就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界线最清楚的,还应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许多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曲阜的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很难恢复其完整的原型。好在被儒家熏陶的韩国至今依旧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导,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而对韩国人而言,祭孔大典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39位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释奠大祭已经成为了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第85号。
如果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要瞭解真正的中国,就必须先要瞭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文革”不仅仅是失去的10年,更是断裂的10年。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并没保存好精神文明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以及传统等精神文明,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随后他们很快又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结果是中国虽接受了西方文明,但接受的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接受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频发种种事故,也是因为缺乏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其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上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众所周知,精神文明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并且西方国家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却忽略了这个事实。
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破坏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钱”看的同时,使得仅存的那么一点“道义”随之贬值。
外国学者常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在中国。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中国,人们遭到了莫大的痛苦,也不难理解中国对“文革”的态度较为消极。但对中国而言,“文化大革命”不是应该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该克服的对象。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克服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
说到“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也就不能不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哈维尔对中国的前进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前进,有着巨大的借鉴和方向性意义。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体制于1989年崩溃前,瓦茨拉夫·哈维尔已是捷克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他成为反对运动的非正式领袖时已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虽然希望回到写作生涯,天鹅绒革命却让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1993年后,他又当选为新成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直到2003年。
哈维尔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历史性的巧合,使他成为一名不平常的政治家。他给1989年后的政治带来了某种对党派的不信任;曾是异议人士的他,认为强调政治的道德层面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立场使他和拥权的实用主义者和技术专家无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瓦茨拉夫·克劳斯后来继任成为总统。
哈维尔的公共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艺术家(1956-1969)、异见人士(1969-1989)和政治家(1989-2003)——但在其公共活动中,他一直结合了这三大身份的触觉。20世纪60年代,身为名剧作家的哈维尔显然是十分“政治化”的剧作家,致力于描写体制的荒谬之处。他也是审查和其他侵犯人权做法的最有力批评者之一,这使得即使是在自由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他也被视为异议人士。
1968年8月由苏联领导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行动后,哈维尔被列入黑名单,并遭到公开的迫害,但他仍然坚持反极权剧作的创作。1977年,他和其他200多位异见人士成立了人权运动“77宪章”。它很快就成为反对派的领导力量。哈维尔是77宪章运动最早的三位发言人之一。隔年,他写了具重大影响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将1968年后“正常化”的捷克斯洛伐克体制,描述为建立在谎言上的道德破产的体系。1979年,他因在“维护被不公正起诉人士委员会”的活动而被判处5年徒刑。委员会是“77宪章”的一个分支,目的是监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违反人权和人们被迫害的情况。后来,哈维尔因感染肺炎,于刑期接近结束时被释放。他在狱中的哲学文章《给奥尔嘉的信》,很快就成为经典的反集权主义文学著作。
成为总统后,哈维尔继续结合了政治人物、异见人士和艺术家的触觉。他坚持亲自撰写演讲稿,其中不乏哲学和文学作品。在这些演讲中,他不但抨击现代政治让人丧失人性,也一再呼吁捷克人不要沦为消费主义和愚昧党派政治的牺牲品。
他的构想是在强大的公民社会和道德的基础上建立民主。这一点与另一位后共产主义转型领导人克劳斯大相径庭。克劳斯主张快速转型,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牺牲由法制带来的道德顾虑和羁绊。他们之间的冲突在1997年白热化。当时,克劳斯领导的政府因一系列丑闻而倒台。哈维尔将克劳斯的后共产主义改革所建立的经济体系称为“黑手党资本主义”。
克劳斯此后虽然未再出任总理,但其“实用主义”方式却在捷克政坛中取得了优势,特别是在哈维尔于2003年卸去总统职位后。事实上,哈维尔最大的挫折,可能就在于大部分捷克人现在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政治党派沦为强大经济集团代理人的地方,而许多经济集团是在克劳斯负责的、充满腐败的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
在总统任期的最后数年中,反对哈维尔的政敌讥讽他是个幼稚的道德主义者。另一方面,许多捷克百姓也开始不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像是在不停地说教,也因为他反映了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时期缺少勇气。哈维尔虽然在国外继续享有崇高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在国内得到的支持已经动摇。
不过,情况现在已经改变。捷克人对当前政治体系无所不在的腐败和其他无能之处日益不满,越来越多人因此开始领会到哈维尔道德呼吁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他如今逝世后,他已经快被戴上预言家的光环,被认为预见了今天的许多问题——而且不仅是国内的问题:在担任总统时,他就一再呼吁人们注意工业文明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力量。
许多人会问,是什么让哈维尔变得与众不同?答案很简单:正派。他是个正派、讲求原则的人。他反对共产主义不是因为有不可告人的个人企图,只是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适当、不道德的体系。在担任总统时,他支持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但他并没有大谈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只是强调需要停止独裁者对人权的侵犯。
在政治生涯中一直坚持这些信仰,让他成为现代世界再也看不到的政治家。或许这正是世界特别是欧洲——面临持久危机的原因,能够带来有意义变革的清晰、义正词严的声音消失了。因此,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伟大信奉者,哈维尔的逝世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他是如今已经绝种的、可以在非常时期发挥有效领导能力的那类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正义和公共利益,而不是攫取权力。如果世界要成功地从各种各样的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让哈维尔的精神不死。
和哈维尔一样,龙应台信奉民主自由。在批评中国大陆的文章里写道:“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她也批判台湾的执政者:“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在面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者时,她的文章里这么写着:“你容不容许媒体独立,你尊不尊重知识份子,你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龙应台曾说:“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龙应台的《野火集》在当时的台湾引起极大的反响。据说20日内加印24次之多。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每5个人有1~3人看过这本书。《野火集》对台湾的解严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野火集》后来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中国的大学生中也有极大的反响。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认为这本书写的其实不单单是台湾,也包括中国大陆。
龙应台认为,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同样是祭鬼酬神,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因为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说,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
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会造成不同,所以人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而政治强权做不到的,是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
龙应台认为,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如果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这就错得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人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问题在哪里?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
龙应台也曾说,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因为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所以,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养活公务员的,是“国家财政”吗?

养活公务员的,是“国家财政”吗?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2-29 13:19:52

2012年2月中旬以来,中国网络上疯传成都交警大队长吴宇佟的一
条雷人语录。在处理一起交通违章的行政复议时,这位吴大队长很神气
地对投诉者说:“我叫吴宇佟,你记住。我们这里不是民主,民主的警察
是吃纳税人的钱的,纳税人养警察,我告诉你,东方的警察,我也是纳
税人,我也交税。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
概念,纳税人交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录有这段话的视频在网上登出之后,事件本身已经退居次要位
置,几乎只关心这位吴大队长说的这句话“纳税人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
有”。众多网民认为,这位交警大队长从小就接受的党的意识形态教育,
而不是公民教育,所以对“纳税人”概念根本就不知道,要怪只能怪中国
的意识形态教育有问题。
确实,吴大队长说中国警察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还真是党努力
灌输给全体中国人的一种定见。有几句天天讲、年年讲的套话,即“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沐浴着党的阳光”,“是党给了你一
切,从工作、学习到成长,你的每一步都饱含党的心血”。现实中,政府
垄断了一切资源,所有人的生存机会都会被归于党的恩赐。农民的地,
政府说要收回就收回;城市居民的房子,政府说要拆除就拆除。“党与政
府”是全能的。一个人在找工作时,“党与政府”并不负责给某人工作,但
如果某人有批评政府言论及“反党行为”,党与政府立刻可以卡住这个人
的胃,让他失去工作;还可以威胁房东不许将房子租给异议者。总之,
党与政府“恩威”所到之处,人们会深感中国之大、竟无处藏身。党与政
府的能量比神要高,比天还大,“纳税人”的权益无影无踪。在这种社会
环境中,吴大队长等公务员们对自己能端上党与政府恩赐的饭碗,满心
都是感激,在“P民”面前就不免神气十足。
纳税人的概念在1990年代曾经通过各种管道进入国内,但被宣传部
门屡屡禁止讨论。目前,高中一年级的政治教科书中专列财政、税收章
节,其中有“纳税人”概念,其定义是“纳税人是指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
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教科书告诫学生,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教
师让学生背诵“固定性税收的强制性决定了税收的无偿性,而税收的强制
性又是无偿性的保障;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又决定了税收的固定性”这
样的绕口令。学生们通过教科书,知道“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纳税光
荣”,偷税、漏税、逃税等行为要绳之以法。可笑的是,中国人虽然在纸
上做了一回“公民”,仍然没有获得纸上权利,教科书也只字未提纳税人
有哪些权利。
因此在中国大陆,纳税人的概念就充满许多尴尬。一方面必须纳
税,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没有得到与纳税后相匹配的权
利。中国人赋税之重而享有之权利是如此之稀少,即使得中国税收不合
理程度,稳居世界前列。但官方和传媒却继续一直沿用“纳税光荣”等忽
悠性词汇来进行洗脑性宣传,使民众不知纳税可以不必“光荣”,但一定
要享受相应之权利。拿了纳税人的钱而不替纳税人办事,有时不仅不办
事,或者把事办得更坏,甚至采取诸种敲榨态度,此种做法实与抢劫之
土匪一般无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用纳税人的钱所养的公权力机
关,其门难进、脸难看、理难讲、态度横、易枉法是他们的常态。有时
甚至感到他们不刁难纳税人,他们似乎就找不到做官或者运用公权力的
快感,非得让纳税人低三下四,脸都给他笑烂,他才可能稍发善心,做
一点本属他自己工作份内的事。这种严重的官民倒置,就是因为许多纳
税人不知自己的权利何在而造成的。
在一般人的日常印象中,好像是只有挣钱的人才纳税,只有商人才
纳税,只有有工资的人才纳税。换言之,所得税这个概念在一些民众心
目中已经比较清楚,即挣钱和拿工资的人都在纳税。但不挣钱的人,只
是纯粹的消费者如婴儿、小孩是否就没纳税呢?他也是纳税人,只不过
这钱是其父母代缴。与所有民众有绝大关系的税种并不仅是所得税,联
系更为深广的是流转税。通俗地说,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
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
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基本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
等。尽管近年来所得税越来越多,但流转税依旧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
主体。别的且不说,单是消费税,就是任何一个叫人的动物都免不了,
除非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没有任何人不是纳税人。所
以说,所有只要不是像“星期五”一样特定环境下的人,都在纳税,都是
不折不扣的纳税人,连乞丐都是如此。他乞讨得来的钱拿去兑换和购买
所需品,就已然成为纳税人。有鉴于此,以让更多的人明了自己作为纳
税人在尽了义务后所得之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众之福。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
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
与纳税人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
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
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
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
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
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
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
都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
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权利的糟蹋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
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党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产党
养的,你拿共产党的钱还骂共产党。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
说法。公务员不是共产党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
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
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
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
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
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
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
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
致纳税人权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
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
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
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
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
麻烦和动荡。
但由于上述纳税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张扬,所以才出现吴大队长“我
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概念,纳税人交的钱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混帐逻辑。
这种混账逻辑,不仅无视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给这个国家带来无
法估量的损失。且不说政治、经济化上的其他损失,仅仅从自2000年以
来,中国已经四次用国家财政为国有银行巨额坏账买单,金额就高达数
万亿元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国有体制的官本位、一把手
说了算等等,导致国有银行严重的腐败。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前行长刘
金宝贪贿2300多万,每年社交费上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组成,经他手
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仅在广东一省银行界,贪贿额千万元以
上的大案就有:余振东,广东开平中国银行行长,贪贿4.85亿元;中行
广东分行前行长黄某,贪贿1900万元;交行深圳前行长余某,贪贿1680
万元;广东韶关发展银行前行长官某,贪贿2176万元;广东增城市发展
银行前行长林某,贪贿1170万;广东南海市中行信贷员谢某,贪贿5025
万;广东湛江中行前行长范某,贪贿3210万;广东顺德中行前行长何
某,贪贿1332万,等等;至于贪贿数百万的案子,不计其数。广东佛山
一企业主累计骗贷74亿元;据《深圳商报》2006年10月24日报道,中国
汽车消费贷款呆坏账超过千亿元,主要原因是内外勾结,某一个人就骗
取254笔消费贷款,共计1.3亿元……。但对比中国国有银行坏账无数,印
度银行资料表明“……SBI是印度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只及中国工
行的14%,但净利润却是工行的3.2倍,股本回报率更是工行的14.7倍。
SBI在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其账目表上7.7%的不良贷款比率、18.19%
的股本回报率”,作为国家集中管钱的地方,为啥同样是国有银行,印度
银行的坏账就这么少?这与国家权力腐败有很大关系!资料表明,正是
因为有印度自由、开放、多党制的媒体监督,因此,印度银行家们更为
廉洁自律。
此外,外国没有假酒毒死人,没有农民工欠薪,没有这么多腐败,
没有银行坏账几万亿,没有黑窑工,没有剥夺私企工人的休息权,很少
瞒报事故导致矿难死亡能占全球80%,没有污染的工厂大把,没有多少
人偷税漏税……,这些全在中国大陆。不在信用体系完善的美国,凭啥中
国犯罪率低?结果只可能有一个,中国根本不抓那些犯罪分子,有的不
给立案,有的法院判了也执行不了,这更多是因为权力腐败而生,无论
从三公消费,还是包养情妇,还是银行坏账,中国都远比印度严重得
多,但中国国际清廉度和印度排名差不多,所以人们猜想,那一定是中
国新闻自由度排名全球倒数第8导致的。
犯罪率和腐败有关,中国的盗窃者甚至是窃国大盗,都不会记录在
案。资料表明,中国依赖的间接税增值税17%是全民承担的,而美国依
赖的直接税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更多是富人和有产者承担的,显
然,中国的税收更不利于穷人,中国贫富差距这么大,很大程度源于大
笔税收没有照顾穷人。美国用富人的钱,而中国用穷人的钱,这是最大
的不同,除了腐败,这也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巨大的主要原因之
一,“……根据美国的个税制度,高收入家庭能够减免的费用较少,需要
缴纳的税较多。数据显示,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贡献了全美个人
所得税的40%。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占全部个
人所得税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为什么号称“经
济霸主”和以善于采纳众长而著称的美国迟迟不开征增值税呢,这是因
为,第一,美国国内对开征增值税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顾虑:即认为开
征增值税会引起税收、物价和工资的螺旋上升,也就是会带来通货膨
胀;第二,增值税被称为“印钞机”,它可以被用来减少预算赤字和增加
政府所得,因此遭到包括政治家、企业家、学术界和纳税人的反对,认
为给政府这么大的收入权力很危险。
总之,大陆老百姓就生活在一个恐怕是全世界最腐败,贫富差距巨
大的国家,用有位网民的话说就是,“大跃进,百姓买单了;文革,也买
了;改革至今,无论成败,该买的也买了!贪官们带跑的数千亿,其实
也早算在败兴头上了”!
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中国在
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按
照当前汇率换算,计人民币1233.28亿元。这已经是天量的损失,但是这
还仅仅是全部损失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损失还有待统计。据粗略估算,
其他损失可能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商务部并未严明所谓“合同金
额”确切指何含义,但是一般而言,大型工程的展开需要融资,绝不仅仅
包括为项目运作而设立的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银行系统对项目公司提
供的间接融资数量可能是直接融资量的数倍,(2)因为武装冲突的爆发,
导致工程进度无限期搁浅,由此损失掉的从项目投入运营中获得的预期
收益;(3)因为战乱而导致的工程设备以及公司其他固定资产的损毁;(4)撤
离利比亚的中资机构僱员的薪金。因此,实际上真正的损失远非合同金
额可以涵盖。事实上,众多民营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还没有浮出水面。
即便只考虑国有企业的损失,以中国铁建为例,该公司公报声称,
其在利比亚承揽项目的损失已经部分得到保险赔付,因此中国铁建承担
的损失似乎是可控的。但问题是,对中国铁建提供保险的是中国出口信
保公司,虽然实际损失金额可能经过保险运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
当保险公司同为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填补亏损的银子不过是从另外一个
口袋裡面掏出来而已。更何况13家央企的投资中,保险覆盖的合同金额
实际上只有可怜的5.68%。
利比亚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13家中国央企的
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领域。
据悉央企在利项目实施情况已上报的有: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在
利比亚有3个工程总承包项目,分别是沿海铁路及延长线(的黎波里-苏尔
特)、南北铁路(黑谢-塞卜哈)和西线铁路(的黎波里-加迪尔角),合同总额
42.37亿美元,未完成合同额35.51亿美元;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建工
程均为政府国民住宅项目,工程规模为2万套,累计合同额约合176亿元
人民币,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半;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有7300套房建
工程施工项目,合同金额约合55.4亿美元。截至2月18日,累计完成合同
工程量16.8%;中国十五冶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了FWAM水泥厂和
NALOUT水泥厂两个工程项目;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建
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2009年10月28日签署了日产4600吨熟料水泥厂土
建和安装合同,合同总金额逾1.5亿美元;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下属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有2个工程承包项目,分别为EAST MELITA地
区5000套单元住宅和配套服务设施EPC工程总承包项目、米苏拉塔水泥
厂生产线一期土建工程项目。两个项目未完成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51.31
亿元;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建项目6个,合同总额17.88亿美
元。……
这些项目和资金,几乎都在“阿拉伯之春”后打了水漂。而这个水
漂,却无不是中国大陆人民的税票!但由于中国大陆只知道“依法纳税是
公民义务”,“纳税光荣”,而不知道纳税的权利,所以屁民们既不能管也
不能问,如果强行要管要问,那么“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大刑就有可能随
时伺候。也因此,警察吴宇佟就这样理直气壮地要屁民们记住:“我们这
里不是民主,民主的警察是吃纳税人的钱的,纳税人养警察,我告诉
你,东方的警察,我也是纳税人,我也交税。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
政,和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概念,纳税人交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民主国家的纳税人都知道,是他们缴纳的税收为政府提供了财政
收入,支持着政府各机构包括司法、警察等一切公共部门(中国将此叫
做“专政机器”)的运转,政府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必须的公共品,如学
校、交通、图书、娱乐等公共设施、义务教育、某种程度的公共医疗、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等等;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群体是为纳税人服务
的……,等等。
这一切都基于一个最重要的宪政主义税收理念,这一税收理念起源
于英国于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该宪章确定了几个重要原则――
课税必须经被课税者同意(因此美国加税须经民意代表国会议员们反复
讨论并通过后才能付诸实施);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的权利(政府所
有收支都必须向纳税人公开,随时回答纳税人的查询)。而中国主流财
税理论正好与自由主义宪政理念相反,“强制性”指政府无需通过纳税人
的同意,想加税就加税,想加多少就多少;“无偿性”指政府通过税收所取
得的收入,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因此,政府如何使
用财政收入,无需向纳税人公开信息,也无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正是在这种税收理念指导下,中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国民
公开财政收入的用途。但如果税收只强调强制性与无偿性,就与黑社会
收取保护费没什么差别。
目前,中国启动一步到位的政改几乎无望。不过,中国至少可以效
法英美经验,先想法管住政府的钱袋。英国提供的历史经验是从限制国
王的财政权入手限制王权。这一点,100年前的中国人曾经成功地做过尝
试:1910年清朝建立资政院,当年就开始审议预算,将朝廷提交的预算
额裁减了将近1/4。今天的中国人理应比前辈们做得更好。2011年,中国
大陆有独立候选人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被中国当局想方设法阻止破
坏。其实,当局但凡还有点头脑,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先做些改革,比如
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使所谓“民意代表”名实相符,理直气壮地负起监督
政府的责任,其实于政府于民都有好处。因为让纳税人拥有监督政府的
权利,从质量与种类两方面监督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既可以减少政府
部门的乱开支,又可以减轻社会怨恨。这与中共用高压维稳的方式保政
权的方式相比,成本小,社会摩擦也会少得多。
中国人到底是谁养活的?是中国人自己。那么,中国的公务员们又
是谁养活的?吴宇佟们坚持认为是“国家财政”,他们都似乎忘记了温家
宝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对官兵的告诫:是人民养活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