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颜昌海：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 颜昌海的日志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结晶。问题是，如果其他革命家的思想都融入到了毛泽东的思想里了，那其他革命家的思想还残留下什么？如果这一说法是成立的，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学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著作？难道这几个人的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此外，林彪，康生，王明，向忠发，项英，张国焘，陈独秀，陈公博等人也曾一度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思想是否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更该质疑的，是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交集，邓小平无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邓小平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很可笑吗？！


所谓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一生的思想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里，可能有毛泽东各时期的思想，或许还有互相矛盾的思想。但有一个标准是不容修改的，那就是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自己的，其它人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而给毛泽东思想加入不属于毛泽东本人的外来思想。


说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结晶，无非就是将毛泽东神话，树立毛泽东总是“正确”的图腾。这种说辞不光逻辑混乱，而且不知羞耻。


毛泽东已经逝世快36年了，但他在大陆仍然拥有大批崇拜者。不管这些崇拜者的智商如何，但确实人数不小，而且官方支持民众崇拜毛泽东。很难理解当政者的心态，他们应该知道有更多中国人厌恶毛泽东。很多冤魂，被毛泽东整死的冤魂，当他们看见现今执政者仍然供奉着这个毛泽东，他们是何等的痛苦？！


对毛泽东的思想，在笔者看来，有这么几点——


第一，将中国人用阶级划分，主要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前者是坏人，后者是好人；在毛泽东年代，如果被称为资产阶级，你和你的全家，甚至还有你的亲戚算是完蛋了。被批斗那是轻的，甚至随时随地性命不保。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时期，有多少大陆人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被整死，只有天知道。


第二，将中国人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这项反宪法的政策至今还未完全被废。


第三，将中国人分为三五九等，效元朝的统治者；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小学里戴赤色三角布的，有戴绿色三角巾的。有三好的，有不三好的。在中学有入团伙的，有缴了钱才让进校门的。进大学要看你的居住地，官家认为你的居住地好，你就能以低分入学。


第四，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抹去，代之以西方马克思的主义；这是毛泽东式的全盘西化。还有，毛泽东时期的大陆人，谁读古书谁反动，所以读过几本古典东西的没几个人。要不是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可能那年代的大陆同胞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年轻人知道“论语”是1980年的事，知道“金瓶梅”那就要等到1990年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让全国的学生读他的文章，溥仪不行，但他毛泽东，行！大陆翻译的马克思著作，充满暴力和曲解。到了今天，居然还不能公开批驳马克思的明显错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明显与今天的和谐理论不符，但就是没人敢说。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这样，执政当局有时会被虚假的支持舆论所挟持。


第五，废除大学教育；知识越多越反动。


第六，鼓励中国人生育；比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更是最大的罪孽。现在全世界学者对大陆计划生育政策不满，若没有毛泽东的这条愚蠢思想，大陆地区是用不着限制生育。


第七，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动中国人造反；在那个年代，国家主席居然能被人扇耳光，开国元勋被肆意捆绑挂牌游街。


第八，要中国人只能崇拜毛泽东本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


第九，坚决彻底地消灭私有财产，除了他个人可以拥有一切。


第十，在外敌入侵时，要敢于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成立自己的国家，以武力推翻现政权。1931年，倭寇侵我东北，毛泽东于同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任国家主席，公然煽动各省独立。毛泽东一生中的永久官衔，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家主席。


大陆那些坚持崇拜毛泽东的人，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却不能解释：在毛泽东尸骨未寒时，毛泽东的老婆，毛泽东的侄子，毛泽东的最亲信的人，何以被纷纷被投入监狱。特别是江青，毛泽东的太太，一个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过大力的人，一个为普及京剧费了心计的人，一个为毛泽东除掉许多政敌的人，在法庭上自称为毛泽东主席的一条狗。作为毛泽东的夫人，若用任何辩解说江青与毛泽东无关，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译自Cult一词。此词，还被译为中文的狂热、邪教、巫术疗法等；根据等量代换原则，迷信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迷信毛泽东邪教。但在中文里，迷信、崇拜、邪教三者不是等量关系，有程度和情感色彩之别。然而，毛泽东迷信，古今罕有，中外无匹，创巨痛深，宜用最高级。
《辞海》的个人崇拜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神化和崇拜是该定义的两个核心动词，其指向是被神化和崇拜的对象，其他人均不在该定义的现场。毛泽东崇拜则不然，其核心动词不止神化和崇拜，更有残害，所指对象是毛泽东之外的其他人。在毛泽东崇拜的现场，有数不清被残害的各色人等。神化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相当程度上落实在对无数中国人的残害上。毛泽东崇拜大量的现实呈现是残害民众，极言之毛泽东崇拜即残民以逞。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人作为能识别最复杂符号系统的高级动物，其捕风捉影的能耐大于狗无数倍。个人崇拜就是人们在不仅不见其形、而且也不闻其声的情况下，就能为之吠成一片，咬作一团。毛泽东，全国多少人见其面、闻其声？可是几亿人只因迷毛泽东、拜毛泽东，便叫得一国如沸，闹得一塌糊涂，厮打得个个一嘴乱毛。迷毛泽东、拜毛泽东、制作毛泽东崇拜的媒介手段主要有如视觉领域的毛泽东画像、毛泽东塑像、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挺毛泽东标语和听觉领域的颂毛泽东歌曲、挺毛泽东口号，而真正把毛泽东打造成“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手段，还不是对这些媒介的正面使用，而是在这些媒介的使用问题上兴妖作怪、制造冤狱。比如，全国家家户户必须贴毛泽东像固然把毛泽东搞得像一个教主，但是更让他像教主的做法则是：如果拿带毛泽东画像的报纸垫屁股或擦屁股，被人举报，立即逮捕法办。诸如此类。


毛泽东思想对民众的残害可分四类：第一，对反毛泽东者的残害；第二，对不以毛泽东的敌友为敌友的人的残害；第三，对无意反毛泽东而出现失误（口误、笔误、手误）者的残害；第四，曲解事实、强奸人意、罗织罪名的肆意嫁祸残害。


传统的人物传记通常只写传主的个人行为，好比传主走到哪里，聚光灯就打到哪里，传主身外之地，是聚光灯的盲区。这是一个立传误区。传主的影响也是传主生平的一部分，尤其曾经形成个人崇拜风潮的传主，更是如此。写毛泽东传，不应忽略毛泽东崇拜的“盛况”，可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毛泽东传都未涉及这个现象。在《黑五类忆旧》中，能读到毛泽东被人搞得炙手可热的故事实在太多、太荒诞，其荒诞离奇的程度超过《拍案惊奇》、《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世说新语》、《搜神记》、《述异记》和二十四史之荒诞量和荒诞度的总和。中国大陆人这样的精神生态，无论是希特勒、斯大林时代，都不曾出现过，在这个星球上也许只有金家统治的朝鲜可得仿佛。


刚开始批判刘少奇时，不能提“刘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替。某中学的陈同学，有一天在毛泽东画像后面写了一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被人举报，成了现行反革命。因为他正好把“打倒”二字写在毛泽东头像的背面了。群众专政期间，陈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哀求道：“还是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送监狱）吧。”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判了八年刑。坐满八年，陈获释回家务农。后来平反时，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毛泽东已死，不然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拿到钱的当天，陈某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不久，陈某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29号号子里关押5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姓牟的青年，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因为买了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因此有人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茅坑，构成恶毒攻击罪。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泽东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于是被人举报，也是反革命罪。有一次，牟犯问洛犯：“我让毛主席守了茅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一个小青年，与女朋友到公园恋爱，公园的石凳很脏，就拿报纸垫在屁股下。报纸上印有毛泽东头像，有人举报他们侮辱毛泽东主席，这个小青年和他的女朋友各判刑三年。新疆戈壁滩上的博斯腾湖，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1950-1960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流落此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期，又有许多内地盲流为躲避公安部门、造反派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逃亡到博斯腾湖，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一打三反”时，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湖水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许多无辜的盲流被抓，并被任意加上罪名杀戮判刑，其中一个叫徐长生的，四川长寿人，25岁，被人举报撕毁毛泽东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66年9月3日，武汉某街道小厂的几个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吕某，喝问道：“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告示，勒令你们必须佩带‘牛鬼蛇神’黑符号，没看见了吗？为什么你今天还不佩带？”吕某回答说：“5•16通知中没有这一条。”吕某话音刚落，红卫兵骨干邱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来，大喊：“全厂紧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现场。邱某发号施令道：“把高帽子给他戴上！”几个红卫兵男女立马拥上来，从两边抓住吕某的胳臂，另有几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吕某头上。吕某极不配合，他们一松手，他就飞快将自己头上的高帽摘下撕毁。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他扣上，他又撕毁。邱某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众人又将第三顶高帽扣在吕某头上。三个男工紧紧抓住吕某，示众批斗，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当晚，红卫兵又明火执仗抄了吕某的家，粮票也被抄走。抄家中，红卫兵发现了吕某的新罪行：他家板房的板壁上没挂毛泽东像，而是挂西斯廷圣母像。他们愤怒地质问吕某不挂毛泽东主席像是什么狼子野心，吕某理直气壮地回答：“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烧了你们负责？”红卫兵一时无言以对。那时各家各户都派发毛泽东的彩色纸画像，让人贴在墙上，一天到晚祷告。文盲邓六叔就有两间泥土房，一间厨房一间厨房。睡房里没窗户，黑咕隆冬，贴了也白贴，于是邓六叔把分发给他的毛泽东像虔诚地贴在厨灶上方，像灶神一样膜拜。后来他发觉那个位置也不好，时间久了会把毛泽东的脸熏黑，于是立即关了厨房门，小心翼翼地想把它揭下来，重新贴个地方。当初贴时是用稀饭粘的，现在想揭下来可不容易。邓六叔又急又怕，费老半天劲终于揭下来了，可还是弄烂了毛泽东像的一只眼睛。他把揭下来的画像贴在最黑暗的睡房墙上，免得被人发现，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没多久，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抓走了。浙江台州人陈某，在沿海部队某留守处当参谋。战友都去支左了，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于是心生一念：何不用过期的《解放军报》练毛泽东笔字？每天的报纸上都印有套红的毛泽东像及其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像，起初陈某小心翼翼避开毛像、林像下笔，偶有涂及，立即烧毁。这天中午，书写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陈参谋，你爱人来了！”听到叫声，陈参谋立即扔下笔关上门冲了出去。陈的妻子从老家来探亲，他本来要去接站，结果写得兴起，忘了这码事。就在陈参谋离开办公室接待妻子的当口，同办公室去支左的余参谋临时有事回来了。陈参谋与妻子一番亲热之后，带着快意返回办公室，却发现桌面报纸被人动过，细查发现还少了几张；再向卫兵打听，方知余参谋来过。陈参谋顿时大惊，心里说“完了！”立刻回宿舍对老婆说：“部队临时有紧急备战任务，你必须马上离开部队回老家。”没等老婆反应过来，陈参谋便拉着她，夹着未解开的行李，叫辆车，赶往火车站。妻子上火车前，陈参谋千叮万嘱：“回去后，不要再往部队写信找我。”最后，陈参谋被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随即他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放弃对五岁女儿的抚养权——他不想让女儿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阴影之中。……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冲击。根据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在“文革”中受害的达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从经济方面来看，根据李先念在1979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公布的统计数字，“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换句话说，一场“文革”，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资产、都基本上耗费殆尽。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冲击。首先是在全社会培养了说谎的习惯。大陆政治是一种表达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人的表达变成很重要的政治行为。因此在文革中，每个人都要被迫表达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久而久之，说谎就成了一种习惯。乃至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政治表达上，仍然是说谎居主。比如没有几个中国人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可是今天还是有大量年轻人在入党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信仰共产主义。这是谎言，但这种撒谎的行为居然是社会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样的社会教育，导致“诚信”在中国极度缺乏。


文革中出现的人性的堕落，不完全是人性本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民众是无辜的，问题在于制度。因为集权制度下暴力是压倒一切的，人性相对来说就会显得无力。虽然按理讲人性的光辉应当压倒暴力的邪恶，但是这往往需要时间来印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过于残暴的邪恶的确会压倒人性，文革就是例子。


“文革”中毛泽东之所有能够翻云覆雨，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对于“伟大领袖”，或者说贤明圣君，一向是有很高期待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就是把个人消化在对圣人的崇拜中。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种盲目崇拜的对象，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被神化。


因此，防止第二个“文革”的发生，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要建立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公民文化，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