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8 May 2012

中国的乱与不乱

颜昌海:中国的乱与不乱

2012-5-8 13:32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埃曾在1970年代尖锐地批判特权阻碍自由的社会后果,指其可能造成“被封锁的社会”。时过40年,中国却无意间成了被特权封锁的社会。被封锁的社会在现代信息条件下,可能发生骚乱型社会革命,已经由“阿拉伯之春”作了实证。这个结果是促成温家宝总理明确说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之论的基本原因之一,尽管国内重大政治事件是最主要因素。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要建立一个封锁型社会,温总理的“权力阳光论”至少表明了对重庆模式继续批判的态度。
那么,中国到底会不会乱?这是许多人非常关心又有些担心的一个话题。
其实,人世间一切事物都遵循着宇宙自然的规律,周而复始,更换交替之中运行,人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如此的,任何人都阻挡不了自然的规律和历史的车轮;常言道,该发生的就会发生,离开谁,地球都会转。
对于现今中国社会乱象,乱与不乱的问题,人们觉得中国现在真是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担心社会出现大的动乱。实际上,乱和不乱,有点像哲学的问题。
很多人整天脑子思考的就是怎么赚钱。于是说,中国绝对不能乱,一定不能乱,一乱就完蛋了!然而中国的乱与不乱,其实根本不是百姓说了算的。就像大陆官方自己讲的,中国大陆有个“十年动乱”,但这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是谁搞起来的?是毛泽东自己搞起来。大陆另外一个动乱叫“六四动乱”,这也官方自己说的;然而从老百姓的角度,实际上这不算动乱;当时天安门广场的秩序非常井然,当时北京的小偷都罢偷了!这时,人们会感到北京的人民非常伟大,愣是没有让北京乱起来。实际上制造动乱的,是大陆官方自己。
再看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比较著名的有东汉的“黄巾之乱”,西汉有个“七王之乱”,西晋有个“八王之乱”和清朝的“三藩之乱”,以及“安史之乱”、“五胡乱华”。仔细看这些动乱,其实都是高层人物为争权夺利搞起来的,跟普通民众根本没什么大的关系。比如黄巾起义,一直都为大陆官方歌颂,原因是黄巾军和中共当年的武装革命式的叛乱相通。
“乱”跟“稳”是社会的两个状态。“稳”字所有的人都喜欢。查一下《说文解字》,“稳“就是“安”的意思,古时通用“安稳”。所有的盛世和治世,实际上都是以稳定、平和为特征。所以向往盛世的人们,自然求稳而怕乱。但问题关键是,随遇而安、心存良善、不会因物质财富去杀去抢的人,无论是贫人富人,在任何社会都会相安无事;但如果有人失去善念、心存嫉恨、总想夺取别人的财富,甚至不惜暴力杀人和专政;这些人是什么人?现代社会里,都知道是被共产信念、共产教条蛊惑的人们。
这个“乱”字很有意思,中国的文献上、文献史上出现过混乱。清代有一个陈昌治刻本的《说文解字》中,他说“乱”是“治也。从乙,乙,治之也。”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就把这个错误给纠正了,还原了“乱”的本意。“乱本训不治,不治则欲其治。”就是说,不治,就是乱,“不治”就是不去治理、不去管理,政府失责。
有人说改朝换代一定会乱,免不了百姓受苦。这个说法实际上逻辑不通,思维上也跳跃和缺乏理性。不仅中国很多的改朝换代没有乱,就是在前不久东欧苏联出现的那些改朝换代,北非国家的改朝换代也没有“乱”。当然也改朝换代有乱和不乱,但并不一定都乱。历史没有这个逻辑和根据。
乱,就是“不治”,中国未来会不会乱,就看中国大陆官方未来会不会“不治”,也就是说。第一,这个社会治理是否会失效、会失去成效、失去顺序,失序;第二,是不是当权者有意愿和能力,去妥善而有效的治理社会问题。在今天的社会,所有的人都知道,有效的平稳的管理社会有多么重要。改朝换代以后,地还是中国的地,人还是中国的人,如果人们普遍都有求稳避乱的心理,愿意公平的治理这个国家,就没有“不治”;没有“不治”就没乱。再者,“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天佑中华不让中国变乱,那中国怎么也不会乱起来。
面对社会的变动,这个“乱”字让人们内心多了一层担心和顾及,这是有根源的。实际上这改朝换代之“乱”的印象,有些人是从文艺作品当中来的。文艺作品嘛,一定要渲染打打杀杀,有暴力和色情,这样的文艺作品才会有人看。但更多的却是由于大陆官方的渲染,那种怕乱的言论实际上都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基础上,在自觉不自觉的吓唬自己、吓唬别人。毛泽东就有个口号,叫作“大乱达到大治”,意思就是要先把社会搞乱,再去治理、趁机杀人,进行管理、严管严打。其实,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才是制造动乱的真正推手。
当然,如果大陆官方意识形态,假定这时候有所谓“乱子”,人们可以想一下,那些失去特权的人才会有动机去作乱,或去鼓动别人作乱。就像孔庆东、司马南在今年3月16日前后鼓动老百姓造反一样。而中国大陆特权阶层,估计占人口的0.1-0.5%,最多不会超过1%。按照这个比例,谁不喜欢乱、不愿意乱?那就是99 %以上的人们都不会喜欢乱。99 %的民众不喜欢乱,谁还会乱得起来?!所以,孔庆东、司马南的鼓噪也就根本无效。
有人说如果中国在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崩溃了,中国就会陷入混乱。这个说法,也没有任何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中国大陆官方政治上的崩溃,一个党派没有了。然而这更不会乱。党禁报禁开放后,第二天就会出现一百个党。甚至可以成立临时政府,筹备自由选举。肯定有一些德高望重之士,会竞选成功。台湾就是例子,她不仅没有轮,而且成为了亚洲的民主灯塔。如果大陆老百姓的民主治理经验不足的话,台湾经验也足以使中国平稳过渡到民主社会。这样做,何乱之有?跟那些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很多很落后的国家都会有民主选举,中国人民不会有政治上的崩溃,不会陷入混乱。
中国的经济崩溃有人也觉得很恐怖。但什么叫经济崩溃?是不是有一天所有的高楼大厦、厂房汽车,豪宅也罢、蜗居也好,大概一夜之间都爆炸都没了?不是。经济崩溃一般指的是失业率高涨,或者通货膨胀比较高,或者经济增长出现负额、出现负数,在衰退。但实际上,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会丢,反而只会从贪官手里边转向劳苦大众。在中国大陆有数千万党官,大吃大喝、“三公消费”,简直是中国经济的蛀虫。这些人的吃喝杜绝了以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立即提升。再者,中国大陆官方还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平价卖给全国民众或者直接送给中国民众的话,老百姓手中财富立即增加,那时现在提倡需要内需、内需不振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如果把卖美元卖出去回笼人民币,中国通货膨胀会立即因此减轻;美元硬通货在手的时候购买力增加,中国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消失,实际上全世界人民都会高兴!
社会中的一切,看似是无序中,其实都是有序的;中国有句老话: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中国会不会乱?没有马列意识形态,中国不会乱!而且中国人能忍,举世闻名,“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心态,全世人都啧啧称奇。现在,大陆官方维稳经费每年增长,连续三年超过军费。这意味着官方内压人民的花费已超越要对付准备外来敌人的花费。那么,它的敌人是谁也就很清楚了。但增加这么多维稳经费,是因为中国越来越“乱”了吗?根本不是!实际上是因为官方越来越“怕”了。其统治合法性缺乏,所以必须制造乱的原因。维稳在官场可以消灭自己政敌,也可以消灭有异议的老百姓,还可以制造恐怖,以维护自己的权威。
中国实际上更担心的,不是社会乱不乱的问题,要担心中国如果进入民主社会的话,文革残余转入地下去的混乱。这才是人民需要警惕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现经济出现危机,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生活造成难度。一般中国人听到经济危机这个词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现象。
危机这个词肯定是不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在美国、日本、欧洲,人们经常很容易讨论“危机”;有些政府出现问题,哪些政府要下台,或者政府被选下去了,那都是危机。经济也会出现经济,所以人们对“危机”这个词司空见惯,危机来了就来了,危机过去就出现了机会,也是好事。但是在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很多人在理论上不接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危机,而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危机。中国最接近危机的那次,官方承认的还是江青等“四人帮”的错,是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即是说这还没受到危机,只是边缘而已。这大概是大陆百姓与“经济危机”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中国人其实是世界上最有危机意识的民族之一,虽不如日本民族那么强,但也差不多,否则国人的储蓄率也不会“世界第一”。其他社会像欧洲、美国、南美这些国家,最多存个3%~5%。为什么中国人储蓄那么多?就是因为危机意识强、因为害怕,害怕涨价、害怕养老、害怕生病……,所以要存钱,存钱就是最有危机意识的社会现象。
现在政府最怕的,也是“危机”二字。官方特别要求媒体不能碰危机和崩溃之类的名词,好象说曹操,曹操就会马上来到一样。权贵怕这些名词也应该,但百姓跟着怕,就没必要。
被誉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曾说,“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人富裕。仅存之国,使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谓之上溢而下漏。”;这话非常精辟。大陆政府财政的疯涨,远远高于经济增长,远远更高于中国百姓人收入的增长。无道之国,就是国库富裕。有国无道,是无道之国,怎么可能稳定?会出现危机和崩溃并非不可想像。
但是中国经济不管是出现危机或崩溃,还有许多概念上的错误。首先经济危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经济出现了长时期的增长或停止、衰退,或失业率高,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很严重,这事实上就是经济危机。 认知误区之一,是把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等同起来。经济出现危机可能导致动乱,但动乱发生时,往往是经济上升的时候。不是经济不好引发动乱,而是分配不公引发动乱。中国经济按官方的说法,这些年“高速增长”;然而大规模群体抗暴在“更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其实早已处在危机之中了,目前也在崩溃之中。不说别的,党政两套班子的系统,每一个不管是哪一个部委也好,公司也好,学校也好,有一套政府系统,管理系统,还有党的系统在这之上。以同一个社会要养两套行政管理,重叠支出给政府支出的压力,就不可能持续。大陆官方真的不需要什么人去推翻,就按照如今的路子走下去,自己就会把自己给推翻。
政治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而只有政治的变革,才会使经济止血回升、回归公平而合理的轨道。政治上的解体,不是导致社会动乱的必要条件,恰恰是结束经济危机的充分前提。换言之,目前的政治体制导致了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硬着陆;在不解决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经济崩溃只会更加惨烈。
“危机”一词,其实没那么复杂,它就是会影响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社区、或整个社会导致不稳定或危险境况的事件。传播学者西格、赛尔诺和乌尔玛认为,危机有四个特征,分别是“非常具体、难以预期、非同寻常、和需要改变”。危机发生后必须需要改变,如果无需改变,就不是危机,而只是失败。所谓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突然进入经济衰退的过渡状态;如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1999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和2002年的南美经济危机等。而“金融危机”,则是指“银行危机”或“货币危机”。翻开美国报刊,打开广播电视,美国人每天都在大喊危机。政治或经济上的危机,没什么大不了的,过去就好了。危机真要来时,躲是躲不过去的。
中国人为什么害怕危机,其实还是马克思捣的鬼,因为国人给吓坏了。
经济危机的说法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的。这一点在大陆读书的人都知道,因为不得不接受灌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经济繁荣和萧条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直到新生产方式的形成。马克思没有料到,他的理论在西方不适用,在中国管用。马克思所谓经济危机的原因、生产过剩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恰恰描述了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因通胀导致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贫困化,是中国经济难以解开的死结。而凯恩斯主义完全用经济学范畴的概念来解释繁荣和萧条,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经济危机是更大范围内社会危机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去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用西方纯经济学的概念确实很难,反倒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
至于“经济崩溃”,学术界也没什么明确定义。它被用来泛指严重的、长期的经济萧条,通常伴随着银行倒闭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通货飞涨导致正常商业活动的中断。在前苏联,苏共治下的经济崩溃甚至伴随着死亡率的上升和人口的下降。经济崩溃通常伴随着社会动荡、内乱、和法律秩序的崩溃。大陆官方用这一点吓唬民众,岂不知恰恰是中国大陆官方的特权、滥权和大规模使用暴力,才造成中国法律秩序的崩溃和社会内乱。
危机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导致它产生的原因尚未人知。中国经济的“危机”,大部分是可以预计并在预期之中的,没有太多不确定、不未人知的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原因,许多学者专家早已指出,只是当局没有意愿去缓解,而只是一味孤行、不放弃手头利益,非要一条死路走到黑。
“油灯燃尽突然亮,回光反衬楼成行”。前一句,揭示了中国政治的哑谜;后一句则点明了中国经济的玄机。近日,大陆已经出现了民变的标志,比如云南丽江警民冲突,一公安副局长死亡、15名警察受伤;大连市政法委网站被黑,出现党的墓碑。有资深媒体人评论认为,老百姓已经克服恐惧感了,他们意识到只有起来抗争才有前途。整个中国大陆现在是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开始反抗,贪官污吏他们这些年来欺压老百姓、镇压老百姓、压榨老百姓,蛮不讲理,后果已经显现了。
自重庆事件爆发以来,中国大陆分崩离析的真相不断被曝光。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识之士也能看到一些弊病,认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陈光诚长期被软禁,被雇佣的人没有底线,没有正义感,有奶就叫娘、有钱就叫爹,给钱叫干啥就干啥。官媒也疯了,而且是集体失心疯。继《环球时报》率先呛评“挟洋自重”,接着有4家京媒跟进狂喊,并加大火力围攻美国使馆及驻京大使骆家辉。其中,《北京日报》的《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更毫不客气的直接挞伐美国是有损国格的“鸡鸣狗盗”,骆家辉是丧失人格的“找碴添乱”,二者都是“没安好心的黄鼠狼”;整起事件背后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非所谓人权问题。该文劈头就讥陈光诚只是任人摆弄的工具和棋子。说他全靠美国和西方媒体过度包装的维权事迹,根本代表不了几个人。然而,就算不为他人,陈光诚代表自己不行?难道一个人就不是人?在《北京日报》眼里,陈光诚的“层次”低到垫底,不过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而且还是一个“瞎子”农民。但,美国就不这样看,不管他代表的人数是多是少,不管他诉求的格局是大是小,都应该获得绝对尊重并给予做为一个人的合法权利。
文章接转狂轰骆家辉的千不该万不该。从吃炸酱面、喝折价咖啡、自己背包、坐经济舱、住廉价酒店、去民工子弟学校,到胆大妄为的把陈光诚带进使馆的种种行径,分明就是破坏中国内政和谐稳定的美国标准政客。若按《北京日报》如此思维,不吃喝嫖赌、不奢侈腐败、不胡作非为、不摆谱弄权的骆家辉,不仅在作秀,更是不安好心的在中国“搞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总之,通篇文章竭尽所能抹黑陈光诚后面是唯恐中国不乱的“反华势力”。
然而,对于最重要的事实,就是陈光诚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非要对他全家粗暴监禁及动用私刑?整篇文章却是一字不提。难道官媒眼睛也瞎了?怎不见官媒秉持专业道德去质问人大、纪检、监察、党委、信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不作为?!
中国的法律与人民,需要美国出面才得到履行与保障,这已经够悲哀了,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都还要被御用媒体诬指是反华势力与卖国汉奸。如果中国官场都是像骆家辉这样的“政客”,哪里还需要拦截访民的“安元鼎”?哪里还要每年七千个亿的“维稳支出”?人民非但可以远离恐怖颠倒,还有可能提早50年享有全民医疗与养老保险,教育经费更可提前10年达到GDP4%,学童不但有营养午餐吃,还有安全校车坐,何来“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不过,《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的满纸荒唐言中,难得唯一佳句:“13亿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好瞒哄”。然而谁在拙劣表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从这个例子,人们也可看清中国的乱与不乱,以及乱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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