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5 23:23:19
1994年全国大约有四千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一亿三千万。“农民工”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关注“农民工”，关注“农民工”的生活与发展已经成为人们一个焦点。早在2005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就为“农民工”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了七个提案，被喻为“敢为农民工地位拼命的人”。
针对有些地方，不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认为这样能降低人力成本，同时增加了“农民工”的现实收入的说法，厉有为在提案中指出，“这是对‘农民工’人力成本认识的误解，是以损害社会和谐发展为代价的。”我国人力成本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是廉价的。造成我国人力成本低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初级人力供过于求，并且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往非农产业转移。但如何处理好人力成本问题，却是一个摆在当政者面前的问题。厉有为对那些不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以体现“区域优势”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取悦资本和吸引更多资本投入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他说，为了降低所谓的人力成本，有些地方往往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条件不成熟”，“会削弱我国劳动力的优势”；也有说城市社保体系不完善，城市下岗工人多、社保欠账很多，没有能力再让“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说让“农民工”参加社保会大幅增加企业负担；更有人说，“农民工”收入低，再拿出钱来参保，会减少“农民工”的现实收入，“农民工”不愿意。这种种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厉有为表示，不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不仅违背了《劳动法》等法律法规，更是以损害社会和谐发展为代价。
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是个大原则问题。之所以在这个大原则上也能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厉有为总结出三个原因。一是当权者认识的障碍。二是体制障碍。“农民工”与疾患经济时代形成的与城乡脱节的二元结构下的户籍政策相矛盾，由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往往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并被逐步的边缘化。第三个原因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主要依赖于GDP,吸引外资数额，财政收入等数字，而缺乏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为评价条件，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相关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不能得到政令畅通的效果。
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还需要我们的地方政府真正把它当作一个值得做的事情来办。“农民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应该分享相应的成果。“农民工”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中国1.3亿“农民工”的安定，才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的向前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看我们的政策向哪个方向倾斜，就要看我们的财力主要向哪个方向投入。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放在领导者的主要视线之内，就有可能把“农民工”建问题解决的快一些、好一些。……
时间过去了7年，农民工的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新的问题则凸显了。现阶段，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在就业上面临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问题，第一个是“民工荒”，不少代工企业在用工旺季无法招足工人；第二个是已长达十余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两个问题的并存，仍然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
据悉，对劳工体能要求强但技能要求低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一向只使用劳动力一生中的青春时期。在民工潮涌现的上世纪，沿海的代工企业的招工广告上往往写着不超过25岁，有的还要求“未婚”。在深圳做记者时，我曾接触到一些案例，因为工厂经常需要加班，这种加班往往是每天3至4小时乃至更多。一位农民工过劳死事件中，这位小伙子21岁进厂，干了四年，常年工作在每天12小时以上，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是死前连续工作48小时。这种劳动强度年龄大了根本顶不住。到本世纪初，这类代工企业才慢慢将年龄限制提高至28岁。以后随着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逐渐将招工年龄上限提高至35岁，今年看到有的地方开始放宽至40岁。
以前中国有人因民工荒在感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时，就有学者指出中国必须改变只使用劳动力黄金年龄段这种极为奢侈、也不人道的用工方式。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在196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工厂里的劳动力主体就是30岁至50多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即使在服务行业——中国人认为这一行业天经地义应该使用秀色可餐的年轻女子，日本、美国也大量使用中年妇女乃至老年女士。这种用工方式对中国学者触动很大，认为劳动力的标准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素质。可以说，中国农民工不能真正城市化（即因工作性质的转换而移居城市），这种年龄歧视导致的阶段性就业是原因之一。因此，大陆官方对代工企业应该有法律规定，不能有年龄歧视，企业也不要将招收35岁至40岁的工人当作权宜之计，工人工作时间长，有利于培养与企业的感情。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曾一度拥有令世界侧目的辉煌。这种“辉煌”确实是依靠透支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而带来的。但正如环境的透支已到极限一样，对劳工生命福利的透支也有极限。近几年，中国劳工工资约上涨了30%左右，但考虑到国内通货膨胀及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扬等因素，劳工工资其实还是在生存底线徘徊。这种工资水平对劳工失去了吸引力。
不久前，一条消息在中国广为流传，赫赫有名的富士康在成都招工遇到困难。故事梗概如下：成都自2010年引入富士康这一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四川省政府将其列为该省1号工程，将打造几千亿元IT产品产业链的希望寄托其上。在引入富士康时，四川省政府除了优惠的税收、用地等条件之外，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劳工招募承诺远没有当初政府设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各地市摊派招工指标之外，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政府在招工难以达标的情况下陷于窘迫，于是让没完成招工指标的公务员顶包进厂，以完成政府许诺的用工名额。
为什么富士康招工会如此困难？其实并不牵涉到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说白了就是富士康的劳动强度过大，待遇与薪酬缺乏吸引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4日引述一位已经离职的富士康管理者说，很多一线现场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到了3个月就走人。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与宣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来承诺8小时，加班2个小时，实际上要加班四五个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线流水线，有时就只拿1300元。”
企业要降低成本，与工人要增加待遇，这是企业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中国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只当真正的仲裁者，为劳资双方构建一个可以平等博弈的制度平台，让工人自由结社，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但大陆官方习惯性地人为压制工人的利益诉求，结果就会出现劳动力流动过快的现象——以富士康为例，工人流动频繁，就是因为不满工厂的工作环境与薪酬待遇，但又无法通过博弈争取权益，于是用脚投票，走人。
不要责怪中国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低阶层妇女修养不够。这里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文化层面问题，当整个社会都粗俗不堪，官员以讲黄段子为乐，文化人以粗言秽语为荣时，指望低阶妇女一枝独秀地展现修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奇迹，因此，中国服务业还将长期维持这种以年轻女子养眼的雇佣方式，但至少在工厂里可能先解决年龄歧视问题，让40岁以上的劳动力还能继续工作。
“中国特色”下的社会主义，造就出特殊的社会结构，也出现不少另类的世界第一。《世界日报》报导，中国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第一，这种社会结构下，不怪乎缺工荒问题日益严峻。报导中说，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批新富阶级，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却日益加剧。数据显示，相较于2006至2007年间，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国内最高和最低行业薪资差距仅在1.6到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则在2.3至3倍之间。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最主要的因素即在于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上班族薪资比农民工的工资高出一倍甚至两倍。
报导并指，按一般国际标准计算，最低工资通常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到6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称，2008年东莞城镇上班族平均工资每月为人民币3293元，农民工是人民币971元，不到城镇上班族的30%。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国际最低标准都达不到，难怪缺工荒问题日益严峻。
高速铁路运营里程高居世界第一，建设规模与速度进度赶超世界，可称世界第一。原本高铁建设，是为了便民，但现在看，却增加许多民众困扰，回乡成本越发增加，让铁路成了又一个中国另类第一。高铁的建成通车、普铁的数量减少，增加了沿海务工者的旅途费用，而且一票难求的现象短时间无法改变，年年回家难的困境也迫使一部分务工者倾向于在家打工。
“深圳那儿离咱这儿远，一般都是年头去、年尾回，放假时间短，火车票不好买，有的是几年都回不来。”去年在深圳某电子厂打工的河南漯河阴阳赵乡的村民赵小云就是一个例子，他表示大城市的消费愈来愈高，一些地方对民工的工作权益无保障，加上车票难买使回乡困难，都是他们不愿再外出打工的原因。他同不少民工一样，过完春节之后，不准备再到大城市打工。
一些企业为了因应这个问题，有的祭出了派车接送民工过年回乡、回厂。香港东方日报报导，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深圳市执委的吴永恩表示，各地厂房均缺乏工人，仅去年广东省整体欠缺250万劳动工人，情况非常严峻。港商惟有各出奇谋来挽留工人，有港商准许外省员工加班让其赚取更多收入，甚至有港商开车远赴至贵州等地，接载回乡度岁的员工返厂。
归结工荒原因，是由于沿海地区通胀加剧致生活成本过高、来回路费逐年上涨、新一代民工不愿再做二等公民，以及东西部经济差距持续缩小等因素，愈来愈多内陆民工回乡度岁后，选择留下就业。沿海地区的工资标准已经因为大陆人民币的海量增发，而显得过低，如此那些务工者就宁愿在家乡打工，毕竟在自己家乡工作有诸多便利。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作者崔宇曾撰文分析，除了从破除以户籍管制为基础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入手，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以改变劳动力供求在地理上的分割解决暂时和局部现象；而如果是长期和整体现象，即中国有可能正在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过渡到相对不足，除了要破除户籍管制，还要更多地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中国经济也要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重新寻找增长的动力。广东省从2011年3月1日开始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并相应提高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广东第一类地区的广州和深圳的最低工资，将成为全国最高标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说，这次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全省平均提高18.6%，其中第一类地区提高18.2%，即每月增加200元（人民币，下同）；第二类地区提高19.6%，增加180元；第三类、第四类地区分别提高17.3%、19.7%，增加140元。不过，工资调升的步伐加速，却对广东的外资企业造成经营成本上升，尤其对中小企业的港商和台商，影响尤其严重，部分厂商已计画将工厂搬到内地省份或甚至搬到其他东南亚国家。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调整后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接近或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40%。第一类地区的最低工资目前为全国最高标准。原来的5类标准减少为4类，取消了个别市辖县和县级市标准，采用全市统一标准。
广东第一类地区是广州和深圳；第二类地区包括东莞、珠海、佛山、汕头以及中山等；第三类地区有清远、汕尾、潮州和云浮等。广东省上一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010年5月1日。该次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五个档次，广州执行最高的第一类标准，由原来的每月860元提升至1030元，增幅19.8%，对应的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9.9元。
这次调整主要是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物价上涨因素。2010年广东GDP预计增长12.8%，人均增长11.4%。另外物价上涨明显，去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其中食品类价格同比增长8.7%，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压力增大。目前，湖南、湖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一类标准已经达到每月850至900元，超过粤东西北地区，一些省份与广东接壤的市县标准也相当于或者略高于广东相邻地区的水平，如广西梧州市最低工资820元，高于相邻的肇庆、云浮710元标准。另外，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养老金标准的增长也是此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诱因。1994-2009年，广东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1%，而1994年以来广东最低工资标准的年均增幅仅为8.4%。国家近六年七次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幅度也超过最低工资增长水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认为，此次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将给中小企业带来不小的压力，其次雇主为了稳定军心，更高阶层的员工工资相应地会水涨船高。
近年来在中国隐然成型的“民工荒”，在今年初更是提早来临，“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制造业中心普遍面临用工短缺的问题。
专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民工荒”、“招工难”将常态化，并将从沿海向中西部扩散。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曾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像得那么多，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过渡。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是中国劳工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活动人士，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和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造成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我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却在逐年下降，这就导致需求不断增加，而供给却在不断减少。另外，我们许多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工资增长得非常缓慢，导致城里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种低薪的工作，这些低薪工作只能依靠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低薪工作几乎完全依赖农民工，而与此同时，农民工的心态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在中国大约2亿农民工中，约6成以上是80后或90后的“农二代”，他们在教育水平、个人素质、就业选择和价值观念方面都不同于他们的父辈。香港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朱文晖说，新一代农民工显然不愿意重复他们父辈低人一等的生活，不愿象父辈一样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劳工市场的角度来综合判断，它就不仅仅是个价格问题，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农民工在考虑价格的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离乡背井，他在家庭生活方面，以及在其他休闲舒服方面所付出的。这就反映出过去几年来中国农村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变化。”
许多民营企业主对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感到不适应，媒体援引一些民营老板的话说，以前是有人力无订单，现在经济回暖，订单不愁了，但却找不到人力了。一些更开明的民营企业家却从中看到企业的责任，看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契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由于民工荒，华南地区的缺口很大，仅东莞一个地方就差100万。这说明什么呢？民工不好招了，你只好提高待遇。现在农民工的待遇和去年相比普遍提高了百分之10到20，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劳工和企业责任问题专家刘开明博士认为，农民工的工薪和待遇的提高并不会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一蹴而就，在中国，这个过程可能还将是长期的。他说：“我们现在也在工厂里做一些项目，许多老板非常顽固地觉得，不一定需要涨工资，或者涨工资的幅度不需要太大，认为工人也能够愿意在这里做。因为基础太低，原来的工资水平太低，很多老板不愿意涨太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许多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形企业利润比较低、比较薄，它也给不起高工资。”
“民工荒”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个问题单纯依赖市场力量是难以解决的。这需要公共政策介入并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建立统一而完整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
现在，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党和政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已有五六处提到农民工的问题。厉有为在全国政协连续多年提农民工的提案，为他们呼吁。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厉有为认为在城市里打工的外来劳务工70%、80%都是初中毕业到城里打工，一天农民都没有做，因此他们不是农民，是新的工人阶级的成员。应该按照他们的工作职务和岗位定位为新型的合同制的工人。他们的家庭基础、孩子老婆都在城市了，厉有为建议要改成为外来劳务工，深圳就叫外来劳务工，或者是叫新型的合同制工人。
要改革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把二元的户籍制度彻底改革。根据不同城市的共用基础设施的满足情况，划出不同进入城市的台阶，使这些外来打工者，具体条件的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成员。如果政府有廉租房政策，政府给予补贴，这些外来劳务工就可以分期分批融入城市社会，扎根城市。这样才能使我们农村的人口逐渐减少。同时也解决了三农问题，也解决了春节几亿人口流动的问题，也解决了春节以后企业缺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要求。
关于外来劳务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深圳市委市政府也在全国最早，覆盖面也是最大。给他们建立了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这个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来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和离退休保障。还有一项外来劳务工非常困扰的问题就是子女上学的问题。厉有为坚持让劳务工的子女和城市的孩子一块儿就地入学，对劳务工子女高收费是完全不合理的。希望国务院能够下决心能够尽快下令规范，就是外来劳务工的子女和本城市的子女一视同仁，不应该高收费。……
在当前，经济失衡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解决劳务工的问题，更是迫在眉睫。据知，现在厉有为已经离休了，那么谁将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厉有为，相信很多公众特别是“新型合同制工人”们，充满了期待的目光里，也包含着焦虑。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14，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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