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份《重庆市2011年市级财政预算执行说明和2012年市级财政预算（草案）说明》传到网络，这是一份有关重庆市的2011年度市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说明和2012年的预算报告。尽管谈到重庆时，外面纷纷扰扰，或谈论重庆模式，或唱红打黑，或民生工程，不一而足。但这都不过是表象，真正秘密隐藏在政府报表中。虽然报表依然很简单，但依稀能看出重庆经济的模式和前途。
按照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所作的工作报告，据初步统计，重庆市2011年生产总值接近1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这一增速不可谓不高，可是重庆既无天然资源优势，也没有地理位置的优势，为何能创造出全国第一的增幅呢？
据说，重庆市采取了综合举措调控经济运行。当地加强了资金融通、能源保障、土地配置、税费减免、物价运行“五个调控”，打造了低融资成本、低要素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低税费成本、低物流成本的“五低”发展环境，把握了服务经济和保障民生的主动权。在银根抽紧情况下，重庆通过银行信贷、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外资利用、央企信托等渠道，新增社会融资4000多亿元，保障了资金供需平衡。这也就意味着，重庆市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压低了要素成本，包括资金、土地、劳动力、税费，并且通过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从而确保了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大幅增长。
然而，即使如此计算，经济增长只有16.5%，而且是依靠压低要素价格，但政府财政收入却增长51%，这说明在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所得远远高于民众所得。其所宣称的共富、民生不过是空话，即便在转移支付环节有再多的惠及民生的工程。而其压低要素价格的做法，与整个改革方向格格不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必须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资金、土地等等。
重庆，正在朝压低要素价格，政府敛聚财富的路上狂奔。
重庆市2011年度预算执行披露的情况主要包括两块，一部分是一般预算收入，另一部分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前者增幅40%以上，后者则超过60%。
第一部分收入为一般预算收入部分；比2011年下降的有三种，一是增值税，二是印花税，三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对其原因的分析是汽摩行业产销大幅下降、惠普公司进入保税区，无增值税收入。销售订单下降，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减少。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增值税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是最大的税种。增值税下降，意味着经济其实并无起色，甚至是下滑，尤其是汽摩行业产销大幅下降。
然而，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为何财政收入还能巨额增长呢？其他方面给出了答案。在增长项中，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税收大幅增长，如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增收，这三项两项超过50%，一项超过40%。对其原因的解释是营业税增长42%以上的原因主要是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收，企业所得税主要是房地产行业税务查补，房产税主要是将地价计入了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带来的政策性增收。这意味着，领跑重庆税收增长的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其次是金融。然而，去年一年，中央对房地产采取了高压的调控政策，说明这个产业并未有大发展，那么为何还会增长？这只能说明政府加大了抽取资源的力度。假设重庆市没有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的增收，重庆市政府靠什么收入呢？！第二类增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项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等。预算执行说明同样对应了分析，如个人所得税增收主要是加强了申报征管力度，行政性收费增长超过50%主要是城市建设配套费、征地管理费与及耕地开垦费增收，罚没收入增长13%以上主要是交通罚没和工商罚没增长较多，专项收入增长超过82%主要是将财政专户管理收入纳入了预算内管理，并且新征了地方教育附加费。这类增长意味着，收入增加也并非经济发展，而是在于加大了征收力度，过去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而现在加大了稽查的力度。第三类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及其他收入，收入29.9亿元，增长3倍。原因是将预算外收入纳入了预算内管理。
第二部分收入主要是基金预算收入，增长了66.8%，这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增长71%，为最主要收入。原因是两江新区建设提速，工业用地出让大幅增加，城市化进程提速提升土地价格，而且主城规划区范围内的划拨土地收入由区县调入市级。这意味着重庆市不仅没有试图摆脱土地财政，而是通过建设两江新区，继续制造新的土地财政，并且将区县土地财政上手，因此才能保持土地收入高速增长。
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达到惊人的16.5%，不仅在中国名列第一，在全球范围内也独占鳌头。那么，为什么围绕重庆模式还存在着这么多的争论呢？随着近期发生的领导人更迭事件，这种争论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争论的要点在于，重庆模式是否能创造可持续的、惠及民生的经济成长。以重庆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而采取的做法，称之为政府软预算之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但未及详细分析这种模式的机理。
对重庆模式的最权威解释迄今为止来自被称为重庆CEO的黄奇帆市长。在黄市长看来，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要超速赶超沿海地区，必须打造不同的发展路径。过去20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这是东部沿海尽占区位优势的原因。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便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所谓“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为落实这一策略，他曾于2008年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大批零部件企业亦相继跟进。
重庆的对外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成绩。至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200家已经落户重庆。受益于此，2011年重庆出口增速高达165%。不过，大胆设想、扎实工作之外，重庆取得的成功离不开两个更加关键的因素：首先，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使重庆称为在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换言之，重庆实践可以视为在中国横行多时的优惠招商竞争的升级版。其次，重庆大规模的基建、固定资产投资构建了重庆得以被外企相中的基础。这些投资极大程度上改善了经商的硬件环境。事实上，大量外企的入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重庆天量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与产能有了用武之地。
在全局意义上理解重庆模式，重庆经济起飞来自于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反馈循环。2011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高达76%，四川比例为72%，全国平均水平则为64%。单此项差别，就可以解释三者在经济增速上的大部分落差（重庆16.1%，四川15%，全国9.1%）。
重庆的投资不仅规模巨大，且以国资为主导。根据重庆财政部公开披露的数据，重点项目投资中国资主导的占比为67%，市场主导的占33%。为支撑如此水平的投资，重庆构建了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系统。重庆以政府金控公司渝富公司统领与支撑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主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等资金来源充实资本金，之后在扩大的资本金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至2011年年中，八大投资产总额约为4139亿元，负债额约为2500亿元。
资产额与负债额快速攀升的关键是土地经营与金融运作。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规划，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收益收归国有，构成各类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金融机构乐于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础。源头自然是财政支出。重庆2011年财政支出高达3961亿元，占GDP比例为39%，而本地财政收入（含非税收入）为2908亿元；对比之下，同为西部省份、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可比性的四川省的财政支出占GDP占比为2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3%。
重庆是否有财政赤字只是定义问题，如果将本地支出（3961亿元）与本地收入（2908亿元）之差定义为财政赤字，则重庆2011年的赤字为1053亿元，占GDP比例高达10.5%，只不过这个差额由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买单。西部省份接受中央转移支付本为常例，比较而言，重庆规模较大：四川财政支出中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部分占GDP比例为7%，全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则为1.1%。
另外，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入为607亿元，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309亿元；在税收收入的880亿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高达452亿元。由此可见，重庆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称为土地财政毫不为过。相反，赢来彩声的大量外企并未贡献太多的税收增长，工商业经营状况也不尽人意：2011年增值税仅82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3%，增速也仅为微不足道的5%。高补贴的招商引资模式的代价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重庆处于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持续升值可以预期，财政对土地的依赖也情有可原，但土地财政增速能否支撑重庆财政支出的超高速增长，则是另一回事。2011年重庆财政支出增速高达44%，赤字额增速高达139%，而2011年重庆平均房屋售价升幅仅为10%，进入2012年之后，该指标更出现下滑。如果土地出让金收入无法保持高速增长，重庆的财政紧张状况将恶化。
除了财政状况之外，更受外界关注的是债务情况。在地方债务平台模式被发明之前，政府之手被现收现付规律约束，投资规模受限于财政开支与项目未来现金流；而在重庆政府的操盘中，财政开支之类的资源被整合为资产负债表的资本金，透过各类金融操作，来获得数倍的资产效果。如此，较小的投入可以撬动数倍总资产规模。举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旧模式中1亿元的财政开支或许只能支撑1亿元的投资；相反，如果这1亿元投资作为资本金，撬动区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负债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亿元信贷，如此，总投资可以放大到14亿元。新旧模式下投资规模相差可高达十数倍。同时，在新模式之下，可暂时不考虑还本付息方面压力，依靠资产增值足以说服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这样，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模式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经营城市的思路由关心经营损益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代价则是负债额持续攀升。
按照中央审计署的数据，重庆市区县级政府债务在2010年年底总额约为2159亿元。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这一数据已经大大高于黄市长接受采访时声称的“整个重庆，包括区县和市级政府，跟财政有关的债务余额是1200亿元”，或许黄市长对政府债务的定义不同于中央审计署罢。考虑到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重庆市区县级财政开支占全市比例为58.5%，如果全市债务与区县级债务比例在此两数之间，合理的推测是重庆市总政府债务最少在3690亿至5613亿之间，且未计算政府担保义务、养老金缺口等隐形负债。而2011年政府控股企业贡献的基金收入仅111.3亿元，巨量债务并未产生起码的投资回报率。
很明显，重庆模式要持续下去的前提条件相当苛刻。如果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减少、如果土地升值速度降低、如果天量投资建设项目投资之后难以产生合理现金流、如果金融机构收紧对债务平台信贷，重庆都将被迫降低其投资增速，鉴于投资占经济比例高达76%，此举将导致经济增速快速滑落。
在对外宣传中，重庆模式强调“共富”。如果财政开支是用于民生，即使不具有可持续性，至少民众获利，也可聊以自慰。然而，数据显示的故事并非如此。
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达到21.4%，财政收入增速高达46%，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15.5%，支出增速为12.3%，对比之下，四川经济增速低于重庆1.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低于重庆15个百分点，但居民收入增速却高出重庆0.3个百分点，居民支出增速高出重庆0.8个百分点。重庆政府支出与民众支出增速之比高达374%，也算叹为观止。在全社会产出这块蛋糕中，重庆政府切走的部分多了，自然地，居民切走的部分就少了。
另一方面，政府开支存在大量不合理之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开支巨大且流程缺乏监督，浪费巨大，而急需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存在很大欠账。例如，重庆市条件最好的渝北区，在龙头寺公园投入11亿元，相当于渝北区十一五期间全部的教育投入，但是该区应修而未修的城市中小学就高达70多所，所有学校被迫实施大班制，收取昂贵的择校费用。人民群众急需的区人民医院和区中医院扩建工程迟迟没有动工。
民间经济的状况也难称良好。过去数年间，政府相关部门随意出台税收收费政策，随意增加企业税费负担，对划入政府“心中”的企业，人为制造不公平的经营环境，私营企业家们叫苦不迭。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重大项目投资中，市场主导投资完成额不及计划的90%，企业景气度比2010年同期降低10%，企业家信心也降低12%。在16.5%惊世骇俗经济增速背景下，这些数据触目惊心。
回头来看，数百年市场经济发展史，已经再三论证了两条经验。第一，追求政绩而不是利润的国营企业难以选择并运营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投资项目，投资规模往往偏大，项目投产之日往往是亏损开始之日。给予国营企业垄断地位固然可以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却会付出两大代价，首先，企业即使盈利，利润也难以回馈政府财政，分红比例令人难堪；其次，依靠垄断地位获利的本质是对民企、消费者征税，将降低民间经济活力、消费与投资，最终有害于经济增长。长此以往的教训可以在苏联经济崩溃史中看到。第二，债务杠杆无法永恒放大。加杠杆对经济的拉升作用有多大，去杠杆时经济紧缩的痛苦就有多大。希腊以及更广大范围内而言的欧洲债务危机正在提供活生生的例子。
重庆为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某些举措对全国其它省市来说不乏借鉴意义，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重庆模式不仅追求债务杠杆化之下政府拉动型经济增长，而且将这一模式推到极端，极力放大政府对资源的抽取能力、对经济的操控能力，并为此在财政、金融、司法、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强化权力范围。这一模式不相信民间经济在创造和把握经济发展机会的能力，而相信政府之手无所不能，为达目的，不惜横征强敛、大举负债、压制民权、削弱法治。其实，好政府并不沉迷于权力之运用，而关注权力之约束；不谋求无度扩张政府边界，而致力于培育民间经济与社会活力。说到底，保持对人民的尊重与自身的谦卑，才能最终赢得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重庆薄熙来倒台之后，俄罗斯有评论说，这一事件表明，中国发展模式到了关键转折点，党内围绕中国未来改革道路的争斗激化。莫斯科新闻时报说，薄熙来把自己打造成为捍卫穷人利益，以及打击贪污腐败斗士的形象，许多人把薄熙来下台看成中国领导层内斗和分歧激化，因此中共需拿出十分有份量和说服人的证据来证明薄熙来的错误，否则这起事件将给人留下薄熙来蒙冤的形象。
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薄熙来事件反映了现今的中国发展模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中国现有改革模式的潜力已经消耗光。中国需要寻找新的改革发展模式，但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因为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越来越多，比如各种农民示威等等，中国高层针对这些不满情绪反应很敏感，这就需要高层决定是否重新进行利益和收入的分配，这是个非常微妙和头疼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恰好造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激化，而薄熙来正好属于其中的一个利益集团。”拉林说，这些利益集团中 ，有的主张按照现有模式分配收入，有的主张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有的主张加强国家监管并设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薄熙来倒台说明这场内斗激化并已经带到了表面上来。
俄罗斯“独立报”评论说，如果中国继续走改革道路，这就要求中共领导层团结一致，对改革有共识，否则领导层内将发生分裂，甚至会爆发苏联解体前夕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政变，而把薄熙留在领导层内意味无法保证能达成这种共识。“独立报”说，薄熙来是中国新左派的非正式领袖，而这些左派人士想证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仅对富人有利，薄熙来也成为对改革不满人士的代言人。俄媒认为，苏联时代，党内权力斗争激化，每当有领导人倒台时，也同样伴随丑闻，让社会震惊。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正在发生类似当年苏共发生的事情。
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同苏共一样，所有的共产专制国家都是政治体制不透明，权力运作黑箱操作，因此许多分析其实都是黑箱之外旁观者的推测：“比如赫鲁晓夫时代，当时曾面临食品供应和开垦荒地等问题，党内围绕如何发展农业有过激烈争吵。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围绕怎样改革有过争论，戈尔巴乔夫时代围绕改革路线的斗争更是十分尖锐。”
但拉林认为，中共党内的斗争仍然将局限于高层，这场斗争更不会引起类似苏联解体那样混乱局面，因为同当年的苏共相比，中共今天手中掌握更多的稳定资源，而且中国社会在近期也不会发生当年苏联那样的激烈变化。
然而，薄熙来虽然已经彻底倒台，但他显然给中国最高领导层留下堆积如山的烂账。这些烂账无论是解决还是不解决，都足以让中国头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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