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5-10 17:20
有两本有关中国民主党派的书：一本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军民所著《中国民主党派史》，一本是境外出版的丁抒所著《阳谋》。张军民的这本书以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大陆执政党派反对国民大陆执政党“反动派”、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主线，有点“满纸荒唐言”的味道；而丁抒的书则无疑是沦为玩物后的民主大陆执政党派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
两本书览毕，心中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在“黑暗”的“旧中国”敢打敢冲，甚至发出“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诸如此类豪言壮语，并且向国民大陆执政党要民主要自由的这些文人雅士，在“解放”后却都做了顺民。而在唯一一次大陆执政党赐给的机会上（1957年），却迅速被一窝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做了二十多年的贱民。自邓公中兴以来，虽获平反，但却至今为止却只能做一个被官方随意使唤的政治花瓶，以至于大陆老百姓人人耻之。一方面哀其不幸，但更多的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思考……
通观两本书的内容，悟出的解释就是共产制度阉割了民主党派的政治能量，共产制度从根子上是反民主的。
众所周知，共产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大陆直到几年前，鉴于这种口号的荒唐性，执政党才指示人大修改宪法，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而在国民党时期，这些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产业，自己的报纸电台。国民党并没有查封他们的财产，将其“共产”，更没有控制一切媒体。国民党更没有对他们搞“专政”，只是零星抓捕几个被共产阴谋利用的民主分子，当然这并未构成对民主党派的实质威胁。所以当时的民主党派动不动就可以在报纸上发表“对时局的几点看法”，帮着共产党把国民党搞臭。丁抒先生的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内战时期，武汉大学某法学教授昂首阔步走进武汉警备司令部，同法官辩论，轻而易举的把自己被抓的学生安全领回了学校。在1949年以后直至今天，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估计该教授不是以“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被格杀勿论，就是早就被”维稳”掉，息人息声了。
这些民主党派坐拥着被国民政府宪法所保护的财产，有了底气：他们在使用着国民政府所允许的办报自由，拥有自己的舆论工具，有了嘴巴。有了底气，有了嘴巴，再加上国民政府的“先天不足”——宪法中、党章中没有“专政”这类东西，所以民主党派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争民主争自由了。最终，他们享受着国民政府治下的民主权利，骂着国民党，并帮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所以，储安平就说过：“共产党的江山，有一半是民主党派打下的。”这话不假，共产党与其说是“会打仗”，倒不如说是会借鸡下蛋。历史也早已证明了共产党的这种特征，笑蜀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就是铁的证明。
那么，共产执政后，民主党派怎么变得只会山呼万岁的呢？首先，共产政体要消灭私有制，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民族工商业者的产业全部转化为“国有”（实质上是大陆执政党所有）。在“全民所有制”的旗号下，共了资产阶级的产，共了有钱人的产，控制了社会的全部财富命脉。连卢作孚、荣毅仁这些大名鼎鼎的民族资本家都被共了产，更何况其他小资本家、小私有者！下至农民的一块田地，上至一个享誉全国的工厂企业，无不被在“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旗号下而牢牢控制了。这样，也就掐住了民主党派的喉咙。因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得从大陆执政党的荷包里取，腰杆硬不起来，只能对大陆执政党俯首贴耳。讲到这里，人们禁不住会感慨：国民党真“傻”，“妇人之仁”，不会釜底抽薪。
其次，共产政体垄断一切电台报纸等传播媒介，让其变成党的喉舌。刚“解放”时，还留有《光明日报》等几家非执政党报纸装点一下门面安抚一下民主党派，到了1957年以后，连这也取消了。以至于章伯钧感慨“现在的《光明日报》，简直比《人民日报》还《人民日报》”。大陆执政党绝不会像国民大陆执政党那样放任媒体，把笔杆子牢牢控制在手中，甚至于电影、漫画等等这些领域也不放过。民主党派没有了舌头，还拿什么讲理去。以至于在“反右”开始时，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出现了“右派向新中国进攻，工人阶级不答应”，黄继光的母亲在报纸上声称“要同右派分子拼了老命”等等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宣传手段。
再者，由于大陆执政党握有“专政”机关，随时可以以“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颠覆国家”等这些莫须有的流氓罪名对一切敢于反抗的民主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政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温文尔雅，说杀你就杀你，说劳改就劳改你绝不含糊，所以民主党派就只能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
综上所述，民主党派经济基础已被执政党控制，所以只能做执政党的食客；舆论基础也被控制，没有了舌头；再加上几百万“专政”力量，民主党派头上悬着一把刀，焉能不怕？！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57年民主党派出于好心提提意见而已，执政党仅仅用了几天时间就能将其打入地狱，使其束手就擒了。
回顾民主党派的风雨历程不难发现：国民政府时期他们是爷爷，政府是孙子，怕他们。他们作为爷爷，骂着孙子“独裁”“白色恐怖”。以至于蒋介石甚至对章伯钧讲“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别的位置你随便挑”。毛泽东时代他们是贱民，是奴隶，却必须天天喊着万岁。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仅仅做了几天的花瓶而已，“反右”以后，连花瓶也做不成了，只能做奴隶。新时期以来，他们恢复了花瓶资格，平时只需要吃吃喝喝、拍拍手、喊几声万岁就可以了。民主政党派的冷暖人生，让人既恨又气，既同情又感慨……。
“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是毛泽东对付民主党派的绝招。搞共产主义，搞“全民所有制”，垄断社会财富，从而使“普天之下，莫非党产”；搞阶级斗争，搞舆论控制，搞专政，一切只为执政党服务，只为极权服务。
当前，政体改革尝试变型走样，都有特殊利益集团上下其手的厚黑背景,这一切原因在于民主的缺失。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是：伟大的、绝对的真理是：党正确，元首正确，党和元首永远正确！宣传家必须编造自己的真理。凡是对党有利的即为真理。如果这个真理与真正的真理相符合，那更好；若不符合，那就必须使它们之间符合。
大家都知道体制有问题，等真的当老大了，发现有这么多的油水，又想维护旧的体制了。所以没有民主，就不会有变化。没有舆论监督），就更可以肆无忌惮。这就是现代中国。
论轻视生命，恐怕只有列宁、斯大林、波尔布特、金日成、金正日、希特勒等少数“共 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可以和他相比，但希特勒主要是凌虐外族，但残杀本国人民的数量加起来尚不及毛泽东的零头。
在非民主政治条件下，整个社会在表面上也可能显得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同这种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存在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政治压制。人们对政治权力的服从不是出于认同，而是出于恐惧。但源于恐惧的服从必然包含着愤恨与不满。在非民主社会，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制不但使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且本身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如果说在民主国家维持国内秩序往往只需要警察，在非民主国家则必须经常出动军队。可是，军队本应用于捍卫国家利益，而不是用于国内政治斗争。
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区别，还在于能否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一个社会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稳定往往越牢固。社会稳定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是制度运作的自然结果。相反，一个社会实行非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和政治抗争就越发频繁和激烈，社会稳定问题就显得越发迫切。如果一种政治制度 必须将社会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那只能证明这种制度具有催生社会不稳定的本性。
杨度在鼓吹中国不能搞民主，只能搞“帝制”时说。“.……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可不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建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这番话，和现在的那种“民主必将导致动荡和混乱”从而得出：还是‘我党统治好些’的言论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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