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羁绊，步入了正轨。有趣的是，20年过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依然得不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承认。一个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居然不被承认是市场经济，这引起“爱国”者们的强烈不满。
但若有足够的自省精神，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离真正市场经济距离遥远。
其一，垄断是市场经济天敌。中国虽然于2008年正式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央企垄断却并未被撼动。《反垄断法》只反外企不反央企，致使央企垄断愈演愈烈，尤以电信、石油、电力、铁路等领域为甚。即使是竞争者众多的银行业，温家宝总理也承认国有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央企垄断不仅掠夺消费者剩余，更是腐败的温床。中石化爆发出陈同海案、天价吊灯案、高价买茅台案等等决非偶然。虽然国务院于2005年、2010年先后祭出36条、新36条，但央企垄断纹丝不动。2010年，“两桶油”的利润居然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于此情形之下，国进民退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要素价格市场化进展缓慢。市场经济中，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金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在中国，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不但没有市场化，而且存在严重的扭曲，对资源配置产生了严重误导。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资源的掌控者，在招商引资方面可以随便给予优惠政策；大量蓝领劳动力的基本权益没有保障，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制度缺失；利率市场化迟迟没有进展，存款负实际利率长期存在；环境污染几乎失控，每年的污染成本高达GDP的8%—12％左右。
其三，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市场的力量则步步后退。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扮演“看不见的手”角色，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换言之，政府应致力于维护游戏规则，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但是，中国各级政府不仅通过税收、土地出让金、其他预算外收入支配巨大经济资源，通过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成为“经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更保留了对微观经济的大量干预权。以IPO为例，融资本来应是任何企业都拥有的基本生存权利，但在中国却成了国企和少数寻租者的特权，PE腐败愈演愈烈。
其四，由于政府保留了自由裁量权，支配大量经济资源，加之司法体系缺乏独立性，寻租成为企业生存最重要的“商业模式”。潜规则取代了法律体系的显规则，很少有企业家敢高调地声称自己是“干净的”。陈良宇案牵出上海首富周正毅，重庆事件牵出大连实德集团，公安部郑少东案牵出国美电器，如此不胜枚举。一有地方大员落马，当地企业家就纷纷出国避风。在仇富等于仇腐的局面下，重庆打黑获得一些民众支持也属自然。政府的强势和企业被迫寻租，也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的缺乏，于是乎有钱阶层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海外移民。
回顾历史，中央政府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决策有两次。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必然要改变旧体制固有的和体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指出，“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应该说，两次决定，为市场经济描绘了正确的前进路径，如果得到很好的落实，中国市场经济的状态将远远好于现状。
要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市场经济的真谛。自古以来，中国哲学流派就有“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之争。但亚当斯密超越了善恶之争，指出“人性自私”其实是一种美德。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奋斗，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达到最优状态。例如，乔布斯创造了改变世界的iPhone/iPad 产品，但他并非出于高尚的“雷锋精神”，而是出于对财富和价值创造的渴求。换言之，乔布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促进了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斯密的这一发现，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所在。
但市场经济要有效运转，并非无条件的。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离不开两个条件：1.机会公平。虽然每个人的天赋、家庭出身、机遇、个性、努力程度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机会必须是公平的。举例而言，两家企业申请IPO，政府不能因为其中一家企业创始人是高级官员的子女就给予特别照顾，一切应该由市场力量决定。垄断显然与机会公平是相排斥的。2.任何个人和企业都不能以侵犯他人利益的方式来获取利益。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概念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家公司违规排放污染，当然可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利润，但它把污染成本转嫁给了公众，公众健康受损。此外，普遍的寻租行为本质上也是通过侵犯他人的权利来获得特殊利润。根据王小鲁的测算，2008年中国的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元。
要确保这两个基本条件，法治是惟一的路径。在缺乏法治的情况下，掌握公权力的人必然以权谋私，寻租行为势必难以遏制，最终腐败蔓延，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由于执政者不愿放弃权力，不少新兴经济体都难以逃脱这一命运，拉美国家几乎全军覆没。在亚洲，韩国和日本算是少见的幸运儿。
眼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污染问题、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法治不彰的结果。法治不彰，其实是政府权力得不到制衡的必然结果。在有效的法治社会，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在缺少法治的情况下，政府会在逐利动力驱使下不断自我膨胀。由于政府部门总体上属于非生产性部门，强势政府将导致社会效率的降低。
中国法治的不完善，根源于“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将自身定位成经济建设的推动者，而非法治的维护者。GDP崇拜登峰造极，不仅是因为官员的政绩考核与GDP挂钩，更因为GDP增长意味着更多税收和腐败的空间。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中，司法系统、政府系统都从属于党委系统的领导，司法系统在人事、财务上都无法具有实质的“独立性”。
一方面政府部门权力过大，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有效的司法系统，结果只能是政府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利用这种裁量权不断加深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强拆与征地，污染全面失控，食品安全底线丧失，腐败将基尼系数推至0.5左右的危险水平。同时，政府体系变得空前庞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部门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不愿意继续推进改革。一些政府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在不断增强自己手中的权力。即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陷入了僵局。大型央企继续保持着行政级别，主要管理者由组织部而非董事会任免。2012年3月中组部宣布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升为副部级单位，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已统一由保监会移至中组部。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2012年两会上感慨说，“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府和市场中介机构不分，官员想不腐败都难。建国6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编制法，干部超编和公务员超编严重，给亿万人民加上额外负担。四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增加到1000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应该说，中央十四届三次会议和十六届三次会议的两个决定，为发展市场经济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很大的偏离，尤其是在政企分离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对此，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生深刻反思道，“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走过20载的中国市场经济又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沿着惯性前进，最终必定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另一条道路就是摒弃“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推进政治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其实，“中国特色”不能成为拖延和阻挠改革的障眼法和托辞，唯有法治才能挽救中国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经济跟银河系有些类似：我们不停发现中国人民的财富比我们原想象的要大，跟想象的可能有数万亿的出入，而且许多都隐藏在人民的视野后。
据全世界各企业和组织在2011年末的年终报告称，中国正出现一幅惊人的景象：挥霍无度的高端消费群体与高度节约的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现在中国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抢购黄金、劳斯莱斯和游艇、路易威登、香奈儿、古驰，不像十年前婴儿出生率上升那样，现在的(抢购)速度是以比去年同期的20%、50%甚至80%的巨大跳跃性增长。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免税购物团体。
那么这些钱是哪来的呢？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调查，自从政府2008年尾就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推行大型经济刺激方案以来，隐蔽性，或者可以叫做“灰色”经济已经极具规模，“灰色经济今年已经达到约9.3万亿人民币。”约合1.47万亿美元。
经济刺激方案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双方投资混合体，证据何来？就是去年未被查处的奢侈品消费。王小鲁表示：“当今，看看奢侈品购买，看看这些信号，灰色收入仍旧是个严重的课题。我觉得灰色经济增长的步伐十分之快。”
官方报道称，中国经济去年增长了9.2%，达到47.16万亿人民币。王小鲁在2007年和2010年发布了两份关于隐蔽性经济的报告，认为灰色经济活动目前比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得要迅速。当然，中国经济近30年间都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许多正当财富。扣除物价因素，数个城市的居民收入去年都上涨了约8.4%。王小鲁说：“然而居民平均收入并没有如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一般迅速，而隐性收入助长了奢侈品消费。”
利用忽略官方数据不计的革新调查技术手段，王小鲁预估在官方评估后的隐性收入不仅是数万亿人民币，而且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金字塔顶端的10%部分。他的结论就是：富人在隐藏他们的财富，而社会远比政府认为的要不公平得多。
自从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来隐性收入扩大了多少呢？“我手头没有数据，因此我不了解，”王小鲁如是说，“但近几年没发现系统性发展。目前尚不明显。”他指出不止是超级富豪，也有许多人有机会瞒报收入。
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寻租行为”(指把时间和金钱不是花费在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上，而是花费在试图使政府改变规则上，以使自己的行业更有利可图)或特殊待遇制造温床，“事实上，就是贪污腐败。”
压力之下去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官员走上掠夺并贩卖农民土地的道路，这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王小鲁认为：“土地销售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地官员持续以毫无规划的方式售卖土地，既增加了收入又导致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农民甚少获得与他们土地价值相近的收益。”
王小鲁表示，藏钱和谎报收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这些情况也出现在发达国家，但是达到一定规模则有很大区别。”与依据基尼系数测算的结果一样，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人民的收入差距现已接近0.48%，高于警戒线的0.4%，0%代表绝对平均而1%代表绝对不均。王小鲁还称，然而没人确切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中国需要针对确立事实真相开始系统的政治、财政及行政改革。政府必须更加透明，必须加强民众监管当权者的能力。他说：“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来就不单只在经济方面，应该也涉及政治改革。”
3月份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计算出世界平均工资，全球平均数为月薪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7元），年薪不到1.8万美元。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4元），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72个调查国家（地区）中的57位。尽管中国人薪资未达世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在中国网民中引起的反响却是“被联合国忽悠”了。
中国网友为什么会感到联合国在“忽悠”呢？因为月平均工资4134.4元远高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年全国职工薪酬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2736元（月均2728元），2010年为37147元（月均3095元）；私营企业更低：2009年为18199元（月均1516元），2010年为20759元（月均1729元）。上述数据揭示的事实是，莫说2009年，就是比2009年同比增长13.5%的的2010年，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单位工作，中国人的薪酬也比ILO公布的2009年数据要低得多。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6.3计算，2009年中国非私营单位薪酬为月均 433美元，私营企业为241美元。
中国的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月工资却如此之低，这意味着普通中国人并没有能从GDP这块大蛋糕分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如果说国家统计局习惯性地将本国职工工薪高报，国人可以理解为那是出于粉饰政绩的需要，但ILO又没有这一动机，中国员工的薪酬为何也要“被增长”这么多呢？这其实怪不得ILO。因为除了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联合国机构，需要任何特定国家的某类数据，基本都由该国政府提供。ILO这份有关全球薪资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以各国自报的数据与统计样本为基础统计出来的。只能说大陆政府相关机构在提供中国员工薪酬样本时，出于一贯的“面子”需要，按照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做了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比如在选送调查样本时，多选取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北京、山东、江苏等地的薪酬统计数字及调查样本报送联合国；或者在员工的概念与企业类别上作文章，将报酬很低的农民工从职工中排除——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就将占全国非农业劳动力三分之二的农民工从职工当中排除——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全列入“非私营单位”，其薪酬自然比较高，看起来光鲜得多。
中国国家统计局（或相关机构）在向联合国选送数据时，依据的就是“为国家形象考虑”这一原则。至于两年后ILO公布之后公布的中国员工薪酬会高出本国公布的工资标准许多，既不是它要考虑的事情，普通中国人就算看到了，那也会被认为是联合国ILO的数据不实，不会把这笔帐算到大陆政府机构选送数据样本上来。大陆政府机构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虽然高报了许多，也没“胖”出世界平均工资的水平，还未达其一半。
严格地说，ILO这里使用的美元并不是指货币实体的“美元”，而是被称为“购买力平价法货币”，也就是说，各国的人均收入被转化为以美元购买力为基准价值的数值。这里所说的人均月收入，其实是这一收入在美国的购买力。
由于中国的通胀率是被政府相关机构严重低估的，所以中国人的购买力在此又是被高估的。薪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大多数国民的购买力，意味着这个国家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水平，以及是否有能力旅游休闲等。但由于被中共政府计入“职工”类别的人数在总就业人数当中偏低（据中国统计年鉴），只有1亿多，只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48287万人的四分之一左右。再加上ILO的统计不包括中国领取社会救济的贫困人口一亿左右及庞大的失业人口，所以ILO的薪资水平不能反映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水平。
盖洛普2010全球幸福调查发现，七成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对此网民调侃到——发改委发言人说：如不含税，中国油价低于美国。按此逻辑：房地产开发商说：如不含地皮，中国房价最低。纪检官员说：如不含贪官，中国公务员最廉洁。中国红十字会说：如不含挪用，中国善款管理最好。质监局说：如不含奸商，中国食（药)品最安全。统计局说：如不含老百姓，中国人生活最幸福……。
附：中国特色“解决”大观——
领导问题靠书记解决；政治问题靠经济解决；
外交问题靠呼吁解决；军事问题靠和平解决；
党外问题靠党内解决；思想问题靠忽悠解决；
道德问题靠运动解决；文化问题靠管制解决；
市场问题靠行政解决；亏空问题靠印钞解决；
社会问题靠城管解决；面子问题靠盛会解决；
建设问题靠强拆解决；生育问题靠计划解决；
前途问题靠拼爹解决；致富问题靠中彩解决；
医疗问题靠伪劣解决；饮食问题靠掺假解决；
办学问题靠收费解决；环保问题靠排污解决；
科技问题靠山寨解决；学术问题靠剽窃解决；
明星问题靠上床解决；军衔问题靠唱歌解决；
公安问题靠黑道解决；升职问题靠买官解决；
反腐问题靠贪官解决；股市问题靠圈钱解决；
舆论问题靠封锁解决；疑虑问题靠“我信”解决；
和谐问题靠糊弄解决；民意问题靠对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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