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访问欧洲时，公开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而且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断扩大，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并担忧表示，“今后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据中新社报导，这是中国总理28年来第一次首访瑞典，温家宝4月24日当地时间晚上，在自己下榻的饭店会见中资公司、华侨及留学生代表。温家宝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概括地说，就是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断扩大，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考虑，今后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他强调必须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他认为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振兴需惠及所有人才对得起人民。温家宝在海外的言论，比起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官方体制的其他官员是能说真话，因此北京网民表示：总理终于说出了百姓心中的话啊，敢于直接面对残酷的现实，向总理致敬。上海网民表示，把名字遮住还真以为是党外意见人士的话。江西网民表示，温总理把国内都知道的事实，带去欧洲再说一遍。但质疑，“这话为何不在国内的正式场合公开说呢？”一上海网友回复说，“在国内说要被和谐。”
近几年来，一大最吸引眼球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剧减。IMF目前预计，2012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将只有GDP的2.3%，该数字上个峰值出现在2007年，为10.1%。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贸易盈余（即出口值减去进口值的差）的下降。很多权威人士和政策分析家将中国持续高企的贸易盈余视为政府干预人民币使其远低于自由浮动“均衡”值的表面证据。中国贸易盈余的剧减令他们大跌眼镜。
这意味着传统智慧值得怀疑吗？美国、IMF和其他机构和个人应该停止要求中国实行更有弹性的货币机制吗？简单地回答是“否”。中国经济受着严重失衡的困扰，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可以充当安全阀和吸震器。汇率问题像是一根避雷针，吸引了太多的眼球，关于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了汇率上。
汇率和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夸大了。与此同时，汇率绝不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宏观经济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长期过度依赖于投资推动增长。投资几乎构成了中国GDP的一半，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有余。与此同时，私人消费只占GDP的不到 40%，而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正常数字是60%。毫无疑问，中国的投资偏好来自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巨大干预：小储户每年的存款利率只有1—2%，而经济的年增长率高达10%，直到最近才有所下降。
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剧减背后存在四大因素：首先，进口原材料成本大涨。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又颇为敏感，因此进口成本的增加不能完全转嫁。第二大重要因素是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这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第三，中国贸易加权汇率（经通胀差调整的汇率）在最近几年来升值迅猛根据IMF的数字，自2008年以来已升值14%。中国的通胀率要高于其贸易伙伴的平均水平，而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也在缓慢上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大规模投资刺激。与持续下降的消费相比，中国的投资对进口的敏感度要高得多。
中国仍不断报告着漂亮的增长率，而发达经济体纷纷经历了深度衰退，因此中国的出口（相对进口而言）除了下降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事实上，事后来看，令人惊奇的是中国贸易盈余减少得如此之少。IMF合理地预测道，随着长期内全球经济的正常化，中国贸易盈余将再次回到几年前全球失衡中的比重（大约为全球GDP的0.5%）。所有这些都表明，汇率和经常项目之间不存在单向联系。比如，资本流压力可以独立于贸易对汇率形成强大压力。中国虽有着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但绝非密不透风。由于发达经济体回报率较低，因此中国自然而然成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尽管中国自身也存在迟早会经历大减速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的真实原因是，不论发生何种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或其他类型的汇率都能提供重要的稳定器作用。
即使人民币在近期会升值，其对贸易的影响可能也将远低于美国当局之所愿、中国当局之所忌。汇率传递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变化将非常微小。将汇率和经常项目联系起来的简单逻辑是非常弱的。但中国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政策（作为更为广泛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一部分）的理由非常强。
以计划时期人民币汇率固定与高估体制为起点，中国汇改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受国际收支基本面条件和汇市供求基本关系决定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型两大阶段改革取向大相径庭：1994年之前是如何通过持续大幅贬值使早先高估汇率逼近大体均衡，晚近时期则是如何因应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要求容纳趋势性升值使汇率不至于过度偏离动态均衡。
两个阶段都伴随争议。目前第二阶段争议仍未完结。从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廉价的货币”署名文章算起，人民币升值争论已有十余年历史。以这一争论2002-2003年在国外扩大发酵并在中国引起热议为发端，距今也已有近十年时间。
其实起先争论涉及一些问题早已有结论。比如早先反对升值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不多，拒绝升值多积累储备挺好。随着2006年底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后相继过2万和3万亿美元，“储备不足论”早已销声匿迹。现在问题倒是，升值会定义性导致储备账面价值缩水，反转成为牵制汇改的因素之一。又如从劳动市场角度看，世纪之交面临企业改制带来一次性超常下岗失业压力，推延升值有助于缓解这方面压力——这或许是最初质疑人民币升值的唯一较为合理考量。不过随着新世纪初年新一轮宏观景气增长展开，2004年沿海地区遭遇“民工荒”冲击，并转变为近年各地频频报道的“用工荒”现象，城市求人倍率显著上升。劳动市场朝供求偏紧方向趋势性转变，早就为人民币汇率直面升值要求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十年开放宏观经济史显示，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要求本币升值背景下，单边干预汇市遏制升值趋势会带来多方困扰和损失。以国内投资平均高回报为背景，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储蓄配置看意味着相当大国民福利损失。维系非均衡本币汇率，会牵制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汇率利率等价格型宏调工具受到过多限制，面临宏观失衡冲击时更容易诉诸形形色色产业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使“宏调微观化”顽症有增无减。
汇改滞后与外部失衡给管理外部关系带来新困难。维护这个对中国整体利益得不偿失的汇率体制，不仅成为我们跟美欧等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紧张根源之一，而且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发生不小分歧。据报道，在G-20有关汇率和外部失衡定义讨论中，中国代表有时竟不得不面临“一对十九”的囧境。
为什么30多年仍未能真正建成市场化汇率体制？升值问题为何如此纠结难断？回头观察可见，多种因素组合作用使得汇改与升值具有特殊挑战性。首先有认知问题。升值争议初起时，由于对生产率追赶要求本币升值规律缺少足够认识，未能从大国开放经济成长规律层面理解汇率升值的客观必然性，改革整体策略缺少主动性。其次是利益作用。低估汇率等于给出口部门提供补贴，讨论汇改时有关部门问卷“测试”出口企业看法，得到比较消极结果在情理之中。出口依存度较高地区，官员担心升值影响当地经济增长或加大就业困难。外贸管理部门以贸易增长为工作目标，担心升值会妨碍达标。再次是“价格不管用”心态影响。周其仁教授多年前一次演讲，以“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为题剖析中国转型期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在一般原则上早已接受市场经济体制定位，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协调管理具体场合对价格机制仍带有太多保留、置疑和否定。汇率是调节开放经济内外关系的基本价格，“价格不管用”心态不利于让汇率回归相对价格的基本功能定位。
主动改革缺少动力，汇改讨论往往在回应外国诉求的语境下发生，如何看待内外利害关系使问题平添一层复杂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双赢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不过面临汇率升值这类新的复杂敏感涉外议题时，零和游戏思维方式仍有相当影响。事实表明，汇改上如采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应反对的策略，最后会面临作茧自缚形势。总之在中国转型环境下，做一件事，无论涉及价格调节，或是关乎内外利益调节，都会很难。汇改等于把两件事搁在一起做，难上加难。另外，汇改争论还受到误读日本经验以及阴谋论观点影响。日本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并伴随长期衰退，日本与国际学术界对其根源有大量研究，主流观点认为过度扩张货币政策，快速增长银行信贷和过低利率，是导致资产泡沫的根本原因。国内媒体一度把日本泡沫经济根源简单归结为日元升值，进一步把人民币升值解读成外国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这类流行观点一度制约对汇率政策进行理性而务实的调整。
周小川行长与合作者1993年出版《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其中对人民币汇改历程提出中肯的评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汇率调整表现了务实和客观的态度，即希望建立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汇率。问题在于，政府前些年在调整汇率时的步子总是偏小的，过于胆怯的”。过去20年来，尤其是周行长主政央行近十年间，中国一直探索如何建立一个与中国开放大国利益一致的“真实而合理的汇率”。1994年汇改接受单一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目标，“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致力于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目标设定无疑是科学而正确的。然而从改革推进过程看，我们似乎仍未彻底摆脱“过于胆怯的”浮动恐惧心态羁绊。
然而，在去年中东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却发表评论称，中东巨变说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中东发生社会变革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基本上没有做出太多的报道，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中东印证发展才是硬道理”。它主要是谈发生问题的这些国家经济成长率满足不了就业的需求，因为这些国家大概都有接近30% 的失业率。另外《环球时报》也发表了文章说埃及的困境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它说埃及有很多问题，包括人口爆炸、贫穷、住房、经济结构等等问题。它认为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说明，中国官方媒体或者说喉舌的思维现在越来越简单化了。简单到都不去考虑这个话背后的各种逻辑上的矛盾。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天天讲发展的目标是GDP要高。那么中国现在正在奔什么人均GDP几千美元。而利比亚的人均GDP早就是中国的两倍半，一万四千多美元。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就是说中国达到人均一万多美元的时候，中国一定要像利比亚那样发生革命了？大概人民日报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给自己画了个陷阱掉进去了。
喉舌就是捡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来做文章。中国现在的增长率虽然表面上高一点，但中国的失业率并不比埃及低。中国的真实失业率也在30%以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现在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学毕业生的情况就和埃及也差不多。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大概百分之四点几，那是个永久数字。就说不用查资料，也不用看经济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不会随着真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也说明，中国政府隐藏了很多真实数据，比如中国到底有多少劳动年龄的人口，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如果根据劳动年龄人口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人口计算，中国现在的失业率就是30%左右。
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文章，很显然只是在骗自己或者是在应付上级的一种宣传的政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在两会期间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甚至就是有一种说法“一网打尽”，通过互联网的监控，通过手机的监控和定位，就会判断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人在聚集。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的话，那么经过了改革开放以后30年的发展，中国的问题是更多了呢，还是更少了？其实官方自己也知道中国现在的这种社会危机是越来越多，中国行政学院朱新力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到，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群体型事件到2010年增加了一倍。所以说实际上中国现在每年的群体抗暴事件至少大概就有十二万起到十八万起。这种情况下，官方所谓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它带来必然的所谓它希望的那种社会稳定。而人民日报想给中国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中东发生这个事情跟政治制度没有关系，主要是经济的问题。经济发展得慢就会出问题，经济发展得快，像我们中国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当然，所有政治问题，落实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一定是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问题。首先，经济增长速度本身不能意味着一切社会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实际上中国的现实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走歪了。增长速度表面上很高，实际上社会问题丛生。恰恰证明经济发展不顺利，社会问题丛生是肯定要有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的开放程度增加，人们对政治民主的追求会进一步变得更强烈。换言之，随着人均GDP数字的上升，这个国家国民对政治民主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
所以，并非经济发展快了，民主的要求就反而降低了，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政治课里也是这么说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了社会体制。而现在，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大陆在意识形态上其实早就背离马克思主义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话，现在中国的执政党正好就是革命的对象。所以，中国官方的媒体在报道中东革命的时候，就躲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腐败。其实，因为中东的政治制度催生了腐败，因为它整个是一个专制政权，不管是埃及也好、突尼斯也好或者利比亚也好，都是专制政权。不管是穆巴拉克也好或者是卡扎菲，都是几百亿的美元在他们私人的手里或者在他们家族的手里面。这样的财富积累，注定了这个体制没有合法性，靠贪污和腐败来维系政权。而中国现在，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是，很多人觉得经济越来越好，蛋糕越做越大的话，每个人都能多分一块，这不见得。因为增长出来的这块蛋糕，不能真的能够落到老百姓的手里。而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比如，中国大陆在2009年的时候刺激经济四万亿投出来，但这部分钱绝大部分又回到了高官的手里，同时催生出的这种资产泡沫造成了中国房价包括生活用品的急剧的上涨，催生了通货膨胀。所以，老百姓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因此，经济发展之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就会必然地从中能够得到好处。现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国内的各种问题是越来越多，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发展到了埃及的人均GDP或者是利比亚的人均GDP水平的话，那么中国要求民主的呼声会更加高。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按现在这个模式走下去，中国政府会感到惴惴不安。真的如果是发展非常快，达到了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中国政府的恐惧和不安会更加大。况且，像利比亚和埃及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农民工、暂住证、城乡区隔，他们的失业率是全国性的，国民福利也是全国性，这还比中国好像更先进得多。按照这个逻辑思考，如果讲社会主义的话，埃及、叙利亚倒是真社会主义，中国大陆倒是假的。
中东在民主这方面可能稍微差一点，但社会福利是说得过去的。而中国大陆官方，在这种政治方面要走得比这些中东国家更加远，问题似乎比这些国家更严重。
很久以来，大陆官方似开始光打雷不下雨地颁布一些经济改革措施试图转移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期盼的视线。今年初至今，中国政府的改革集中在三个领域，为社会民生，垄断行业和土地制度。政府下发的“户籍管理改革通知”提出开放中小城市户籍，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打破垄断，及鼓励农村土地股分制改革。这些措施的出台看似改革的起步，但是这只是迫于外界强烈呼吁下的一种让步，而绝非实质性的改革。
目前，中国大陆实际上以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主导干预经济的行为，以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无法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依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非透过市场价格体系来调控市场机制使得中国目前经济成长乏力，房地产居高不下，通货膨胀逐年增加，造成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中国目前的问题，一是政府垄断，二是腐败，这两个问题皆因法治不健全。一个成熟健康的经济机制必然是法治化，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因而，只有实现政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行，才是迈向自由市场体系改革的实质性步伐和关键。
另一方面，虽然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也许会有所松动，但又令人联想到，目前国内买火车票的“实名制”，即中国公民出行要用身份证才能买到火车票，这无疑是对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的一种侵犯，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在中国目前一党专政条件下，要依靠垄断集团主动地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求得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单单提政改，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今后面临的经济危机的。只有从制度上，建立起法治，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遏制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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