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2 12:22:14
深圳建特区到现在已经34个年头了。在深圳特区建立34个年头中，最令老百姓难忘、口碑最好的高官，是梁湘和厉有为。梁湘被誉为“拓荒牛”，厉有为被誉为“孺子牛”。
话说中国大陆原来有5个特区，现在又加上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建特区已经走过了34年的历程。在这34年里，深圳经济特区确实起到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市场经济改革的实验场作用，对内地的带动和促进的作用，对香港回归和澳门顺利回归的桥梁作用，总之起到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作用。
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深入，一项项的制度安排已经和全国都一样了，所以特区原来的政策已经一项一项也就取消了，比如在税法合并的过程中把特区仅有的企业15%所得税的税率也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2007年政协的全体大会上做了一个口头发言，建议在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再建立保税特区。在三个大经济区选三个地方作为保税特区的实验。从北方来就是环渤海经济区，选天津滨海新区、长江三角洲选上海浦东新区、珠江三角洲选深圳特区。创立三个保税特区，来把我们在新阶段的改革开放更推向一步。具体的内容报纸上都会有报道。用我们新阶段的新政策使我们改革开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促进我们的对外开放。
他为什么建议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等地辟为保税特区？厉有为认为，主要是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有重大举措的需要。是贯彻党中央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需要，是经济特区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也是这三个大经济区进一步向高水平发展，就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尽快向新的目标、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的需要。也是我们现在增加进口、平衡对外贸易的需要。设立保税特区以后，就非常有利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技术的进口，方便和有利于进口、扩大进口需要，平衡我们的对外贸易。同时也是我们这几个大经济区，来进一步发展高端服务业，使高端服务业得到引进和迅速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个也符合国际惯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许多国家已经把建立各种保税特区列入国家战略。这个保税特区的功能可以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引进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功能。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功能、国际物流枢纽功能、生产要素的集散功能，和对内地强大的辐射功能。可以实现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的便利化。
深圳是否能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厉有为认为，深圳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4年中，被中央说成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也正在常识和做新的改革开放不断的探索和实验。他们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高举三个代表的旗帜、高举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旗帜。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在分配上、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在发展高端制造业上，在发展高端服务业、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上、在满足滚打居民和劳动者的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上，特别是在保障外来劳务工的权益上，他们都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不断地传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门和省委各个部门对他们工作的高度评价和赞许。这面旗帜还会高高举起，还会继续前进。
厉有为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设立的特区叫经济特区，不叫政治特区。因为在这二十几年当中主要是经济体的改革探索和实验，以及对外开放的改革和实验。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无论在国内国外的讲坛上都一再强调的民主和法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一定让人民有选举权、有知情权、有监督权，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要走的方向。但厉有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一步一步的走，绝对不能急躁、不能一哄二上、一哄而起，要一步一个脚印，使它逐渐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厉有为也多次在全国政协上发言，提出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建议。厉有为还曾写过行政体制改革的文章。厉有为认为，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层级是七级，恐怕在这世界上也是行政层次最多的。一般外国都是3级到4级，我们能不能减少层级，厉有为认为也是可以办到的，也是我们改革的内容。此外，就是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以前审批制度什么都要批，逐级批，因为市场经济是千变万化的，你要批上几年、几个月市场已经变迁了，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变迁的需要了，所以这么层层审批的办法，行政权利高度集中的办法，我们中央已经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探索。这个审批比如说是你不影响环境保护的，不应该生态的、鼓励地的事项、允许的事项就不要审批，让它登记就完了。只有限制的事项才需要严格审批、只有禁止的事项才严格把关，剩下的就不多了，剩下让政府批的就不多了，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搞宏观管理、宏观调控。因为这个审批是权利，是人家要求他的。权利又和利益相关，所以要改变很难。厉有为曾在2006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主张撤自己的门、搬自己的神、学自己的权、检自己的力》。当然，这个很难做到，因为向自己开刀，这个要有大的决心才可以做到。现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很多、范围很广，钱数也很多。有些是应该严格限制、严格公开，接受审计部门的审查、接受人大监督检查，并且向社会公开，严格限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把纳税人的钱多数要用在民生上。
在早几年，人们都说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厉有为认为不应该成为敏感的问题，因为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一再讲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厉有为认为，实际我们每一年都在做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政府工作的5项原则，就讲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要不断深入。中央从来不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怎么样探索、怎么样加强，怎么样深入的问题，要一步一步来。厉有为的看法是上层建筑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要和我们国家的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这里面他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权利的制衡和监督。这方面一定要硬起来，要实起来、要强起来、要真起来。权利没有监督必然造成腐败，这是一个必然结果。怎么样从体制设计上避免腐败、消除腐败？这个权利必须要有监督。
中共中央在2006年就曾发了个5号文件，这个文件虽然是对全国政协发的，即怎么样加强政协工作，厉有为理解这个文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为文件里提出要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要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的结果，就是怎么样政治协商、怎么样民主监督，那都要形成制度。厉有为理解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的深入，在政协方面的深入。咱们民主监督，政协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在什么范围内做、采用什么形式做，这个都要有制度有规章、形成规范。这方面的探索大家都在做，有的已经做的很有成效。但主要的，还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地参与权、发言权、决定权，文件能够体现在实处，才是关键。
厉有为认为，现在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多次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温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特别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
厉有为认为公平正义在分配上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浅层次、分配层次；他认为在分配层次上我们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厉有为认为目前应该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早年退休的老干部、老职工、老工人的退休金的待遇太低。应当适当解决。他们是我们共和国改造社会发展经济的脊梁，由于他们在改革开放当初或者是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退休了，就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现在收入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现在高收入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应该让他们来享受。第二个问题，是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和高管人员的收入，有的拉的差距太大，有的就100多倍，应当适当规范和缩小差距。第三是垄断行业的收入，特别市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因为国有大型企业派出的领导有的都是官员，这些大型企业都是几代人创造和积累的财富。现在他一拿就是几百万，年薪几百万。这个群众看不下去，应该下决心调整。第四，就是我们城市里面的外来劳务工的待遇过低，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劳动时间很长，他们的待遇应该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第五，就是不同地区的公务人员的待遇，应该大体持平，困难地区的公务人员也应该和发达地区的公务人员拿大体相当的工资待遇，要基本持平。因此中央应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这个改革难度很大，中央只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几年，动作不快。第二个层次分配怎么公平的问题，要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要深化改革，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当中，国有大型企业应该走公众股份制的路子。使广大市民和机构持有股权，使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总体在报告当中也已经强调，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完全正确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他认为应该走职工持股的路子。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是职工买断工龄，本企业的领导人买断资产。这样做起码有三个弊端：第一个弊端是促进两极分化。第二个弊端是企业领导人自买自卖，必然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三个弊端是损害广大职工的利益。
厉有为认为，国有大型企业的高管人员，最多是持有期权就了不得了。所以，让国有大型企业的高管人员，买国有企业的股份，只要不控股就可以了，这个政策我认为是有点过头。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行程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要防止和克服国有资产迅速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要防止和克服利用国有之名形成官僚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要防止和克服以找战略投资者的名义让跨国大公司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温总理在报告中讲，规范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我想总理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应该着手和下决定解决生产资料占有的深层次的问题。……
总之，厉有为的施政思路，紧紧围绕着老百姓的权力和权利，紧紧围绕着公正与公平，紧紧围绕着民主与法治；而所有这些，都是以人的自由和博爱为前提的。和梁湘对比，如果说梁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那么厉有为或许还多了默默耕耘、锲而不舍的绵劲。所以，他们成为在深圳特区建立34个年头中，最令老百姓难忘、口碑最好的高官。当然，这并不是抹杀其他高官的功劳，而是老百姓最同情他们功劳卓著却横遭打压的经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古今皆然。
现在，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即所谓深水区的改革。有人说，改革开放成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现在他们摸着石头了，就不再愿意前进了，反倒成了改革开放的极大阻力。此话不假，例证比比皆是。
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11届党代会在广州举行。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如果当年改革仅仅需要勇气，今天改革还需要智慧。”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昨日表示，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难度越来越大，牵扯面越来越广。”
根据《深圳市2012年改革计划》，今年深圳将重点推进22项改革。其中，商事登记制度、公立医院医药分开以及土地管理制度三大重点改革方案获原则通过。谈及商事制度改革时，王荣指出，这还有待于国家层面进一步放宽改革的条件，需要国家顶层设计支持。“深圳进行商事制度改革后，企业在深圳没有问题，但如果在其他省份遇到商业纠纷，就会发生一些规则冲撞。”他指出，商事制度改革就是要试图放开市场准入，降低门槛，减少部门审批，尤其是部门之间的前置设定，使得创办企业更为容易，形象地讲，就是“让证照分离”。
深圳近期交出的另一份答卷是公立医院改革。王荣表示，深圳试图让公立医院摆脱主管政府部门的管理，交给社会，此外还要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
在管理方面，王荣说，深圳将尝试实行医院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责任制，理事会成员由举办机构任命，包括院长、党组书记、医院职工代表、社会人士代表等。在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上，深圳近期举动颇受关注。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改革办主任乐正表示，下半年起，深圳所有公立医院将取消药品加成，由此造成的医院收入下降通过提高诊疗费弥补。
这是深圳医药分离改革方案的第一步，“我们甚至设想今后患者可以拿着医生处方到所有药店买药，而不只是在医院自己的药房买药。”王荣说，这涉及医药市场本身的规范和诚信问题，因此“只能逐步进行”。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参加了深圳组的讨论会，他在会上指出，如果深圳不坚持市场经济改革，优势将不能保持。他笑言：“党代会报告中把广东二字换成深圳完全适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报告)很大程度上是为你们所写的。”汪洋所指，是党代会报告中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突出强调。
他同时指出深圳现在面临的问题。他说，深圳现在生活好了，街道好了，管理水平也很好，许多人觉得深圳的特区政府好像比香港的特区政府更有战斗力，很多时候公共权力就越了界，造成大量权力寻租的市场，使得办事越来越难，效率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高。“现在的环境至少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汪洋说，现在深圳的部门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健全，但是“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
笔者以为，政治改革，最终目标是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政党竞争竞选的制度，废除干预司法，建立独立司法制度等，实现司法透明和政治透明制度。这个政治改革，还包括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的制度，和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选举产生总统总理的制度，总统最终要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个政治改革开始时，要从人民直接选举乡镇长和县市长开始。
但这个政治改革，时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为了维持权贵的腐败利益，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带来的特权，既得利益集团会拼死反对。但时代在变，新的年轻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拥护这种政治改革思想。
在大陆官场中，胡耀邦、温家宝无数次在不同场合不断的呼吁政治改革。所以，胡耀邦、温家宝也越来越得到海内外广大中国人的拥戴。
而在深圳特区建立34个年头中，最令老百姓难忘、口碑最好的高官，是梁湘和厉有为。梁湘被誉为“拓荒牛”，厉有为被誉为“孺子牛”。之所以被“最”，是他们有在中国官场上罕见的特性：一是想做事，二是敢做事，三是能做事，四是无私就能无畏，也才能有为和有位。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11，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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