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现有增长模式阻碍中国前进

颜昌海：现有增长模式阻碍中国前进 - 颜昌海的日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建国初期从苏联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持续60年后，现已走到尽头，其附带问题逐渐积累并日益突显，使中国“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日前在深圳举行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吴敬琏指出，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即是依靠投资和劳动力来驱动增长、支持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新资源投入，目前也已走到尽头。政府在城市化中，依靠大量土地、劳动力资源和超发货币方式的经济投入方式已失效，未来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是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的提高上来。
吴敬琏表示，中国在建国初期引自苏联的这一经济增长模式，曾支持了中国工业化发展，但也带来很多负面问题，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1960年代，中国政府试图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但一直未能成功。改革开放后，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即要将这种依靠投资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增长。但因为体制原因，这一转变非常缓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利用出口需求来弥补这一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吴敬琏说，“这一方法在一段时间取得成效，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提出以后。”到了21世纪初期，出口导向政策带来诸多负面问题，如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及投资率不断上升等，甚至变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阻力。
吴敬琏指出，“用来矫正既有模式的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效力在衰退，另一方面外汇存底、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
既有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上述诸多问题使中国政府下决心，一定采取有力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表示，政府的决心开始体现在“六五”规划中，“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在‘六五’计划被提出，以后被不断地重申强调。”
“九五”计划正式 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即是增长方式的转变，甚至成为延续成为“十五”、“十一五”及“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解释也逐渐变得复杂化和模糊化，“现在报刊、课堂、政府内部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最大变化包括了效率提高带来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引进设备、外来技术，中国技术迅速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差距是几百年积累的，但在3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下得以拉平。
同时，农村低效劳动力变成城市工商业高效率劳动力、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变成城市土地得以高效率利用，但吴敬琏强调，在经过30年改革发展后，以上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也到了尽头。吴敬琏进一步提出，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将主要依靠原创性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都要从基点、零点开始创新。但你总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得到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
他认为，目前针对原创性创新存在一些误解，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科技发明，或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取代原有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其可以体现在对加工制造业附加值的提升、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等方面。
“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用一句话概括：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吴敬琏说。
而著名经济学家叶檀则指出，目前希望中国市场化向纵深推进的人士，不可能忽略利率市场化这一核心难题。中国必须实质性推动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否则将面临内忧外患：所谓内忧，指没有利率市场化，无法建立公平的资金市场，高利贷屡禁不止，所有手握资金者都以钱博钱，一个不鼓励金融衍生品的国家，最终“黄世仁”遍地；所谓外患，指中国的汇率成为各债务国的追逐之鹿，尴尬的是，中国因为缺乏市场化的利率，我们甚至无法给人民币汇率定出准确的价格。
有学者乐观认为，国债期货交易是利率市场化的前兆，1976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第一张短期国库券期货合约，《1980年银行法》确立利率市场化步骤，1986年取消存款利率管制。推出国债市场定价、国债期货、上海同业间拆借市场，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充分。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例。2007年1月，仿照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我国推出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5年过去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成为市场的重要参考指标。无论是从事期货、股票、债券甚至做企业的人，都会参考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判断中短期资金的紧张程度，市场上涨或者向下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事实业者会据此判断融资实际成本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对市场人士而言，多了一个窗口，可以从中窥知资金紧张的银行日子难过到什么程度，可以看出银行业转嫁成本的可能性。
如果银行业的盈利模式不发生根本改变，银行业大到不能倒以免危害金融安全，那么什么同业拆借，什么国债期货，在垄断利润面前，神马都是浮云。
就像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并不意味着市场化，国债收益的定价同样不能实现市场化。表面上看，我国国债定价有充分的市场化基础。我国国债有从3个月到30年的短中长期12个期限结构，到2011年9月底，我国可流通国债余额达到6.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六，约是1995年国债期货试点时期国债存量的60倍，目前国债余额约占GDP的16%。如此庞大的市场，又有活跃的一级、二级市场交易，可惜市场说了不算，国债定价只能参照中债登公布的估值，无法体现出市场对未来利率的合理预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也就因此丧失了基础定价的意义。我们有漂亮的曲线，又有什么用？当市场的定价有可能被扭曲时，市场的定价根基无从建立。有人担心国债期货重温327国债噩梦，而叶檀更担心的是，我们并不会重温旧的噩梦，而会在新的噩梦中生活。如果中经开公司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某些得风气之先者对于货币政策心领神会，由此滋生出新的权贵阶层，而权贵的对面必然站立着疯狂的投机者。
这是利率市场化的第二大魔障：红色权贵。
《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哈佛大学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的评论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领导人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一个回答是他们对中国未来没有信心。文章写道：在苏联时代的全盛时期，共产领导人被南斯拉夫的异议理论家米洛万•吉拉斯描述为“新阶级”。他们的权利不仅在于拥有财富，而是控制财富：所有的国家财产可被他们使唤并调用。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一个故事虽然不确凿，但是很确切的反应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带他母亲参观他的办公室，他收集的外国豪华车，和那富丽堂皇的别墅。在丰盛的用餐后，勃列日涅夫问她的母亲感受如何，他母亲回答：“太棒了，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回来该怎么办？”
但是，中国的“红色贵族”，即毛泽东的革命派的后代，如果关于他们的部分财富和生活方式的故事有几分可信度的话，那么中国的新阶级，便不仅是控制，而是拥有国家财产。
Roderick MacFarquhar自问自答：为何拥有财富对“红色贵族”变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领导人送子女出国留学呢一个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中国已在过去30年挤进全球经济强国的顶尖行列。有人预测，过热的经济会硬着陆——因为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但对财富的获取更好的理解，不只是为了缓冲经济，或纯粹的贪婪，而是一个政治保护手段。
“红色贵族”相信他们在权力的延续，将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中国，基于竟争力考虑的强制经济手段，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也会崩溃。因此，资产全球化——转移资产到海外及送子女出国留学——成了防范危机的保护手段。
Roderick MacFarquhar说，毛泽东一派的自信源于很多因素，内战胜利，规划精良的共产党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社会主义路线，人民解放军后盾。60多年后的今天，只有解放军看起来仍在，党的自信却在磨灭。文革期间红卫兵对共产党领导人和官员们的斥责，损害了中共的权威和合法性。共产党的危机感在邓小平拒绝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表现的更加突出；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外衣被遗弃。今天，中共的8千万党员仍很强大，但大多数入党是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不只是理想主义。每天，大约有500起抗议、示威或暴动，反对腐败或地方政府独裁的事件发生，而“红色贵族”聚敛财富，利用他们的家庭关系控制广大经济部门，将让那些最忠诚的中国人也相信，腐败已经达到极至。大规模的腐败，也涉及到权利交接。
最近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促使人们又开始议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改革。老百姓里边的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希望有美国或者欧洲那种议会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比较能够保障平头百姓的利益和权利。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老百姓不但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你问他们是什么意见，回答是千奇百怪的。听一些支持毛左的老百姓的言论后,感觉他们支持毛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他们对民主的前途感到渺茫的时候,即使大家一起贫穷的毛泽东时代，也好过现在的大资本统治下没有基本的保障。
这就是那条孔夫子的基本定理所说明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并不想成为富翁。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他们所首先需要的。特别是当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一点点保障出现倒退，很多曾经有过的保障消失之后,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迅速高涨起来，进而发展成为愤怒,成为政治崩溃的火药桶。
文革后期，当人们发现党的领导使中国迅速走向落后的时候,这种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落差造成的不满，是毛泽东集团崩溃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许诺会使国家富裕起来，老百姓拥护了邓小平——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使老百姓误以为国家富裕了就是老百姓富裕了。
现在，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官僚资本主义模式，不是共同享受富裕的模式,反倒是一种牺牲穷人，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模式。一方面是少数人暴富,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的实际购买力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同时丢掉了曾经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的保障，都在改革的旗帜下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富人，所谓的中产阶级和占大多数的穷人，对所谓的改革开放有不同感受的原因。如何改变这种不公平的模式，已经是中国人讨论和思考了多年的问题。现在唯一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只有民主制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公平。即使统治阶级内部，也不得不向民主的意识形态作出妥协。
但中国大陆人没见过真正的民主,只见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所谓的大民主。那种大民主是和平均主义同时出现的。一些人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结合到了一起,认为民主就是回复到毛泽东时代，而且需要一个毛泽东式的强人来领导。这就是毛左在群众中有一定基础的原因。毛左派的群众大多数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在毛泽东时代比现在的处境好一些，是他们支持毛左派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只能带来共同贫穷，而不能带来共同富裕。这也是大多数人并不支持毛左的原因。
所以刘少奇的儿子为代表的一些人就推出了几十年前就失败了的新民主主义。当然，现在所说的新民主主义不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内容，但和几十年前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一党独大，多党并存。按照他们的理想，就是日本自民党的所谓民主模式。其他小党只是一种民主的装饰品。一党独大，党内有派，也就是党内民主也是一种有监督的政治，比现在的一党专政好一些，也能解决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
但是六十年前的新民主主义为什么演变成了一党专政呢？再扩大一些范围，曾经的苏联共产党也是有党内民主，为什么迅速演变成了一党专政和独裁呢？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或者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物质资源的垄断，往往就是政治垄断的基础。近代的共产主义政权，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一个一党独大的例子就是日本。他的一党独大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独裁，除了经济垄断的财阀制度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渐分散成为市场经济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逐渐成熟的社会意识，越来越不能接受政治上的门阀制度。党内有派演变成了党的分裂，配角党也开始争夺领导权。这就是近年来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动力来源。
中国几千年来的自由市场经济，使人们不太容易接受门阀制度。现在社会上对所谓的“红色贵族”的反感就是证据。多年来民主理论的宣传，也使得中国老百姓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日本式的门阀制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一党独大如果再次演变成为一党独裁，阻力比中共刚刚执政时要大得多，几乎很难让中国人再一次受骗。所以新民主主义的设计，和毛左的设计，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不合时宜、各方都不会接受的设计。
以中国社会当前认识水平的成熟度来看，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只有所谓西方式的民主，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辅助；是对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构成实际保障的一种制度。在对政治制度进行革命性改变的同时，现有的垄断性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也必须进行革命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