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出卖灵魂，百人百样用心

千元出卖灵魂，百人百样用心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5-29 12:32:40 据大陆媒体报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年之际，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作协100位当代文学家艺术家联袂抄录的纪念册。据悉，受邀作家每人被提前支付了1000元的“稿费”。不过，该纪念册刚一推出，就遭到了大量网友的批评，认为这是作协谄媚效忠之举，参与者则被视为“奴颜婢膝”、“丧失了骨气”。一些抄写者大概没有预料到会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纷纷在博客或微博上发文澄清。５月２２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百位文学艺术家”的名单里，有些名字是意料之中的， 在这100名当代知名文学家艺术家中，贺敬之、铁凝、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冯骥才、王昆、梁晓声、苏童、叶兆言、周国平、张海迪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在网民看来，这些人中有发自内心的抄写者，如在延安时期就加入毛泽东主义的周巍峙、郭汉城、白刃、贺敬之、于蓝等，他们中甚至有人仍对“讲话”原文记忆犹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诵、默写“讲话”段落内容。他们的认真是源于毛泽东始终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有些抄写者则是政治路线正确使然，虽然心中对毛泽东并不感冒，但为了自己的前程考虑，作协叫干啥就干啥；而有些抄写者则因没有将其当回事，或“一时糊涂”，上了作协的当。比如作家叶兆言就很后悔自己“吃了苍蝇”，他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作家周国平则是在朋友的责问纷至沓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并进行了反思。 只是无论是不在意还是一时的糊涂，或是政治路线使然以及奉毛泽东为心中的偶像等原因，这百名作家和艺术家所做的工作不仅再一次达到了为毛泽东主义涂脂抹粉的作用，也使自己的声名受损。至少在我看来，我对有些原本还算喜爱的作家的人品此次也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本就对中国当代文学甚感失望的我，也更多了莫名的悲哀。 这百名知名人士，不会不知道《讲话》背后所隐藏的真实目的。正是在这个讲话后，毛泽东掀起了统一思想的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全面清除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对延安的影响，树立起毛泽东的权威。在这次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整、被迫害死仍旧是个秘密，但它所积累的整人手段却在毛泽东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被广泛应用。历史学家高华先生不朽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揭示了这段真实的历史。不论是经历的还是不曾经历的作家、艺术家们，你们难道就真的不知道这惨痛的历史吗？如果知道了却依旧去附和，这样的行为是什么？ 有论者说，“能够邀请百位著名作家亲自动笔，去抄反文学、反艺术、反思想的领导讲话，这本身就极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这些作家居然都欣然接受了，尽管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讲话的政治历史意义。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如此堕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反过来说明，7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是集体的恶，没有人是无辜的。”为邪恶伴舞，是多年来所谓“文学艺术家”的本分。即使环境相对宽松有些年头了，故态复萌的惯性发作，也是情理之中。跪趴姿态久了，要习惯站立也不容易。 真正可观的，是“文学艺术家”们的华丽圆场。叶兆言先生算一个路数，归纳起来就一句话“不当回事”。他不无轻松地表白“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叶先生大概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不知道“红歌潮”从西南烧遍全国的盛况空前，不知道满屏的谍战片群魔乱舞，遂可潇洒地“不当回事”。即便如此，抄写这样一份“自小没什么好感”、又“觉得好笑”的东西，拿去面对大众公开出版，他又是拿什么“不当回事”呢？“深深懊悔”、“狠狠刺痛”，掩不住是拿自己“不当回事”，拿读者大众“不当回事”，自吃苍蝇，且心安理得地给别人吃。 一个作家，也许当不了荷矛的战士，也承受不起社会良心的重任，至少应该做到真诚表达。在烂泥地里打滚之后，还要挤出一点肉麻的笑容，以示自我作践得轻松坦然，真该改行去当戏子的。而且，是那样一种戏子——卖艺、卖身、卖笑，并向恩客赠送一份不太新鲜的灵魂。叶先生可以考虑一下，那比当作家更有前途，而且收益更多些。 与叶先生的潇洒应付不同，著名学者周国平仿佛很郑重，专发了一篇博文，题为“纪念《讲话》时我纪念什么？”。照例，谈自己的早年经历，面对“讲话”是如何沉重、如何矛盾。又把2004年的“立此存照”翻出来，以示早已反思:“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绕场一周、时光穿越后华丽转身，“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周先生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采取叶兆言那种故作潇洒的回避态度。他试图证明同样是手抄讲话的行为，他和贺敬之们适用不同的道义责任评判标准。他承担“糊涂”的无心之过，却不忘表白高尚纯良的动机。乃至他完美的智性也在先知先觉的“当年就有”的反思中充分体现，这种智力与道德的双重优越感赋予他解释自身行为的全权——“以我为准”。 然而，无论是叶先生的故作潇洒，还是周先生的以我为准，大概都是无效的。公共领域的道德标准以行为后果为准。贺敬之的抄，与叶兆言的抄、周国平的抄，都是一样的。而越是标榜动机无瑕、明白事理，越是显出人格分裂的巨大落差。这一点上，叶、周二先生，甚至比贺敬之之流更不如。 贺敬之做了一辈子吹鼓手，“好官我自为之”一路走来，到了风烛残年的人生末路，大可“彪悍的人生不用解释”——因为本无道理可讲。他注定将与他的时代一起，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叶、周两位先生标志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家”正在从贺敬之、郭沫若之类的驯服工具，进化为现代犬儒。 与老一辈驯服工具不同，现代犬儒并不依靠饲主的赏识为生，似乎也不以饲主的赏识为荣。他们不会以宏大理想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自我麻痹，那是老一辈驯服工具的低级趣味——恰恰相反，他们秀自己的清醒、秀自己的反思，以此建立声誉、树立形象。可是，反思、清醒、智慧和行为无关。仅仅一千块钱或者所谓“人情”，就轻易做出人格分裂的行为。而且，事后他们又会从清醒、智性、反思等等“好词儿”中找到轻松解脱的理由，仿佛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如果说驯服工具是出于服从的义务践踏和歪曲价值观，那么现代犬儒则是堂而皇之地把价值观与行为隔离，以正常的道德感坦然作恶。这是多么可怕啊！ 事关自由意志。驯服工具是以自愿为奴否定自由意志，现代犬儒则是取消了自由意志的日常意义。自由意志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行为，并承担后果。而现代犬儒有清醒的价值观，也有明确的行为，却是分离的两截。“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不在乎”、“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得那样做”，价值观被内卷为纯粹精神活动、智力游戏，无关公共领域活动。这样空洞化的自由意志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谈资与消遣，名士作派的装饰品。 对作家而言，自由意志的丧失意味着创作生命的结束。老一辈作家如老舍、曹禺被极权规训、裹挟后，再也没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今天荒疏、萎缩的中国文坛难道没有这样的问题吗？今天已然从无权沉默的高压时代走出，现代犬儒照样为邪恶伴舞——甚至多了一份智性的、潇洒的坦然。 或者，真到了鲁迅所言，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时候了……如果犬儒的毒素遍布这个社会，将是什么光景？在清醒中麻木、在反思中顺服、在厌恶中配合——所有美好都被活埋于概念、辞藻的华丽坟冢，活死人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无可否认，自毛泽东建政后，经过历次运动，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早已被打断，尤其在当代知识份子中，信奉犬儒主义者众，但最为可悲的是，很多人不但无法坚守道德底线，更学会了主动为邪恶添砖加瓦。用某网友的话说：文革时是被逼“吃屎”，现在已经到主动“吃屎”了。从“被动”到“主动”，让我们看到在毛泽东主义的独裁统治下，本应承载道义、社会、国家兴亡责任的一些所谓“菁英”们的沉沦，他们不仅丧失了真正的思考能力，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而且连对政权不符合道义之事的最基本的拒绝也没有学会——即便这样的拒绝不会带来任何危险。 电影《钢琴家》中一个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军官如此说过：“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众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着纳粹走了，教会沉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份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而这也正是中国的现状，也是中国上上下下的悲哀。 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如何消除这样的悲哀？那就是“做一个说真话的人”。30年前苏联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发出这样的声音：“唯有人们停止说谎，才能从共产制度的枷锁中解放自己。”因为当人们了解真相，并与真相达成共鸣时，所发挥的力量是无穷的，诚如哈维尔所言：“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而这样的场面我们在苏联、东欧政权时都曾看到。 让人高兴的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了真相，并敢于将真实的看法表达出来，比如那些斥责百名作家和艺术家的网友们。或许这样的斥责会让其中部份良心勇气未泯之人也懂得如何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也惟有如此，他们才能赢得人们的敬重。 一个人自愿出售自己的灵魂，可以换回多少钱，以前的确不知道行情。按历史形成的常识判断，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去交易，或因为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奈苟且偷生，或因为是主动输诚以换得高官厚禄。满清亡明时，晚明士林领袖钱益谦是属于前者，戍边大臣洪承畴则属于后者，从两人交易的结果看，大概也算是物有所值，毕竟拿灵魂换来的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从这以后约三百年，延安出了一个高人，在简陋的窑洞里凭一个讲话，既无暴力胁迫，又无高官厚禄诱惑，竟将无数文人作家说得口服心服，从此脱胎换骨，虔诚改造，力求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有这样的效果，讲话成了神话，每年都会有纪念，虽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仍历久不衰。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项活动，每年走个过场，也算正常，尽管在世俗层面，已听不到任何反响。 谁料到，今年作家出版社为纪念讲话70周年，隆重推出了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这个按惯例属于体制内的自娱自乐，不经意间却在网络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恶评如潮。大多数网民震惊于文人的无耻已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们竟会以如此低的价钱轻易将自己的灵魂售出。 以这家老招牌来聚拢久已离心离德的作家队伍，比起宣传部来显然多了一些公信力。想出的点子也不错，邀请一百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每人抄写讲话中的一段话，留下墨宝，影印成册，让买家珍藏。该书责任编辑王宝生披露，书的创意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何社长亲自写了约稿函，作了细密安排，然后由编辑给每一位抄写者打电话，重申创作意图，对方同意以后，才将约稿函、用于抄写的三张稿纸、抄写的段落以及抄录费用（据作家叶兆言在微博称，为现金1000元），稿费回执单等一并用挂号的特快专递快递给抄录者。王宝生称，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受邀请者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白刃、朱奇、冯德英等老同志不仅亲笔抄写，而且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山东的冯德英在来信中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极具创新价值的工作，相信文学界的广大朋友都会谢谢作家出版社。” 抄录者包括当今大陆众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及艺术家，甚至还有曾被打成右派、毛泽东时代吃尽苦头的作家王蒙。事件引舆论热议，批评者指，毛泽东那个讲话是毛泽东主义左倾文艺思想的图腾，当局重新祭出这一旧旗，意识形态居心不良。大概正是这些人出来为讲话背书，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按理说，上述这些人和那些党性作家一样，也都是吃体制饭的，在各级作协也混有一官半职，但人们之所以看高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还是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和党的文学的主旋律还不是一个调子，和讲话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是两回事。按讲话标准来要求，这些人的作品明显地脱离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样，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和党的文学合流过，至于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风光，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看起来和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这回却不计前嫌，不计名利，当然也是不问是非，兴高采烈地挥笔书写讲话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纳一千大洋。 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一千元能买到什么东西呢？对于这样一个不是买卖的买卖，已有人开始吃后悔药了。除了叶兆言、周国平这两位抄写者之外，至今还没有第三个人出来公开向社会陈述他们在抄写讲话时的感受。人们很是希望看到王蒙就此会发表什么言论，因为对他的睿智、阅历和话语充满着太多的偏爱，他的政治人生和文学人生是如此精彩，以他的一个细胞来思考，也足以判断出这个事情的是非所在。为何会掉入这个微小的陷阱？难道仅仅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抑或如叶兆言和周国平那样，没太当回事？还是真的打心眼里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值得纪念？这些猜测都不能代替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人们只能依据事实作出反应和评价。在士风日下、学林腐朽的时代，作家精神世界的集体沦陷恐也无法避免，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人们普遍感叹的是，作家的灵魂太掉价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顾炎武，对明亡于满清有过系统总结，对明末心性之学的空疏学风有过深刻反省，尤其对士人在关键时期失去操守和气节多有鞭挞。为此，他重提孔子“行己有耻”的主张，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认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要求士人“有耻且格”。他最后的总结是：“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话说的掷地有声，对读书人来说应该是个警示。其实，对于那些高明的统治者来说，变节者，不管是政治变节还是思想变节，皆是无耻之人，均不得列入正统。清于乾隆41年正式编纂《贰臣传》，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 “贰臣”，认为这些人在遭际时艰时，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实在是“大节有亏”，打入《贰臣传》，以警示后人。前面提到的钱益谦和洪承畴，均在其中，以无耻而名垂史册。 现在回过来看抄写讲话事件，这毕竟就是一个对讲话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不涉及两军对垒，权力更替，因此谈不上贰臣一说。但其中的道理还是一致的，关乎人的诚信、道义和气节。讲话对于执政党建立思想一律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教育人改造人和让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的重要使命。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呢？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 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作家出版社都是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它以每人一千元的价格，以总计十万元的人民币，聚集起一支继续为讲话营造声势的浩荡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党的文学事业的薪火传承者，也有那些曾经扮演离经叛道的文学工作者，既有先锋作家，也有畅销书的超级写手，他们身份不同，政治倾向各异，但在讲话的指引下，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他们还将走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