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3 15:37:43
笔者以为，十几年来在中国官场，广东有两块硬骨头。一块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块是已经离休了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
先说汪洋。
20多年前他是“娃娃市长”，后来人称“少帅”，再后来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他最新的履历是从重庆到广东，始终站在改革的前沿。他敢想、敢说、敢干，在众多官员中，他说的话常常能让人耳目一新。
今年5月9日，在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汪洋称，“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汪洋的一席话，让海内外舆论对这次党代会的关注热度骤然升高。
第二天，在深圳组的讨论会上，谈及改革，汪洋说：“现在的环境至少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他甚至直言：“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同是在这次会上，汪洋还说，将在广东进行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鼓励记者暗访，一个好的制度比一个好的领导更重要，改革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海内外舆论评述道，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本次5月初召开的广东省代表大会上，汪洋传达出的声音非常丰富。汪洋在报告中说，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而在谈到为官执政时其称，长期执政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这与他在今年2月末的表述一脉相承，他说：广东正进入矛盾的凸显期和高发期，社会矛盾的热点多、燃点低，现在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有矛盾都习惯找政府，导致矛盾不断激化。
而汪洋的改革已经在一些细节上开始了。他此次作的报告中，回顾广东5年发展成绩的篇幅很短，通篇没有一组数字。汪洋解释称，这是为了避免冗长。
其实，在早春3月，今年全国“两会”前后，汪洋作为改革者就亮出了鲜明的风格。领导一出席有人带头鼓掌。汪洋说：我看了也觉得别扭，开会时这样那样的“潜规则很要命”。
与钟南山对话“放权”时，汪洋说：这需要有些部门能够跳出部门利益。他不避讳敏感话题，有记者问“小悦悦事件”，他说：学雷锋活动对于解决当前存在的“小悦悦事件”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
3月5日下午，广东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有记者问道“乌坎事件”。汪洋作答：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乌坎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他不怕外界的曲解和放大，一面半开玩笑地说，有些记者曲解了他的意思，不够朋友啊！一面公开谈论改革。
在广东代表团3月6日讨论会上，汪洋对记者说：“我赞成改革。”他随后给出的改革方向是“政经分离”。他直言不讳：我们现在政府管得太多，是大政府。改革不下去怎么办？汪洋说：如放权碰到法律障碍，我们一块去上访吧！
他感悟GDP不再代表幸福，改革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承担转型升级期间的阵痛，那就可能带来长痛，甚至可能导致衰落、消亡”。
再往前，汪洋2月初讲话时称，目前有的村支部“5个人只有8颗牙”，村里都是老人家在“主持大局”；1月5日，他警醒官员，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为“人官”，而不会被老百姓骂为“狗官”。……
曾经的过往为如今的敢说埋下了伏笔。汪洋195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宿州，1972年参加工作，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时年33岁的汪洋被当地人称为“娃娃市长”。但就是这个娃娃市长在贫穷的皖北山区的改革震动了中国政坛。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汪洋还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把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都列入改革计划，还将多家国有企业列入了改革范围。
“铜陵改革”让汪洋获得了邓小平的赏识。1993年，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2005年底，汪洋空降重庆，出任市委书记。在重庆期间，汪洋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以开明、冷静、务实的态度解决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时，“钉子户”户主杨武爬上孤岛般的楼顶大喊：我要见汪洋！
有媒体还报道过汪洋在重庆的一个细节，在重庆2006年遭遇特大旱灾时，汪洋到农贸市场视察，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两次叫菜农站起来回话。汪洋突然做出了一个意外的举动，他从菜农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该工作人员。他事后表示：“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2007年，汪洋主政广东。在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汪洋就给各级官员以“当头棒喝”，一口气说了22个“解放思想”，并号召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在经济战略方面，汪洋力推进行全省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并主张企业“该倒的就让它倒”。
改革就有阻力。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一名官员私下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改革就要涉及到伤害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因此有的官员阳奉阴违，甚至还“跑到中央去告状”。
如今，这位两鬓斑白却坚持不染发的“少帅”让广东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改革备受瞩目。……
再说厉有为。
厉有为（1938年1月—），辽宁省新民人。曾任深圳市人大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他之所以成为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得益于极左们对他的围剿。至今，他谈起1997年那场风波，他还是义形于色，愤慨不已。
1996年秋，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来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厉有为从百忙中脱身出来，哪儿也不去，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两点一线，集中精力阅读、思考和写作。厉有为阅读与写作，与实际工作结合很紧。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他想努力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在3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写了4篇文章。11月20日完成的第4篇文章，就是引起争议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里，厉有为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北京各界广为散发。大批判文章后面，附上了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并说此文是一篇“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批判厉有为的话十分吓人:“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于屈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做坚决的斗争。”1997年2月10日，《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这个理论研讨会据说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批判要点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极左们无限上纲:“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厉有为看到这些大批判，一下子懵了。京城的水如此之深，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一不留神，就要把他这个“封疆大吏”淹没了顶。
多年后，厉有为强调：“首先说明一点，任何重大决策，都不是我个人的决策，都是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甚至包括很多老领导同志在内的集体决策。”这些决策包括，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花大力气以优惠政策吸引海内外高科技人才；在农村全力推行股份合作制经济；在城市的中小国有企业中推行职工内部持股制；对符合条件的有规模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发展为公众股份公司；对于高科技企业实行职工和技术人员及技术持股制；建立产权交易市场，各种所有制产权均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平交易；建立科技成果交易市场，使科技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和一整套科技市场运行机制；创立创新投、高新投等基金担保公司，促进高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创立城市合作银行，推动金融业和企业发展。对以上重大决策都制订了相关的规定和条例，甚至通过市人大上升为法律。
厉有为不仅见证了小平视察南方，而且经历了两场轰动全国的大辩论：除1997年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大争论外，还有一场是某学者发起的“特区不能再特”论。
1994年早春，一场关于“特区”的争论不期而至。当时，某学者在一份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对特区提出了八大质疑，并抛出“特区是少数人垄断的市场经济”、“特区寻租”、“特区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特区是国中之国”等评语，“特区不能再特”的论调见诸海内外报端，有人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向“特区”发起了攻击。
1995年8月，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一次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正面回答了记者对这一问题的提问，系统介绍了深圳特区建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并对某学者进攻予以回应。接着《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三篇评论员文章，其中一篇《棍子向谁打来》就是厉有为本人执笔的，触及到论战的实质问题。人民日报社为此论战发了内参。论战至当年秋天才渐渐淡出。
1996年秋，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3个月时间内，他共写了四篇文章，其中《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写了2个月，花的时间最长。厉有为以这篇文章作为毕业论文，并经老师指定在毕业典礼上进行交流发言。他提出，为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他在文章中提出八种公有制实现形式，指出股份制不是私有制，发展民有经济不是私有化，主张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主张介乎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社会所有制。
实际上，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厉有为只是试图从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没想到踩了当时所有制的雷区，碰了“公”与“私”的高压线，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最早出现的一份匿名批判厉有为的“白皮书”，说厉有为这篇文章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指名道姓地直斥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判接踵而至。更有党的领导机关干部认为他的文章是“干扰”、是“杂音”。幸好江泽民和胡锦涛及时为厉有为撑了腰，否则厉有为后果堪虞。
厉有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了硬骨头，就是面对上司也敢于坚持原则，令深圳人至今津津乐道厉有为的强项令风采。
比如，1992年，广东省民政厅依据1952年政务院文件，把内伶仃岛划给珠海市管辖。这一裁决，有两大问题：一是越权裁决，民政厅没有裁决海岛归属的职权；二是，这一裁决不符合内伶仃岛一直由深圳管辖的实际情况。厉有为依据1979年国务院同意设深圳市、珠海市的文件，依据深圳撤销管理区设南山区把内伶仃岛划入等文件，依据珠海市出版的书和地图等向朱森林省长汇报，朱省长表示不知道省民政厅的裁决。不久省政府有了正式的把内伶仃岛划给珠海的红头文件，在此文件下发前，先发给省委常委征求意见。厉有为在拿到此文件后，在一次省委常委会后，厉有为把有关内伶仃岛的有关文件、图纸、书籍摊开，向书记们汇报，厉有为说：“如果省政府非要下发这个文件，把内伶仃岛划给珠海，请求省委先把我免掉，否则我无法向深圳老百姓交代。”谢非书记最后决定：这个文件不发，此事重新调查。
在后来的重新调查中，发现了1955年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珠海县内伶仃岛划归宝安县管辖》的批复。省法制办2006年又请示国务院法制办，请求裁决。国务院法制办裁决1955年国务院63号文件有效，争拗到此为止。
或许是生在农家，从小就与牛打交道。到全国政协工作的厉有为，一直跟踪调研解决外来劳务工的问题，并连续三年将提案报请了全国政协。他在全国政协写了六篇关于“农民工”的提案和发言，给政府提出建议和方案解决外来劳务工的社保问题、户籍问题、同工同酬问题、住房问题、工伤问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等。比如，厉有为曾提案为外来劳务工“正名”，在提案中提出，“农民工”的称谓凸显出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体制障碍问题，他们多数人没有做过农民，中学毕业后就到城里做工，他们只是农村户籍，到城里做工是符合我国城市化、现代化潮流的。应从实际出发，比较科学地以他们从事的职业来界定他们的称谓，改称为“新型合同制工人”，简称“合同工”，使其依法享受产业工人的应有待遇……。“我在城市工作几十年，到政协后多跑跑农村，补上一课，了解不少‘农民工’存在的问题，不但值得同情，而且需要政府研究解决。”厉有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深圳的辉煌是千百万“农民工”创造的，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可是，不是城市的主人。中国必然走城市化道路，八亿多农民中，必有相当部分转入城市或城镇，怎么解决好这部分人的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中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问题。
“现代化”一词曾代表着国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对中国如何进一步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毛泽东、邓小平都进行了周密的思考。邓小平提示中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视察南方时又让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
2003年，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的厉有为，向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发言稿，主张建立国家现代化指标体系，用以衡量现代化水平和现状。在那次发言中，他提出了制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七原则，即第一，以人为本；第二，以城市为主体、兼顾农村；第三，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应包括经济、社会、人文和环境等方面，使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第四，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的国际通用性和地区（城市）之间的可比性；第五，指标体系的时代特征：既反映工业化又反映信息化；第六，指标体系的科学化：应用先进的现代统计手段和科学确定指标之间的权数。第七，指标体系的阶段性：大体应包括基本实现现代化和现代化两个阶段。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和其他研究机构，已初步提出了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用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
1993年，是深圳“科技立市”的关键年。这一年，厉有为拍板做出了个大胆、极富争议性的决定：即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并在特区外建龙岗大工业区。后有媒体评价道：这一年，深圳第一轮产业升级启动，也是深圳第一次自觉推动产业升级的开始。
后来，汪洋主政广东，提出了“腾笼换鸟”启动整个广东的产业升级。而深圳的腾笼换鸟，却比整个广东要早15年。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13，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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