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进一步改革不行甚至到了改革刻不容缓的关头，但问题是如何改，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大致理清在当今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主要有哪些。
纵观近年来在社会内部发生的种种问题，大致以将其归纳为以下8大类：
第一，政府官员腐败案件贪腐案件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
第二，第二，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第三，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
第四，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第五，广义货币不断膨胀，房价和消费品物价快速上升，结果导致中国食品[7.35 0.00%]和日常生活用品物价水平已经接近有些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第六，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用在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财政支出又严重不足，导致民生困顿、民怨积累。
第七，社会诚信和商业伦理严重缺失，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乃至商业欺诈等问题在各种媒体上不断曝光，屡治不果。
第八，上述七类问题不断恶化，衍生出困扰当今政府决策层的第八个社会问题：一些恶性事件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社会紧张程度不断增强。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蕴生并积累下来上述8大社会问题，且交织在一起而不断恶化。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上述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与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与制衡有关。
单从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体制来看，现下中国各级政府已掌握了十几万亿的财税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保守的估计也要18万亿元(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已达到了15万亿元)。这么大的政府财力盘子，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又不公开透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而屡治不果，还不是这种缺少民主预算和财政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国的大多数富人多与权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与具有这种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关。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市场化了当今中国社会中政府不但调控和管理着市场，而且以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一些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掌控的巨大资源来为自己家人和亲友谋利和寻租的问题。因此，未来中国要走向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用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制度规则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政府权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实质性的制衡，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谈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谈“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乃至将现在的国有大企业进一步的私有化”，都只能会流于空谈，也肯定达不到预想的后果。
一句话，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之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权没有受到人民代表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之前，试图重新界定“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边界与作用”，甚至主张将现有国有大企业进一步私有化，只是流于空谈。若真的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会使一些直接掌握着行政权力和与权力有关的人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的私有化过程中再次暴富，从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恶化而不可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上述八大社会问题。
这种危机感，在执政党内早就有一批有良心、有政治伦理的正直有识之士所大声疾呼。近读原全国政协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文集，发现他的很多观点不仅忧国忧民，而且还走在世界进步文明的前列，不仅和广大人民的想法和诉求非常一致，甚至还是超前的。
对于上述问题，厉有为在2002年就大声疾呼。比如在《厉有为文集》中他指出，“吏制好，国则兴；吏制腐，国将衰。治国先治理吏，治吏要从严，从严要依法。人治则腐，法治则兴。”厉有为还提出了具体的医治方案——
1．修改地方组织法，使逐步实行乡(镇)以上领导干部直选成为可能。逐步扩大民众直选范围，有效杜绝向上跑官、卖官等不正之风，“让群众堂堂正正做主人，让干部清清白当公仆”。
2．从上到下党政干部的个人财产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对领导干部允许媒体公开监督。媒体监督只对牡实和法律负责；这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国家和对党负责。
3．在尚未实行公众直选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均实行差额选举，使代表们有选择余地，逐步形成竞争机制。
4．进一步消除于部终身制。干部退休时，按规定拿一笔退休金，不再保留各级干部级别身份和相关特权，真正成为百姓。以后每领取养老金就行了。在全国实施前，可先试点。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5．业务类公务员，全部实行考试、考核录制。政务类公务员，全面实行差额选举，任期制。
6．企业负责人(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市场化选拔和任用，按市场规则办事。
7．大幅度精简机构、精官简政、精兵简政，一方面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另一面提高机关效能。
8．改革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把一般人事档案实行社会化、电子化、法制化管理，全国统—，每人一个档案号。把学习、工作档案与加入党团组织档案分开，党团档案由党团组织管理。
9．建立—套公务员选拔，录用、选举、升迁、任免、奖惩等—系列法规，依法治吏。
10．提高对党管干部原则的认识。党管干部应理解为在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一套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人事规章和法规，建立与时俱进的用人体制和运行机制，使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得以顺利贯彻。
厉有为文集指出，党管于部原则不能理解为单纯由党的某个部门、某些领导人来管干部就是党管干部，这实质是人治，我们要由人治逐步走向法治。
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要的显然是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未来的改革，也显然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地考虑和根本性的改。当然，中国社会两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均告诉世人：中国社会的改革往往是在危机中“应对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当下乃至在未来均容不得、也经受不起“大爆炸式”的改革。但是，现在看来，从约束和制衡政府的财税收支权入手，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应当是探索未来改革道路的一条基本思路。
不过，近代以来每次改革一开始，总是要说“一定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是这种“中体西用”的折中，认真实行起来，又造成更加悲惨的落后挨打和非常不妙的局面，于是又慌忙去进行又一场不痛不痒的所谓“改革”。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种荒唐的圆圈里面转来转去，一直出不了这个框框。
毛泽东的统治把整个中国整得人心惶惶，国民经济到了文革的后期有了崩溃的边缘，于是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可是这二十几年来，改革开放还是“中体西用”，是一个以中国本身落后腐朽的保守政治制度为前提的经济现代化。其结果，使得现在中国的状况在很多方面越来越悲惨，整个政治官僚体系已经腐烂、达到无官不贪的程度，就像坐在一座活火山上，前景是十分不妙。
看来中国人要摆脱这样的历史循环和困境，一定要放弃这种“中体西用”的破旧玩意，实事求是、彻底实行政治制度的大换血，进行政治改革、民主选举。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这种自欺欺人的历史循环。
当政府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时，我们就看到改革停顿了，因为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状态对于政府来说是最优的。寻租不够了，现在是造租，政府从初期的改革推动者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中国的改革证明了市场的力量，证明了中国老百姓的创造力，证明了中国企业家的活力，没有什么奇迹，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都是一样的。
从中共十三大以来，每一届党代会报告里都说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底怎么做，好像没有看到多少实质性的推进。目前，政治改革没有大的进展，而经济改革仍没改完，主要表现在权力垄断问题上，以及垄断性收入、资源性收入的分配问题，以及要素资本化产生的收入怎么分配的问题。30年改革，大体上形成一个市场体制，形成了市场竞争，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完全不同于过去旧的计划体制了。
但现在开始出现了这么一种倒退的趋向，政府调控资源、垄断性企业控制资源的程度在不断加大。首先是垄断部门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说，怎么解决垄断问题？就是要放开市场、要竞争、要私有化。但这个话没有说全，实际上有些部门是没办法靠竞争解决问题的，比如石油，石油是在地下埋着，资源有限，哪个国家也没有形成完全竞争的石油部门，结果或者是政府垄断，或者是私人垄断。私人垄断是不是比政府垄断好一点？不见得，俄罗斯90年代休克疗法，通过幕后交易把石油产业给了私人，最后形成几家私人寡头垄断整个国家的石油行业。这并没有解决垄断问题，同时造成财富分配极大的不公平。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家说加强竞争，消除垄断，对一些行业来说是对的，但对于像石油这样的天然垄断性行业，就是文不对题，没有找对要害。现在这些天然垄断性行业、资源性产业，恐怕首先要解决资源收益和垄断性收益怎么分配的问题。资源税改革已经说了很久，也搞了试点，现在说要动一动，这是进步，但是动得有限。据说油气资源只按从价征收5%，煤炭不包括。那么多煤老板靠钱权交易，在权力庇护下发了大财，到处炒房、囤房，推高了房价，也败坏了党风、政风。
资源收益不是一般的经营性收益，资源性收益的大部分应该纳入公共财政，应该作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来源。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资源性部门，像石油、煤炭，高额利润，部门之间苦乐不均，收入差距极大。这方面的改革，看来阻力很大。再有，像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现在的国企利润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垄断性的行业，主要是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怎么办？现在说5%、10%、15%上交，而且归国资委支配，这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非国有企业要给股东分红，而国有企业不用分红或者少分红，实际上就是享受变相的国家补贴，和非国有企业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的。加上其垄断地位，就形成了更大的失衡。还有一个土地资源，是个关键问题。现在土地出让金一年三万亿，地方政府扣除征地、拆迁、开发费用后的净收入至少还有一万几千亿，也不纳入财政预算。说是纳入了政府性基金收入，可是在政府公布的财政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中都没有这笔钱。这笔巨额收入是怎么花的，更不透明。这造成了大量的腐败、大量的幕后交易。而且未来70年土地使用权的收益，一次收取，一次花掉，当然会推高房价，让老百姓无法承受，同时预支了未来发展，也导致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各地搞了大量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超豪华的政府大厦，浪费了巨额公共资源。
除了石油、煤炭等等这些资源，土地出让金是更大的一块。现在的土地出让金制度要改的话，方向应该是用房产税来代替土地出让金。房产税逐年征收，纳入财政预算。但这要动的就是整个财政体制。因为现在的财政预算分配体制，就没有给地方政府足够的常规预算来维持其公共服务职能。地方钱不够，要么靠“跑部钱进”，到北京的衙门活动，要么就要靠卖地。结果靠出了一大堆的腐败。
每一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核定，必然要解决财权和事权挂钩的问题，必然要重新界定每一级地方政府、每个部门的职权范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服务，在这个前提下，根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核定他们应有的财政预算。重新整治整个政府预算体系，把所有没有放进预算内的收入统统纳入预算。同时也要解决党政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的问题，职能重叠的问题，部门分割、互不协调的问题。政府职能和工作程序要制度化、法制化，要向社会公开，透明运作，接受公众监督，扩大民主参政的范围。
没有这样的制度改革，解决不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也改变不了中国收入分配的乱像。因此，就需要包括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财政预算体系的改革，税收体系的改革，实际上还应当包括整个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再说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到现在为止，和1980年代相比，有些方面是退步了，多数方面没有进步。198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研究和设计政改方案，最先提出的是党政分开，解决以党代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变本加厉，问题更严重了。每一级地方的党政大权全部在党委第一把手的手里，权力过度集中，没有监督、没有制约，一个人说了算，就造成了严重腐败，造成了家长制、随意决策，甚至买官卖官，乌烟瘴气，造成了一系列政治上非常恶劣的现象。
要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党政分开是一个最初级、最起码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不要以党代政，各级党委不能代替政府进行行政决策。要改的话，首先要把这个规矩改了。各级政府承担的职能，由政府负责，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地方行政首长接受上级政府领导，同时接受同级人大和社会公众监督，质询，直至弹劾。党委不能代替政府决策，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要改的东西。接下来，各级人大的选举制度、机构设置、工作程序等等体制要改革。人大代表的产生要代表民意，反映老百姓的意愿和要求，不能当摆设。人大开会几千人，怎么参政议政？各级人大代表人数至少减少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变成一个实实在在议政的机构。人大应该有弹劾政府首长的权力，党政机关不得干预人大的合法选举、投票过程和投票结果，让人大真正代表老百姓监督执政党和政府。
司法独立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各级法院应该对人大负责，而不是对地方党委负责，对书记负责。实行独立司法，独立审判。司法体系也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才能制止司法腐败。中国要实实在在地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
老百姓希望不要让权力腐败到社会崩溃，葬送国家前途。关键是看当权者想不想改，有没有这个历史责任感，要不要对中国的未来负责。
现在有人在提新民主主义，现在讲这个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年讲新民主主义，说的是工农联合政权，加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政权。这个东西现在还准确吗？简单回到1950年代、或者回到1940年代，是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来中国要搞宪政，搞民主政治，要打倒所谓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新国家。1949年以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是文革时期彻底背离了这个方向，打倒四人帮以后也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政治改革还要朝民主和法治这个方向走。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会越来越腐败，越来越脱离老百姓，难免不重蹈当年满清政府的覆辙。
中国的经济改革30多年，所做的任何改变，一直都是以维护共产党统治为前提的。1978年之所以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要崩溃了，人民生活都成问题了，政权维持不下去，差不多要倒台。后来所有出笼的改革，从物价双轨制、企业所有权股份制、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股票上市、房地产私有化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邓小平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方针走的。谁先富裕起来？就是共产党的头头们，还有他们的子孙们富裕起来了。
中国的近20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出口、投资、房地产。为了鼓励出口行业，打开国际市场，中国人为地低估人民币汇率来出口。以致同样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不赚钱，但是一旦出口到国外，把外汇收入通过低估的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利润率一下就提高到30%、50%的。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外贸部门就最吃香，外快最多。官员的儿子、孙子都跑到出口部门去了，赚了一大笔。
物价双轨制的时候，生产资料一部分按市场价，另一部分实行计划经济价格。计划价格往往比市场价低很多。当官的通过掌控价低的产品以高价卖出牟取暴利，赚了很多钱。贪污腐败就是从那个时候泛滥起来的。后来，兴办合资企业，是以土地、厂房来换取国外的投资和技术。土地、厂房都是国家的财产，全民的财富，然而以合资的形式投入后得到的大部分利益却变成了那些当头的——书记、厂长腰包里的钱。国有企业的改革的结果是国家资产被少数权贵和投资商占有，而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买断工龄，失去劳保。大型国营企业的厂长、总经理都是由中央任命的党的干部。有的国企通过出卖国有资产，企业上市股票市场，圈了一大笔钱。后来到1990年代末开始的房地产改革，其实也是变卖国家控制的土地，这些土地被卖了以后，一方面投资加大了，土地价格提高了，GDP增长的速度加快了，这些官员有了政绩得以升迁；另一方面再与房地产商合作，又可以捞一笔。……
然而，这些运作都是以维护统治为前提的，将“四个坚持”改头换面为现在的“维稳”——打着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幌子来维持官员肆意贪婪的稳定。但现在，形势变了，很多以前可以被视为“崛起”、“模式”的玩意，现在都出现问题了。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减慢了。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地区欧洲共同体的经济现在很成问题，所以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世界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需求大大减少了。此外，中国汇率长期低估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都在指责中国低估汇率扰乱了世界市场，所以最近这两年中国的汇率调高了一些。换句话来说，全国人民对出口方面的补贴也就少了一些。而国内方面，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减少，工资提高，造成出口成本增加，出口产品利润下降，也削弱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但是高速增长的投资不可能持续下去。现在，汽车、钢铁等制造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而这些制造业的收入许多是靠出口产品来实现的。近一、二年来，已经有一些外国公司开始从中国撤资。股市方面，中国的股票，从2011年4月份到2012年3月28日，中国的上证指数下跌了20.5％，而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则相反，上涨了11.9％。从2011年八、九月份开始，其他的股市都在复苏，而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其他股市分道扬镳，一直在往下走。也就是说，国内、国外都对中国的经济不看好，所以股市往下走。房地产，从2011年10月份开始转向，大体上已经都在往下走。不但销售额大幅下降，房价也在全国普遍下降。
从种种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的经济不像10年前、几年前那样的增长速度，因为它存在的环境改变了，它也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其实，透过所有这些表面现象，用社会学来分析其更深层的原因，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不均才是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而上述所谈到的那些改革都促使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借经济改革政策暴富起来的权贵，与失地的农民、下岗工人对比，形成了鲜明对照。
从目前发生的王立军事件中，可以看出体制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斗争矛盾在激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权贵们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如果他们不改的话，老百姓就会起来“革命”。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目前经济改革的政策基点，应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转变为“让全国人民富裕起来。”
要实现这个转变，纯靠经济手段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的改革，维持到现在，都是要维持权贵的统治。也就是说权贵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要进一步改革，只能从政治改革入手才有可能，才能把官员的作为的评估跟人民的福利，为人民造福祉联系起来。然而，这个评估不应该是由上至下的，应该是至下而上的，由老百姓来评估和推选政府官员。
所以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建立一套新的行政体系和规章制度来防止腐败、防止权力财产化、资本化。现在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是最严重的。不管政府制定什么方针政策，目的都是为了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以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其结果就是国富民穷，党富民穷。
所以，如果不改变维持权贵专政的基础，无论怎样政改都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体制内的政改是改良不是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变出花儿来也不好使。所以，权力制衡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只有顺应民意，抛弃权贵专政，才是真正的政改出路。关键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朝宪政方向走，要朝民主方向走，这是不可违背的历史大潮。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也不要只说不动。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七，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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