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敌对势力？（转载） | tecel

谁是中国的敌对势力？（转载） | tecel:

在中国大陆官话的语境里，“敌对势力”好像是杀伤力很大的一个名词;就在薄熙来倒台前，他还在用“敌对势力”一词来威胁和恐吓中国大陆的官民。“敌对势力”，这些年已被其炒成了一句极具蛊惑力的魔咒;许多愤青们一听到这个魔咒，就会显得群情激愤、热血沸腾，随着薄熙来们的魔棒窜跳;而谁要是被扣上“敌对势力”的黑帽子，更几乎就成了全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

　　但是，在大部份民众的印象里，“敌对势力”总是与西方、美国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的无数苦难与西方国家却并无多少关系。大陆人生不起、死不起、学不起、病不起，这一切没有哪一样是这些“敌对势力”造成的。

　　那么，谁才是中国大陆真正的敌对势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搞清楚谁是国家的主体，然后才能找出国家的敌对势力。

　　很显然，一个国家的主体当然是其广大的民众，民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土地、文化、政治、经济则是这个国家的命脉，也是广大民众基本利益之所系。没有了土地，民众则无处安身;没有了文化，则失去了民族之魂;没有了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权，民众只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因此，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党或一个政府的中国。所以，谁要一心以中国的民众为敌，对文化、土地、政治、经济等方面蓄意侵占、破坏，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敌对势力。

　　60多年来，除了一直霸占着大量中国土地的苏俄之外，能符合上述条件的“敌对势力”少之又少。只有苏俄，它彻底的颠覆了大中华民国，把五千年的神州古国变成了马列意识形态的殖民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共产灾祸。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民众供养政府、政府管理协调公众事务;而马列意识形态的政府却肆意摧残民众，榨取一切社会财富供其挥霍。

　　马列意识形态自从其霸占中国以来，在和平年代竟然让十几亿的民众一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这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日本人侵略中国，14年里造成了两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毛泽东三年的大跃进“自然灾害”就活活饿死4千万人。只要是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仅仅是政策失误导致的。若不是马列意识形态，中国自古就没有造成如此惨烈的饥荒。中国在马列意识形态的手里，成了一座集体屠宰场。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也有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的权利。而马列意识形态却在一夜之间让所有中国大陆人成了没有一寸土地的共产奴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除了被赠送一部份苏俄、朝鲜等友邦外，全成了官有财产，就连祖上传下来的宅基地，也都成为党的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没有立锥之地，每一寸土地却属于西方舶来的马列主义的。历史上，中国也曾经被敌对势力占领，但却从来没有像这样被马列意识形态剥夺得干干净净。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维系所在，文化的灭绝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消失，世界上黑眼睛黑头发的不止是中国人。而马列意识形态已成功的将中华文化从大陆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剥离出去，把大部份人改造成了只有低级智商与情商的马列劣族。中华君子之国变成马列意识形态暴民之国。说伟人，许多人会想到毛泽东;说好人，民众多会想到雷锋;说好官，人们提到的是焦裕禄。有几人还知道中华民族那些光耀千古的圣贤志士?以及他们的美德、正气与仁爱?我们被剥夺了自己的文化而不知，很多人还把斯大林似的党文化当成了中国的固有文化，大脑被洗成一堆废料。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政治文明相当发达的一个国家，有着一整套的礼乐政治架构与完备的政治制度，政权也是对全社会开放的。而马列意识形态却在中国强行植入了共产专制，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唯恶是举、为善必惩，以拳头大小决定尊卑。如何最大程度的榨取民众血汗，搞残这个国家，是其行政的主要目的。这种祸国的政治根本上不能称为政治，它只能叫乱政、反政治或魔治;没有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国人即使是喝毒水、吃毒食、用假货也是无可奈何。

　　马列意识形态曾口口声声说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的剥削民众、如何的贪婪，其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马列意识形态更贪婪的组织了。资本家是通过资本的运作来创造财富，而马列意识形态却是用政府形式、暴力手段去抢掠财富，把民众变成一无所有的共产奴隶。中国人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发展权了。他们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却负担最重的赋税。即使是有的人通过努力获得一些财产，马列意识形态随时都可以找个藉口把其搞得倾家荡产，比如重庆的“黑打”。

　　一个国家的主体民众没有土地所有权、社会知情权、文化自主权、政治参与权、经济财产权、媒体话语权，连他们的生命也没有保障，这便是奴隶。马列意识形态把中国大陆变成共产奴隶庄园、剥夺了主体民众的基本人权，让他们在恐惧中生活，比起当年的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当今中国几乎是从精神到物质、从社会到自然环境全方位的腐败变异。而且，这个西来的“敌对势力”已经渗透到神州的血脉骨髓、中枢神经，渗透到民众的思想意识里，使许多人无法发现它，甚至把它当成了自己。

　　而马列意识形态的政治运作，比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也无时无刻不把中国民众作为敌人来对待，防民之术层出不穷。花费巨资封锁信息、监控全民，毁田、扒房，制造了数不清的冤案。近年来，维稳的费用已超过了军费。这在世界上，除了朝鲜可以比拟外，世界各国无出其右。但朝鲜，还有“防御外敌”，而中国大陆却完全是针对“内敌”。所谓的维稳不过是对民众开战的一个说辞。

　　从根本上讲，马列意识形态不仅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势力，也不仅是中国的敌对势力，而是地地道道的全人类的敌对势力，它想“解放”全人类，却遭到了全人类的唾弃;因为它的存在，才是人类堕落的一个标志，对于人类而言，更是一个耻辱。
当然，中国大陆的马列意识形态并没有说错，自由民主的西方确实是它的敌对势力。自由民主的西方和马列意识形态的西方，早就在你死我活的争战，结果是马列意识形态在整个西方都逐渐崩溃死亡。马列意识形态是西来幽灵，是西方撒旦魔鬼的再次变身，是被西方世界正义力量扫地出门的政治邪教，只是因缘际会，在中国大哭夺得了政权，获得了喘气的机会，所以它才近乎歇斯底里的叫嚣：“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疯狂的煽动对西方的仇恨。只可惜，马列意识形态在西方实际上已经死亡，残留在中国大陆的也逃不过垂死的命运。

　　说马列意识形态是中国的真正敌对势力，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和三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结晶，如果没有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条铁律，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重大成果，就不会在地球上产生和发展。

　　人类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它们是小偷偷盗、土匪抢劫和共产强夺。这三种行为中，共产强夺对社会危害最大，而小偷偷窃对社会危害最小。小偷偷窃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其不使用暴力，且涉及金额较少，所以对社会的危害相对最小。土匪抢劫由于使用暴力，所以对社会的危害比小偷偷窃要大些。共产政权以政权暴力为后盾，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其规模之大、社会危害之大是土匪无法比拟的。例如土改时，不仅剥夺了广大地主所有者的财产(土地、房屋和工具等)，而且杀死了三百万地主，到最后整个中国大陆人还都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所谓公有都成了官有——其实官有也并不可靠，一般小官的所有，也随时可能会被更大更强的官夺走。

　　二、马列意识形态的强盗逻辑。马列意识形态以暴力政权侵犯私有财产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扩展和延伸。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平均劳动时间)定义商品的价值，因而得出结论说劳动的提供者应得到全部商品的价值，而土地的提供者和资本的提供者则不能得到任何(超过折旧)的商品价值。因此资本家的利润所得和地主的租金所得都是剥削(意为不当所得)。按照马克思的此种理论，房租和利息都是剥削收入!经济学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马克思的上述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循环推理(同义语重复)的基础上的。循环推理指的是，因为A是B，所以A是B;因为苹果是桃子，所以苹果是桃子。因为马克思定义商品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平均劳动时间)，所以得出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论。依照上述循环推理，资本家同样可以用资本占用时间定义商品的价值，因而得出地主和工人都剥削了资本家的结论!地主也可依此循环推理，用土地占用时间定义商品的价值，因而得出工人和资本家剥削地主的结论。

　　上述三种理论：劳动价值论，资本价值论和土地价值论都是建立在循环推理的基础上，它们三者的关系是对等对称的关系。这三种理论都是错误的推理结果。

　　三、马列意识形态的错误经济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毒害中国人民50多年.中国大陆人民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剥削一词。此种习惯即是源于马列意识形态的毒害，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整整毒害了二代几十亿中国人。如此荒唐的剥削概念之所以能够毒害中国人如此久，是因为其以暴力为后盾，限止了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一百多年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就指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的逻辑性错误，如果中国大陆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只要有一人简要指出其错误并加以传播，那么两代几十亿中国人就不会全被愚弄。

　　在人类历史上，大众长期接受错误理论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地心说(太阳绕地球转的理论)就曾经被人类广泛接受，直至日心说产生并传播开来。然而，马克思的错误经济理论恐怕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一种理论，它不仅在共产国家导致私有财产遭到侵犯，而且导致无数地主和资本家被屠杀。它使得共产国家经济失去创造力、革新精神、进取精神和创造财富的动力，因而使共产国家经济一败涂地。

　　马列意识形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掩盖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价值。现在，中国大陆发展市场经济，也揭示了马列意识形态的劳动价值论不适用当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更不适应当今中国。然而，中国大陆某些理论家之所以抽象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马列意识形态左派(保守派)，另一方面通过抽象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维护马列意识形态的图腾，维护权贵专制制度。因为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而马列意识形态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两个部分，红色权贵统治的理论基础就流沙般溃败。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具体操作上却肯定私有企业，答案是马列意识形态主流派利益集团自己已经拥有大量不义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它们的不义之财和私有企业是靠滥用公权力，靠垄断特权得来的。利益集团在具体操作上肯定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的不义之财。

　　如今，觉醒的中国大陆人已经看到这一点，所以一方面呼吁保护正当的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做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呼吁坚决没收马列意识形态的特权垄断利益集团的不义之财，因为那些不义之财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财产，而是代表对广大人民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剥削和剥夺。保护私有财产和剥夺剥夺者，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的之一。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剥夺不当财产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贪官污吏应当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点，应有别于1949年后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不讲证据，不讲法制的任意剥夺。

　　说到马列意识形态的错误经济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对中国大陆人的毒害与觉醒，有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计算出世界平均工资的报道为证。

　　目前，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计算出世界平均工资，尽管中国人薪资未达世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在中国网民中引起的反响却是“被联合国忽悠”了。网民用剥笋式方法，揭示出中国人的薪酬真相以及真实生活水平。

　　第一，中国职工薪酬只有ILO公布的一半。以2009年各国薪资数据为调查依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近日公布了对72个国家薪资的调查，全球平均数为月薪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7元)，年薪不到1.8万美元。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4元)，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72个调查国家(地区)中的57位。

　　中国网民为什么会感到联合国在“忽悠”呢?因为月平均工资4134.4元远高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年全国职工薪酬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2736元(月均2728元)，2010年为37147元(月均3095元);私营企业更低：2009年为18199元(月均1516元)，2010年为20759元(月均1729元)。上述数据揭示的事实是，莫说2009年，就是比2009年同比增长13.5%的的2010年，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单位工作，中国人的薪酬也比ILO公布的2009年数据要低得多。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6.3计算，2009年中国非私营单位薪酬为月均 433美元，私营企业为241美元。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非私营与私营单位就业者人数分别为60%与40%多，折衷计算，中国的真实薪酬接近第68位的吉尔吉斯坦(Kyrgyzstan)的月平均工资 336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月工资却如此之低，这意味着普通中国人并没有能从GDP这块大蛋糕分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第二，ILO的薪资水平为何远高于中国自身水平。如果说国家统计局习惯性地将本国职工工薪高报，国人可以理解为那是出于粉饰政绩的需要，但ILO又没有这一动机，中国员工的薪酬为何也要“被增长”这么多呢?这其实怪不得ILO。因为除了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联合国机构，需要任何特定国家的某类数据，基本都由该国政府提供。ILO这份有关全球薪资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以各国自报的数据与统计样本为基础统计出来的。只能说马列意识形态政府相关机构在提供中国员工薪酬样本时，出于一贯的 “面子”需要，按照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做了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比如在选送调查样本时，多选取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北京、山东、江苏等地的薪酬统计数字及调查样本报送联合国;或者在员工的概念与企业类别上作文章，将报酬很低的农民工从职工中排除——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就将占全国非农业劳动力三分之二的农民工从职工当中排除——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全列入“非私营单位”，其薪酬自然比较高，看起来光鲜得多。

　　中国国家统计局或相关机构在向联合国选送数据时，依据的就是“为国家形象考虑”这一原则。至于两年后ILO公布之后公布的中国员工薪酬会高出本国公布的工资标准许多，既不是它要考虑的事情，普通中国人就算看到了，那也会被认为是联合国ILO的数据不实，不会把这笔帐算到政府机构选送数据样本上来。中国大陆的政府机构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虽然高报了许多，也没“胖”出世界平均工资的水平，还未达其一半。

　　三、中国大陆人的真实生活水平。严格地说，ILO这里使用的美元并不是指货币实体的“美元”，而是被称为“购买力平价法货币”，也就是说，各国的人均收入被转化为以美元购买力为基准价值的数值。这里所说的人均月收入，其实是这一收入在美国的购买力。由于中国的通胀率是被政府相关机构严重低估的，所以中国人的购买力在此又是被高估的。

　　薪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大多数国民的购买力，意味着这个国家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水平，以及是否有能力旅游休闲等。但由于被政府计入“职工”类别的人数在总就业人数当中偏低(据中国统计年鉴)，只有1亿多，只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48287万人的四分之一左右。再加上ILO的统计不包括中国领取社会救济的贫困人口一亿左右及庞大的失业人口，所以ILO的薪资水平不能反映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水平。

　　盖洛普2010全球幸福调查发现，七成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对此调查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者 Josh Chin评述说，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中国现实乐观度较低，是因为“中国人往往重视谦逊，对预期的管理相对较严。而美国则不同，至少从19世纪以来，美国就被‘天命论’的乐观理念所推动。”这句话说直白一点，就是作者认为，中国人的日子其实不错，只是因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喜欢哭穷。但通过上述三重分析，可以证明，中国人对现实生活悲观并非源自其“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原本就是被本国政府通过数据游戏营造出来的虚假现象。……

　　而上述事实，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反思：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敌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