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祭奠日：蒋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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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祭奠日：蒋公千古！

2012-04-05 19:31:24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节，民族英雄蒋介石在台湾与世长辞。

记得从童年时候开始，对于蒋介石的仇恨就一直伴随着少年直至青年。小时候，伙伴们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打倒蒋光头！虽然后来也喊过打倒林彪，再后来也喊过打倒邓小平。但是总的说来，都不如“打倒蒋光头”喊得那么频繁，那么响亮！每次看电影，只要一见到蒋介石，伙伴们就会恨得牙齿发痒。1976年9月，蒋介石在大陆的老对手毛泽东也死了。那时全村的男女老少承蒙皇恩浩荡，每个人都发了几平方寸的白布或者黑布，大家脸上悲痛但心里实喜，因为孩子多的家庭可以将这些布块重新缝合，做一件褂子。这可是十几年来国家给农民发放的唯一恩泽遍布的福利。
不过，笔者要收获大些，在我读初一开始就给湖南日报投稿，陆续也有一些纪念品邮寄给我；写了缅怀毛主席的打油诗之类，更被县广播站对全县城乡广播，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从那时开始，我就是铁杆“毛粉”；试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去世，我哪里能出名？！那时候，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领袖们热爱得要死。心里总是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好早日解放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

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面对着跟台湾有关的越来越多的现实，却一步一步地动摇了我儿时的信念。最初是大学时期听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从《童年》到《外婆的彭湖湾》，简直不敢相信一直都在“白色恐怖”下生活的台湾人民能唱出如此动听的歌曲。与此同时，跟我和我的家庭有关的包产到户、公粮提留、计划生育和农村户口却让我在“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的反复中纠结争斗。那个时候我的家乡，农民们的日子惨淡无光；不是今天这家的提留没交被工作队拆了窗牵了牛，就是那家的超生罚款不够被工作队放了仓戳了谷，那种鸡飞狗跳哭骂打闹的场景就象儿时的电影《闪闪红星》里的国民党的“还乡团”来了一样，让少年时期的我，常常在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中困惑不堪。

接下来，在农村与城市的不断往复中，陆续看完了一些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新书。带着这种如梦初醒般的乐趣，看完了《蒋介石传》。至此，在我的心中，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关于大陆和台湾都有了一个重新的定义。

真正让我全面认识蒋介石的是电视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这部本应该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牢牢记住的电视片，却是友人象地下党一样从香港偷运回国。由此，我知道了“吴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知道了“八百壮士”，知道了美帝国主义的“飞虎队”，知道了“空间换时间”，也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浴血奋战，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但必须承认：这种认识上的转变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异样的痛苦慢慢地发酵成了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屈辱和愤怒。就如同一对本来就要以身相许的恋人，突然发现背地里对方一直都是一个男盗女娼的角色，那种被欺骗被玩弄之后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笔者尽管在湖南，却只去过两次韶山，是组织上让去的。但迄今为止我却一直没机会能够去一趟浙江的奉化，不知为何，内心深处竟然总会隐隐冒出一些不安和歉疚。在蒋介石辞世的37年的祭日，笔者想写点文字，悼念他老人家。况且，网上已经有网友留言，嘱我这样做。看来大陆人民中，怀念蒋公的人还有很多。

其实，要说怀念蒋公的文字，笔者就有数十篇了，网络上怀念蒋公的文字就更是汗牛充栋。笔者在此时，还真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说两件与蒋介石有关的趣闻吧。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但对家乡流行的越剧不感兴趣，对京剧却十分热衷。在台湾，大凡爱看京剧的人，都知蒋介石是个大戏迷，就是在大陆，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戏迷也知道蒋介石爱听戏。

在清末民初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南北两大京剧重镇，也就是两大演出中心：一个是北平，一个是上海。上海的演员还被人们昵称为“海派”。年轻时的蒋介石，曾在上海做证券股票业务，闲暇之余开始接触京剧，从军从政后又长期驻沪，耳濡目染，便渐渐喜欢上京剧了。

对于京剧这门艺术说来，演员们上台表演做戏是十分讲究戏德的，尤其是六十多年前的那些大师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更加注重戏德。京剧对蒋介石来说虽说只是娱乐、消遣，但看戏也有原则，也有一个“德”的问题。曾有一段往事：1930年11月，蒋介石打败阎锡山、冯玉祥，取得了蒋冯阎大战的胜利。在大战中帮助他得胜的张学良来到南京。为了欢迎张学良和庆祝胜利，蒋介石特意邀请各国公使，举行了一场京剧晚会，一同观看程砚秋先生创编不久的新戏《青霜剑》。程先生凄婉悲切、如泣如诉的唱腔，精妙娴熟、柔中带刚的水袖功夫博得热烈掌声。蒋介石也看得心旷神怡，喜不自禁。但看着看着，蒋介石的表情开始庄重起来。因为剧中出现了长乐知县胡某在公堂上妄动酷刑，将秀才董昌屈打成招的情节。蒋介石认为把这种审讯方式搬上舞台，有辱国体，尤其是外国人看了会以此为藉口，影响我们收回领事裁判权。演戏也应内外有别，要注意国体形象。
看戏，是心情高兴之举，但也有让人高兴不起来的时候。蒋介石在遇到扫兴的场面，能忍下心中不悦，悄然离去，不影响他人看戏。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二天，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了一次庆祝晚会，主要节目是京剧，大轴是《群英会》，由重庆的名演员和名票友联袂演出。蒋介石直到这出戏开演后，才进入特座。真是天缘凑巧，蒋介石尚未坐定，就听台上那位风流倜傥、威风八面的周都督朗声传令：“大开营门，有请蒋介石……”唢呐声中，幕帘开处，只见一个白鼻子、鸭鹅步的蒋干在小锣声中，一步一摇、一摇三晃地走了出来。这种巧合，真真令人尴尬，蒋介石的喜悦心情顿时荡然无存，因而不等观看蒋干盗书、打黄盖、借箭，就静静地离开了。

蒋介石对政敌的态度，更能体现出他虚怀若谷的仁者风范。

1945年，国共在渝谈判。蒋介石知道毛泽东也喜欢京戏，为了表示欢迎，特别安排最著名的“厉家班”献艺，并亲点剧目。谈判期间，蒋介石请了三次，毛看了两次。戏码全都是唱念做打繁重、生旦净丑齐全的经典好戏：一次是《法门寺》，一次是《十三妹》。老班主厉彦芝亲自提调把场，厉家“五虎上将”全部披挂上阵。从现场的演出效果和氛围都让人感受到蒋介石对中共的坦诚和热切的期望。据曾是蒋介石贴身侍卫的翁元先生回忆，蒋介石到台湾后不久，一些媒体略带揶揄的味道的说：“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如不成功回到大陆，就不看京剧！’——当然，这纯属子虚乌有。不过蒋介石对此报导没有不悦。因为这恰好是他前几天激励台湾军民光复大陆训辞的最好诠释和注脚。就算代为铭志，国难当头，自己做出这点节制算什么。他宁愿接受如是说，不再看京剧。

终生把曾国藩尊为自己人生楷模的蒋介石，能用理性锉刀砺淬一切不良嗜习。因此，他也如同曾文正公一般，无甚爱好。不看京剧便无从消遣，这无疑是一种折磨。当时，台湾电视台体贴蒋介石的苦衷，就派人摄录各京剧社精心演出的剧目，固定时间定期播放，在这个时段内不插播广告，还配上了楷书的大字唱词。蒋介石在家看没看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很长时间没公开到剧院去看戏，这是不争的史实。

随蒋介石来台的众多将士，大多喜爱“国剧”——在台湾对京剧的称呼。他们欣赏原汁原味的国剧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过去生活的还原，寄托着对故土亲人的深深怀念。思念故乡，想家，谁不想家呢？连蒋介石自己也想家！一唱解千愁！经蒋介石的首肯，每个军种都成立了自己的剧社，也就是业余京剧团，或者说是票友联合会吧。陆军——国光剧社；海军——海光剧社；空军——大鹏剧社；联勤总部——明驼剧社；海军陆战队——干城剧社。这些剧社越唱越好，越唱越精。

各剧社最喜欢演和广大将士们最愿意看的剧目是《四郎探母》。其中，《见娘》一折是全剧的高潮。杨延辉跪在佘老太君面前有一大段【西皮小导板】接【回龙】转【二六】转【快板】转【散板】的精彩唱段：“老娘亲请上受儿拜，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来。孩儿被困在番邦外，隐姓埋名躲祸灾。萧后待儿恩似海，铁镜公主配和谐。儿在番邦一十五载，常把老娘挂在儿的心怀。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间花开儿的心不开。闻听得老娘到北塞，乔装改扮过营来。见母一面愁眉解，愿老娘福寿康宁永安泰无灾。”据说曾在一次演出至此时，观众跟着唱，人数越来越多，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合唱，但声音却越来越低，继而变成抽泣、痛哭，后来连台上的文武场都哭得没法伴奏了。戏中的故事真真切切融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有一次，蒋介石去金门视察。当时，蒋介石发起了一场“勿忘在莒”（《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运动，要大家以“田单复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精神“光复大陆”。时间不长，他又去了金门，康乐总队特地排演了一出《田单复齐》的新戏。由曹健饰田单，钱璐饰田夫人。当演到“田单祭祖”一场时，蒋介石带着蒋经国突然走到舞台前，向田单的祖坟深深的鞠了一躬。台上的演员们被感动的热泪盈眶，蒋介石此时一定也人戏合一了。

另一件与蒋介石有关的趣闻，蒋公却不是主人翁，而是他的贤妻宋美龄、孝子蒋经国。1982年，出于统战的目的，大陆高官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当时大陆报纸很是熙熙攘攘了一番。但后文如何，就没有人提了。

事实上，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也是回了一封公开信给廖承志的，但内容实在太尖锐了，大陆也就只好装作不知道了。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71年8月17日
宋美龄

现在，这桩公案已经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大陆人民对蒋公的怀念，就是最好的解答。当然，在政治的这条路上任谁都不能去评断谁的对与错，一切的一切，自有百年后的公断，甚至不见得是二分法，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

但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到台湾后，实施一连串的政策；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十大建设活络了台湾的经济，甚至一度遭人质疑的推行国语，如今看来，也有其政策正当性，因为推行国语，所以你我能在这片土地上沟通无碍，甚而前往大陆也没有语言问题，今天回顾，更感当时远见。

老蒋总统努力实践《礼记》当中礼运大同篇所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时至今日台湾政府依然朝此目标方向前进。尤其现今两岸往来频繁而和善，台湾别走回头路。

经过60多年的风雨，如今的大陆和台湾，在人民心里已经决出胜负！没有所谓的双赢！哪一边的民众胜利了，若不用兽性的眼光，这谁都能看出来。

主要的欣慰，是蒋介石在他仙逝5年之后，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了他的遗志，于1980年宣布解除了台湾长达30余年的战后戒严期，并开放了党禁报禁。此举不仅为蒋氏父子赢得了尊重，更为全世界华人赢得了尊重。而今天台湾的高度文明也诏告天下：不是中国人素质低下，中国人也能享有民主和自由。任何的“国情说”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荒谬理论都只不过是拖延中国人民借口罢了。所以，当“亚细亚的孤儿”早已完成了华丽转身的时候，大陆却在一步步地沦为世界孤儿！

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以汉族人的身份，用这些汉字，而不是以倭族或者日文来表述我们的心情。一想到这些，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向天国之上的蒋介石深深地鞠躬致谢。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节，应成为中华民族的祭典日。

蒋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