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30 18:35:19
1966年的春天，春寒抖峭，伴随着对《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讨伐之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从此，“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
文革中首先兴起的是“唱红”；继传统戏曲和绝大部分电影被批判和封杀后，歌曲也难逃厄运，一时间
万花纷谢，只能播放和传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根据毛泽东与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等为数
不多的歌，再有就是杀气腾腾的红卫兵造反歌，一看这歌词就会从后背梁骨冒冷汗：“拿起笔做刀枪，集中
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一句没有谱，是边跺脚边喊
出来的。稍稍缓和一点的词就是：“工农兵心最红，革命路上打冲锋，拿起笔杆去战斗，文化革命当尖
兵”。……
当时十来岁的孩子正是渴求知识，需要文化滋养的时段，唱这些或狂热无比或索然无味的歌曲自觉毫
无情趣，有的就在大孩子的引领下，偷偷地传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三套车》、《红莓花儿开》、等
当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黄色歌曲，没有条件的，只好唱起歌颂型的曲子，如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红卫兵
女将边舞边唱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
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学校开批判大会，活学
活用前必唱的歌曲之一。
当时有人想，也许过两年能有没什么火药味，比较舒缓的歌了。谁知更甚，1970年，毛泽东发表五·
二0声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给以宣读，马上就有歌曲问世并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东
风吹战歌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
律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天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更有一首要求工农兵学都要大唱的“喊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
北京工人体育馆歌颂文革的群众歌咏大会上，几十个方阵都唱这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
好啊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胜利凯歌冲云宵，……”最后
连唱带喊五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真是震耳欲聋，有心脏病的真受不了。当时组织工人来排练并到场演
唱，喊“就是好”声音还挺亮的，可大家总觉唱时口没对着心，好在哪，文化都“革”没了，就是“好”吗？!
“唱红”达到高潮后，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打黑”。以 1966年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打黑”，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
市被抄家的多达 11 万 4 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 7 千 8 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 8 千余户被抄。全国被
抄家的总数当接近 1 千万户。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
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
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
——这是文革“唱红打黑”死人的第一波高峰。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
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
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
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
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
着。”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
9 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 6 月间，打
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
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
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
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泽东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
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 8 月 22
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
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最高指示
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 1 千 7 百余人，那就是说，至
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 10 万人。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
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
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
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 8 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
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
死，死了活该。”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
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估计文革初期 ,自杀的人当在 10 万至 20 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
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1967-1968年的武斗，是“唱红打黑”死人的第二波高峰。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 1967 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
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 1 月 26 日的
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
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
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
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 191
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
打死 27 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 135 人，打残 319 人，烧毁房屋 1200 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 20 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虐杀战
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
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 286 人，自
杀 20 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
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
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
全用上了。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
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
生的讣告，上书‘享年 17 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
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
常死亡人数应在 30 万至 50 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是问文革“唱红打黑”死人最多的。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
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 5063 人被揪
斗， 236 人死亡。宝山县揪斗 1702 人，死亡达 334 人。”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 100 。
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 1500 多人， 65 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
朝鲜特务”，只有 110 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 41 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
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 :文革是国共两
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
板。 1400 名 1949 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 900 多人被审查， 14 名老工人自杀。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
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 18 人，折磨致死 6 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
诬为特务， 2 人活活打死， 10 人打成残废， 4 人自杀，包括 1949 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 9 人
自杀获救未死。
1969年 1 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
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 138 万人被牵连， 17000 余人被打死、
61000 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 1473 人，打残 9661 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
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 2 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
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
纪同伙，是黑窝”，该局 1200 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 44 人。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
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内人党 ----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
立于 1924 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
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
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
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 34 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 87180 人，整死 16222
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
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
无“三反”。 1970 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譬如上海集中追
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
大学就有 120 多人被逮捕、监禁、 5 人被逼自杀， 3 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
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文革后，最
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 70 人中， 1970 年判处的有
68 人；天津市错杀的 28 人中， 1970 年判处的有 22 人。”“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
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
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 107 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 3 千余
人，造成非正常死亡 62 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 5 千多“有问题的对
象”、“ 41 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各省、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
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 1970 年 6 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
政协常委张开印、属 1949 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
拘捕 254 人，枪决 17 人，判刑 12 人，戴“反革命”帽子 25 人， 20 人自杀身亡。 1970 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 30
万的银川市近 10 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 13 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
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 12 人， 3 名“死刑，立即执行”。被
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 22 岁，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
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3月间，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 20 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
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
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
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2 月 17 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 22 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
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
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
段、不通情理”等等。 3 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
政治犯。” 4 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 60 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
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
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 15 年徒刑。……
被冤枉的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1970 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
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
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
□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
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
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
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
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
的即有 9 千 8 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 24 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 1 万人，被逼疯、打残的
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 5 百至 1 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
常死亡 1300 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 1 亿人以上”；“去台人
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 10 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 20 多次政治体制改革。
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但在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时，敏
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起初似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连温家宝总理都在今年人大闭幕
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
可能重新发生”。
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1980 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
不少人却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因为， 30 多
年过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
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
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
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在
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
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 - 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
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上述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
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
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
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
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
分化的不满，比 1966 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
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
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而薄熙来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共同富裕”、“五个重庆”，同样具有欺骗性
和诱惑力。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
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
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毛泽
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
和逍遥派，但是毛泽东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来撑经济，就可以利用少数文革勇敢分子实现“乱
中夺权”的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官方媒体和民间知识分子都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到1990年代，有学者提出
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现在，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当野心家试图与一部
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
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
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
乎人”的姿态“粉墨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
今天，我们要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那么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
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
凶恶的破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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