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搭台还唱戏，中国经济就没戏
2012-04-09 15:25:19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扩大银行对企业家的借贷，并允许温州人到海外投资。试图让地下金融“地上化”。不过，外界认为，大部分贷款还是会由国有企业得到，因为国企和银行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官员权力的基础。温州是一个以出口导向的私营企业中心，由于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致使私人借贷发展得非常普及。2008年的金融风暴，引发温州民间融资和借贷破产浪潮，这次温州金融改革的目地，据说是要把借贷双方纳入一个当局能监控的结构化系统中。
在大陆经商，中小私人企业是无法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所以温州地下金融的存在，有市场需要的理由。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美林证券经济学家卢婷的话说，将贷款借给小微企业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允许成立更多的私营资本的小银行。不过，前提是中国要先建立一套存款保险体系。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还将开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卢婷说，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时候，北京对资本过度外流也会感到担忧，“反正中国没有有效的措施控制温州跨边境资本外流，为什么不将它合法化呢？！”
温州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曾经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国务院为了监测民间的融资，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且要开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让私人投资海外的金融资产。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发展专家吴惠林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成本已经向上升高，很多企业都难以生存，所以这个金融改革试验能不能成功，他并不看好。吴惠林说，“中小企业当然是相对的弱势，那现在只有在资金方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贷款，这个不是市场上那种做法，而是由政府有意的对特定对像然后来做一些贷款，所以是不是会最后变成一个样板式的情况，他们在市场上没有办法贷到款，可能当初就是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或者是说制度本身他就不是那么自由开放，所以应该是从制度的因素去改革。”
吴惠林认为，让金融制度自由化、专业化，按市场法则来做，政府不需要跳到第一线来主导控制市场，而是在后面扮演好支援的角色。整个体制的改革还是要往市场化来发展，才能让地下金融“地上化”：“你怎样让这个地下金融变成地上金融，你把这整个金融开放了以后，很自然的这地下金融它就能有所管道，然后怎么能变成地上金融，因为你管制越多，地下的不管是金融或者地下经济越蓬勃，那你现在管制把它开放了，越来越自由化以后，那些自然或是地下金融就被淘汰了，或是它已经脱胎换骨变成地上
的。”
吴惠林表示，中国在经济这方面还是半调子，中国需要好好学习自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总而言之，应该是要整个体制这种改革，而不是保持原来这种体制，然后政府作一些管控，那种方式应该是要退位了，好好去学习自由社会里面用的那种比较好的方式。”
而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出了一本新书名叫“全球金融危机后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该书清晰地探讨了中国经济的弱点，以及北京当局应如何应对。根据拉迪的分析，中国的经济“不平衡”，太依赖出口和住宅房地产价格来推动经济，它牺牲了整个国家为代价而让利益阶层受益。首先是出口，中国让全世界对其廉价商品上瘾，但却是以环境、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作为代价来实现的。中国向出口商提够廉价的电力和水，银行贷款也很容易获得，这反过来导致全球经济的扭曲。尽管有政府的补贴，但中国的出口工业却赚钱很少，这迫使政府向他们提供更多补贴，当局把“企业福利”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再者是城市房地产泡沫，在拉迪称之为“金融压制”的作用下雪上加霜：银行储户的利率低，投资工具少。如要正确看待房地产泡沫，需考虑如下统计数据：“2003年后，每年新增城市人口仅为1900万，但平均居民住房投资占GDP的6.8%，比2000年至2003年期间增长了2/3，从2004年的每年居民住房4亿9千万平米激增到2010年的12亿9千万平米。这些经济发展趋势，导致中国总理温家宝自己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拉迪采用了更技术、更外交的方式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呼吁中国经济需要大胆放血。拉迪列出了四个财政政策措施来“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从靠出口和房地产泡沫拉动经济转型为靠内需和服务。
首先，当局需要削减个人所得税来刺激私人消费，同时在卫生、教育、福利和养老金等社会保障上投入。
第二，当局需要停止控制存款和贷款利率，使资本更有效地流向企业，而不是导向国有企业。
第三，人民币需升值。最后，需要停止向国有企业补贴廉价原材料价格，和低息贷款。
虽然这些解决方案听起来又复杂又花费巨大，但拉迪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当局有权力和办法可以放开银行贷款和人民币汇率，不需要说服各省同样如此。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的政治体制承担不起什么都不做的后果。目前，中国的经济构架在让国企和房地产公司受益，造成了当局帮助富人越来越富，却是以失去了社会的活力，干净的环境和健康的经济为代价的。金融自由化将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帮助
建立一个更理性稳健的经济：储户的钱会流向实际赚钱的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实际工资，并渐渐不再依靠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如果解决方案是如此的直接简单，而问题不解决的后果又是如此的可怕和危险，那么为什么当局还没有采取行动呢？是因为金融自由化不是胡温班子的优先考量？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对政治局其他人统一思想？还是因为他们宁愿下一任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来处理这个问题？尼古拉斯•拉迪有他自己的观点：考虑中国的贫困程度，巨大的人口，以及混乱和失控，做个寄生虫和害虫符合统治精英的长期最佳利益；统治精英正在聚敛财富，但代价是以国家破产，他们已经将资产和家人移民海外，并将持续如此，直到国家崩溃。
在总部位于香港的经济研究公司 Asianomics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沃尔克看来，中国的消费热即将结束。他这种与主流相悖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增长，可能还会收缩，中国即将迎来一个通货紧缩和支出下降的时代。那些押注于于中国消费崛起的投资目前正面临着现实的考验。此类投资涉及范围广泛，不仅包括澳大利亚矿企，还包括奢侈手袋制造商，甚至是苹果手机 iPhone 等等。
虽然很多分析人士近年来大赞中国日益扩大的内需，但沃尔克认为中国消费者不太可能表现出太多韧性，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呈走软趋势，而宽松信贷这张牌也已经打出。沃尔克说，我们这种有违主流观点的判断认为，在当前状况有所改变之前，应当作空或减持消费类投资。
“市场观察”不久千曾就中国经济前景这一问题调查了全球 19 位主要的投资经理和经纪人，沃尔克是其中最悲观的。沃尔克曾是经纪公司里昂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三年将出现硬着陆的人。在沃尔克看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将放缓至 4% ，而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实际 GDP 增长率将接近持平。而且，他也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更严重的放缓局面。沃尔克说，他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萎缩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沃尔克说，部分经济领域会逐渐感受到经济的全面下滑，但中国经济中更广泛的领域已经开始失速。从官方数据中可能会看到未来六个月中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迹象。 沃尔克认为，水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都属于这类一类企业，在经济开始持续进一步下滑之前，这类企业会呈现出一定弹性，原因是早先的预售房产项目可为其提供缓冲。
这类企业中的许多公司最终都逃不过倒闭且被整合的命运。沃尔克说，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带动的经济增长即将结束。他说，正在上演的这一幕是正常商业周期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商业活动的萎缩和投资都不得不被冲销。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这种前所未有却暗藏问题的大规模投资，而政府也不太可能出台另一项刺激计划，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建设过剩，其中就包括像机场这样的交通运输项目等。
沃尔克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共政府为保护中国经济不受影响而提供的庞大信贷刺激计划。那次出台刺激计划很容易，因为只需要建房屋和基础设施，但这次就不一样了，中国经济系统中有太多分配不当的资本，因此难以对新项目进行融资。这说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的疲软超过了人们所愿意承认的程度。沃尔克建议投资者避开那些在中国大陆有大量业务的公司，同样也应避开间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市场，其中包括韩国、台湾等亚洲地区贸易伙伴，以及巴西和澳大利亚等以大宗商品为重的市场。
但沃尔克对中国大型公司的看法比较乐观。他说，从很多赴港上市公司的行情来看，它们的股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经济减速的担忧。他认为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两家国有企业的估值显得比较合理。对中国表面上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沃尔克也表示怀疑。数据显示，自 1970 年代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9% 。他说，这种不间断的增长可能是官方统计数据掩盖以往低迷时期的结果。他相信 1990年代早期实际上发生过衰退，并给中国银行系统造成了极大冲击。后来的数据显示，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规模已经相当于资产负债表的25%到40%，远超过英国和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沃尔克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一些基金经理不谋而合，这其中就包括Eclectica Asset Management的亨得利。亨得利《巴伦周刊》说，他相信中国即将出现硬着陆，他正根据这种预期在日本进行与信贷相关的复杂投资。亨得利看空中国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部门所引导的投资流动令人担忧。这些投资以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
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中国企业的能力丰富，我觉得是上天赐予的。最近也都看到，企业家精神的衰落，我们也都看到了。现在我们看PE，到处都是PE，都不做实业了。做实业越来越难了，苛捐杂税，政府的骚扰已经不行了。都做PE投资，我说都做PE，如果没有人做实业，那PE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都去做金融，就觉得金融来钱容易。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家群体，就是我们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这个企业家精神能够变成经济增长、企业效益，这是需要支持的。但是我们的经济环境不支持。
许小年认为，现在做实业越来越难了，政府官员是搭台的，不是唱戏的。许小年说：最近我去开会，不管什么会，我就发现，10个发言里面有9个是官员，按照级别大小，排到最后是一个企业家出来讲话了，他说各位领导说得很好，我们下去坚决执行。政府官员是搭台的，不是唱戏的。这个主体颠倒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后续经济增长真是没动力了。
从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市场经济最有效的是来自于创新。最近金融危机之后，读了一些书就发现我们过去理解的经济效率出现了偏差，其实我们的经济效益是创新。一谈创新就要谈企业家。但现在都是政府唱戏，那么中国的经济就没戏了。
2012-04-09 15:25:19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扩大银行对企业家的借贷，并允许温州人到海外投资。试图让地下金融“地上化”。不过，外界认为，大部分贷款还是会由国有企业得到，因为国企和银行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官员权力的基础。温州是一个以出口导向的私营企业中心，由于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致使私人借贷发展得非常普及。2008年的金融风暴，引发温州民间融资和借贷破产浪潮，这次温州金融改革的目地，据说是要把借贷双方纳入一个当局能监控的结构化系统中。
在大陆经商，中小私人企业是无法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所以温州地下金融的存在，有市场需要的理由。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美林证券经济学家卢婷的话说，将贷款借给小微企业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允许成立更多的私营资本的小银行。不过，前提是中国要先建立一套存款保险体系。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还将开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卢婷说，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时候，北京对资本过度外流也会感到担忧，“反正中国没有有效的措施控制温州跨边境资本外流，为什么不将它合法化呢？！”
温州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曾经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国务院为了监测民间的融资，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且要开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让私人投资海外的金融资产。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发展专家吴惠林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成本已经向上升高，很多企业都难以生存，所以这个金融改革试验能不能成功，他并不看好。吴惠林说，“中小企业当然是相对的弱势，那现在只有在资金方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贷款，这个不是市场上那种做法，而是由政府有意的对特定对像然后来做一些贷款，所以是不是会最后变成一个样板式的情况，他们在市场上没有办法贷到款，可能当初就是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或者是说制度本身他就不是那么自由开放，所以应该是从制度的因素去改革。”
吴惠林认为，让金融制度自由化、专业化，按市场法则来做，政府不需要跳到第一线来主导控制市场，而是在后面扮演好支援的角色。整个体制的改革还是要往市场化来发展，才能让地下金融“地上化”：“你怎样让这个地下金融变成地上金融，你把这整个金融开放了以后，很自然的这地下金融它就能有所管道，然后怎么能变成地上金融，因为你管制越多，地下的不管是金融或者地下经济越蓬勃，那你现在管制把它开放了，越来越自由化以后，那些自然或是地下金融就被淘汰了，或是它已经脱胎换骨变成地上
的。”
吴惠林表示，中国在经济这方面还是半调子，中国需要好好学习自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总而言之，应该是要整个体制这种改革，而不是保持原来这种体制，然后政府作一些管控，那种方式应该是要退位了，好好去学习自由社会里面用的那种比较好的方式。”
而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出了一本新书名叫“全球金融危机后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该书清晰地探讨了中国经济的弱点，以及北京当局应如何应对。根据拉迪的分析，中国的经济“不平衡”，太依赖出口和住宅房地产价格来推动经济，它牺牲了整个国家为代价而让利益阶层受益。首先是出口，中国让全世界对其廉价商品上瘾，但却是以环境、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作为代价来实现的。中国向出口商提够廉价的电力和水，银行贷款也很容易获得，这反过来导致全球经济的扭曲。尽管有政府的补贴，但中国的出口工业却赚钱很少，这迫使政府向他们提供更多补贴，当局把“企业福利”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再者是城市房地产泡沫，在拉迪称之为“金融压制”的作用下雪上加霜：银行储户的利率低，投资工具少。如要正确看待房地产泡沫，需考虑如下统计数据：“2003年后，每年新增城市人口仅为1900万，但平均居民住房投资占GDP的6.8%，比2000年至2003年期间增长了2/3，从2004年的每年居民住房4亿9千万平米激增到2010年的12亿9千万平米。这些经济发展趋势，导致中国总理温家宝自己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拉迪采用了更技术、更外交的方式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呼吁中国经济需要大胆放血。拉迪列出了四个财政政策措施来“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从靠出口和房地产泡沫拉动经济转型为靠内需和服务。
首先，当局需要削减个人所得税来刺激私人消费，同时在卫生、教育、福利和养老金等社会保障上投入。
第二，当局需要停止控制存款和贷款利率，使资本更有效地流向企业，而不是导向国有企业。
第三，人民币需升值。最后，需要停止向国有企业补贴廉价原材料价格，和低息贷款。
虽然这些解决方案听起来又复杂又花费巨大，但拉迪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当局有权力和办法可以放开银行贷款和人民币汇率，不需要说服各省同样如此。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的政治体制承担不起什么都不做的后果。目前，中国的经济构架在让国企和房地产公司受益，造成了当局帮助富人越来越富，却是以失去了社会的活力，干净的环境和健康的经济为代价的。金融自由化将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帮助
建立一个更理性稳健的经济：储户的钱会流向实际赚钱的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实际工资，并渐渐不再依靠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如果解决方案是如此的直接简单，而问题不解决的后果又是如此的可怕和危险，那么为什么当局还没有采取行动呢？是因为金融自由化不是胡温班子的优先考量？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对政治局其他人统一思想？还是因为他们宁愿下一任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来处理这个问题？尼古拉斯•拉迪有他自己的观点：考虑中国的贫困程度，巨大的人口，以及混乱和失控，做个寄生虫和害虫符合统治精英的长期最佳利益；统治精英正在聚敛财富，但代价是以国家破产，他们已经将资产和家人移民海外，并将持续如此，直到国家崩溃。
在总部位于香港的经济研究公司 Asianomics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沃尔克看来，中国的消费热即将结束。他这种与主流相悖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增长，可能还会收缩，中国即将迎来一个通货紧缩和支出下降的时代。那些押注于于中国消费崛起的投资目前正面临着现实的考验。此类投资涉及范围广泛，不仅包括澳大利亚矿企，还包括奢侈手袋制造商，甚至是苹果手机 iPhone 等等。
虽然很多分析人士近年来大赞中国日益扩大的内需，但沃尔克认为中国消费者不太可能表现出太多韧性，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呈走软趋势，而宽松信贷这张牌也已经打出。沃尔克说，我们这种有违主流观点的判断认为，在当前状况有所改变之前，应当作空或减持消费类投资。
“市场观察”不久千曾就中国经济前景这一问题调查了全球 19 位主要的投资经理和经纪人，沃尔克是其中最悲观的。沃尔克曾是经纪公司里昂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三年将出现硬着陆的人。在沃尔克看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将放缓至 4% ，而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实际 GDP 增长率将接近持平。而且，他也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更严重的放缓局面。沃尔克说，他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萎缩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沃尔克说，部分经济领域会逐渐感受到经济的全面下滑，但中国经济中更广泛的领域已经开始失速。从官方数据中可能会看到未来六个月中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迹象。 沃尔克认为，水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都属于这类一类企业，在经济开始持续进一步下滑之前，这类企业会呈现出一定弹性，原因是早先的预售房产项目可为其提供缓冲。
这类企业中的许多公司最终都逃不过倒闭且被整合的命运。沃尔克说，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带动的经济增长即将结束。他说，正在上演的这一幕是正常商业周期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商业活动的萎缩和投资都不得不被冲销。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这种前所未有却暗藏问题的大规模投资，而政府也不太可能出台另一项刺激计划，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建设过剩，其中就包括像机场这样的交通运输项目等。
沃尔克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共政府为保护中国经济不受影响而提供的庞大信贷刺激计划。那次出台刺激计划很容易，因为只需要建房屋和基础设施，但这次就不一样了，中国经济系统中有太多分配不当的资本，因此难以对新项目进行融资。这说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的疲软超过了人们所愿意承认的程度。沃尔克建议投资者避开那些在中国大陆有大量业务的公司，同样也应避开间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市场，其中包括韩国、台湾等亚洲地区贸易伙伴，以及巴西和澳大利亚等以大宗商品为重的市场。
但沃尔克对中国大型公司的看法比较乐观。他说，从很多赴港上市公司的行情来看，它们的股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经济减速的担忧。他认为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两家国有企业的估值显得比较合理。对中国表面上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沃尔克也表示怀疑。数据显示，自 1970 年代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9% 。他说，这种不间断的增长可能是官方统计数据掩盖以往低迷时期的结果。他相信 1990年代早期实际上发生过衰退，并给中国银行系统造成了极大冲击。后来的数据显示，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规模已经相当于资产负债表的25%到40%，远超过英国和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沃尔克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一些基金经理不谋而合，这其中就包括Eclectica Asset Management的亨得利。亨得利《巴伦周刊》说，他相信中国即将出现硬着陆，他正根据这种预期在日本进行与信贷相关的复杂投资。亨得利看空中国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部门所引导的投资流动令人担忧。这些投资以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
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中国企业的能力丰富，我觉得是上天赐予的。最近也都看到，企业家精神的衰落，我们也都看到了。现在我们看PE，到处都是PE，都不做实业了。做实业越来越难了，苛捐杂税，政府的骚扰已经不行了。都做PE投资，我说都做PE，如果没有人做实业，那PE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都去做金融，就觉得金融来钱容易。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家群体，就是我们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这个企业家精神能够变成经济增长、企业效益，这是需要支持的。但是我们的经济环境不支持。
许小年认为，现在做实业越来越难了，政府官员是搭台的，不是唱戏的。许小年说：最近我去开会，不管什么会，我就发现，10个发言里面有9个是官员，按照级别大小，排到最后是一个企业家出来讲话了，他说各位领导说得很好，我们下去坚决执行。政府官员是搭台的，不是唱戏的。这个主体颠倒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后续经济增长真是没动力了。
从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市场经济最有效的是来自于创新。最近金融危机之后，读了一些书就发现我们过去理解的经济效率出现了偏差，其实我们的经济效益是创新。一谈创新就要谈企业家。但现在都是政府唱戏，那么中国的经济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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