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23 16:54
第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曾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
为文革中她的作为辩护，罔史欺世，传讹布谬。古语说，“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今释
即是，按照她们的道理，她们是无罪的，可以被历史、被世界原谅；但按照史实真相，按照道德规约，
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们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几年来，人们对此真相还原，写过一些文字；对宋要武等登上她们的历史“光荣榜”提出严正批评。但是
直到今年，宋要武不单毫无忏悔表示，且炮制一个所谓“澄清真相”的文章，打算窜改历史，涂炭真相，
把耻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尤其严重的，是她们的“抢救（卞仲耘）论”尤其荒诞。文革40多年来，这个
论调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本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黑灰色关键词。
一，宋要武是“三朝元老”。这“三朝”分野是：毛泽东文革发动时期；工作组时期（含工作组撤离与毛泽
东八•一八造势以前的过渡时期）；八•一八时期。
宋要武是当时北京中学里面响应毛泽东－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且在师大女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者。
是老红卫兵中一员。这里值得注意、且不为外间解释的现象是，所有中学里面第一张大字报，无外是所
谓干部子弟和权贵子弟所贴出，所发起。宋要武是这波夺权中的一人。故此，宋要武成为第一朝元老；第二朝元老的权力直接
源于最高层，自上而下控制宋要武的学校筹委会（一种革委会产生以前的领导机构）。第三朝元老的称谓就是八一八毛泽东给
她还名“宋要武”后的来的；且为外界所知。
这里最为交集和颇有争议的是，在毛泽东1966年撤销工作组以后，到八一八毛泽东－宋 “要武”这个过渡时期，宋要武等控制
的该校筹委会是不是不再运作，权力是不是处于真空状态即无政府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不由共产党控制，领导和操纵。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的吴德，中央的毛、周照样在控制情势；刘、邓势力也处于死而不僵的抵制时期。宋要武作为毛、刘不同时期的代言人和
行动者，是毛式文革和刘、邓式文革的最大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归纳为毛式图腾，也可以表现为刘邓戳记；总之，她的身上烙
印着根深蒂固的文革污迹。
自否定文革30多年来，这个戳记在1980年代中、后期之中国，决无再现和复制的可能——邓时期，绝对不可能有人将八•一八
毛泽东见红卫兵、宋要武彬彬的乱照刊登于任何媒体；但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邓和中央否定文革文件的被遗忘，随着
新一波毛派蠢人的复辟和妄为，文革翻案风气日渐盛行，遂出现宋要武、刘进的规模不大不小的反扑。
从宋要武文发表以后网络的反映来看，一、两千的跟贴（凯迪网，共识网等）都是彻底批宋要武、否毛泽东的——这也就说
明，邓的否定还是受到民众首肯，遂形成“人民的思想”。另外，由后来遇罗克以反证的形式提出且因此遭到毁灭的反血统论，
在现今中国依然没有市场。中国政权中人乃及后代，依然世袭中国所有政治权利且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权力代表和国际契约的有
效签署者。
到了1966年，毛泽东忽然对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中学生发生兴趣。深知中学生群体的无知和盲目，加之干部子弟的狂妄
和傲慢，使他击破社会桎梏的旨意或许可以得逞。于是，在工作组时期和后来的八·五时期（卞老师被打致死日）和八•一八时
期，北京中学出现一种外间难以理解的“暴力特权”和“特权暴力”肆意横行的局面。而干部子弟，更准确说是高干子弟人群，成
为这股暴力行世之祸水、源头。
二，卞仲耘在工作组时期即被批斗殴打，险些致死。工作组时期，也就是1966年6月21日，校方（宋要武方）组织的批斗会几
乎打死卞老师（卞仲耘，女，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是“文革”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
的教育工作者），是不争的史实。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宋要武承认这一
点。她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
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
批了。”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要武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绝无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
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
无区别。也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
者，是宋彬彬。
三，宋要武是工作组时期和后工作组时期的掌权者。毛泽东之派出和撤掉工作组，实为他的一个统一战略部署，也可以叫做第
二次引蛇出洞；而不是所谓 “二次发动”；而是“一次发动”，整体发动之阶段论。宋要武，在蛇出蛇进的两个阶段屹立不倒，是
因为她原来是刘、邓工作组的人马；后来毛泽东撤除工作组，宋要武和刘进等人，依然把控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领导权。
她不是打击工作组这场斗争之阳谋（阴谋）的牺牲者，反而成为继承工作组遗事者。
首先，毛泽东首创文革之民粹主义发动后，接续创造两种革命－镇压方式于一身，既而区隔于所有的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治统治
和“革命”模式。因为，运动群众和以此打击政敌，且将中、小学生也悉数发动起来，这个规模和性质，显然超过纳粹冲锋队和
KGB对于百姓的煽动。
此间，这个毛泽东文革的特权论，世袭论和权贵论开始逐步转向，转向彻底的平民化运动和大学生文革。因为，此前他的特权
论起到了击破社会秩序的目的；但击破社会秩序，只是他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于是，超越工作组模式，成为毛泽东试验大民主
和大极权的两手策略。在此策略和战略的唆使下，毛泽东并未及时批判工作组方式，而是相反邀请工作组走卒之宋彬彬登上天
安门，并支持红卫兵冲击社会。与此同时，他对于原工作组成员予以彻底抛弃。
这样，超越工作组官方镇压模式，由大学生主导的、兼有人民运动和官方意志的二兼文革模式逐步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可以
说，从八·五毛泽东之《炮打司令部》开始，在《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逐渐主导国势和文革，以至于最后在“九
大”上，彻底颠覆刘少奇。
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泽东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泽东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
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
与此对应，1966年6月份，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
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
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少奇，要被拉下马了——借助人民的意志。
四，宋要武成为后工作组时期暴力运动的具体呈载者。工作组撤退以后，至少北京文革呈现两股势力交叉运作的局面。一个局
面是前此所谓特权暴力延续他们并不知晓的非毛泽东方式即刘邓方式，实行对于社会的广泛冲击。这个冲击主力以特权红卫兵
和一般红卫兵主导。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波暴力的泛滥是刘邓为之。但他们控制和导向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后来发展出来的联
动（红卫兵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成为这一波暴力的主要行为者。
支撑这一暴力的荒诞派口号就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根据史料判断，毛泽东派中央
文革人员对“对联”的态度暧昧。因为，一是他们要秉承毛泽东意，继续做到“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不会轻易否定
对联；二是他们（如陈伯达等）对于“对联”干扰毛泽东之打击目的，扰乱战略意图，心知肚明，也予以谴责；加之遇罗克正在
揭露这一波血统论的视图，所以江青等人对此态度首鼠两端，不作定界。
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条”中，毛泽东一方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并无直接煽动“反对工作组”的口号；相反更多口号是“横扫一
切牛鬼蛇神”（广泛意义上的杀戮和迫害）：“破四旧”（广泛意义上的清除文化和传统）；支持红卫兵小将；继续呈现和反对
走资派不同的政治趋向，等等。这就是毛泽东的企图：准备让联动最终走向反面；而毛泽东的意图很快得逞；联动反对江青，
冲击公安部，支持刘邓等行径，终于让毛泽东发威逮捕之（再释放之）——这样，毛泽东需用大学红卫兵的战略，在红旗十三
期社论发表以后快速实施，效果明显。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8月5号，卞仲耘老师被打致死。卞案说明，宋要武等红卫兵在这场红八月里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
（工作组）以后的暴力降级，正好相反，是响应多种势力，施行屠杀比赛的残暴结果。
八·五事件实际上拉开了红卫兵暴力屠戮的序幕，而打死卞老师的惨剧，仅是其中之第一幕。这场唯恐落后的血腥比赛，使得
一些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个血腥屠戮的奠基仪式，就是血统论叫嚣——文革初期，唯有这些血统高贵者，可以有恃无恐
地加入暴行——这是一般外界很难理解的、中国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权史实。但毛泽东并不行止与此，而是通过这个暴力的阶段
达到更为广泛的文革暴力，武斗，镇压乃至最终达到其战略目的——含毛泽东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军队化——这是对
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释。
五，宋要武是工作组撤退以后该校不变前任的继续领导者。她们的任命，既发端于第一张大字报，也取决于她们的出身论。她
们有资格成为工作组协助者，而后，又成为后工作组时期的筹委会人员，都起源于她们直接受到邓小平，胡启立的领导；且有
资格在邓家里开会，讨论文革形势，采纳上峰指示，导向该校运动。这个自我定位极其明确。她们的各种言论夫子自道，自白
于世，不在话下。
六，宋要武、刘进等人对卞案负有责任。
她们在事发后出现在承载卞老师尸体的北京邮电医院，即是明证。那是8月5号夜晚。七人签字字条的出现即是一证。这个字
条是赶到医院的王晶尭先生（卞仲耘老师丈夫）要求她们自署的。关于这一点作者朗钧有如下考证——
这里存在两个版本：“王晶垚版本。王晶垚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签写的，因为王晶垚不
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谁，包括他（她）们的姓名。……”“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应医
院的要求签署的。因为不签署这个字条，医院拒绝抢救。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将此字条交给了王晶垚。”
两种说法。王晶垚的说法可信度较大。王晶垚为人耿直，文革中虽遇红色恐怖，他不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后，立
即购买照相机，将卞仲耘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相存证。当红卫兵要求对卞仲耘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也被王晶垚严辞拒绝。具有
这种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签字存证的要求。
七，刘进第二天（卞死后）代表官方发表校园广播传达上峰表态。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对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态，他说：……
（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刘进则说，（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们的威风……。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预演。毛泽东、周恩来、吴德知悉该女中打死人事件后，非但没有追究杀戮者的罪责，反而在十三天后
之八·一八，让该校红卫兵在宋要武、刘进率领下登上天安门，遂出现毛泽东之“要武”的暴力叫嚣。这是毛泽东明明知道卞仲
耘被打死事件后，对于宋要武等人行为的无耻肯定，且进一步鼓励，唆使和策划八·一八以后的暴行。
王晶尭在那次反击“光荣校友”的声明中写道，“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
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
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3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
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
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
老师和校长。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
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毛泽东看到卞仲耘被打死事件，犹如闻血而动，见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开始发生冲动——便叫嚣“要武”，把宋要武变成一
个暴力符号；目标指向，不单是对卞仲耘，也是对此后一个月，北京无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同样，在对待1966年“六·一八事件”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处理不同，立场不同，立意不同。但刘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
策指导下，全国照样出现官方镇压和迫害事件，这和毛泽东民粹直接发动红卫兵运动势成互补。如果硬性判定这两种暴力的轻
重缓激，毛泽东发动文革和刘多少抵制之间，尚有一个毛 “强”和刘“弱”之区隔。倒退几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据大饥荒
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警告毛泽东，“人相食，要上书的”，把自己和毛泽东做出切割。的确，在此课题上，毛泽东、刘之间
的观点异别。
九，红卫兵成立日期辨正。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记载了这个事实：7月下
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
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
布撤消工作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
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
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
可见，红卫兵，子弟兵，血脉和骨肉——这就成为否定文革的最大难点。
十，毛记红卫兵和刘记红卫兵之异同。一如前述，宋要武红卫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顾毛、刘双红卫兵性质。在工作组撤离
以后她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队于毛泽东。而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之梁二同等人就无此幸运。虽然，所谓
革军子弟（军队干部子弟）之所以比较普遍反对工作组，这和林彪体系支持毛泽东，打击刘邓密切相关。深而言之，清华附中
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所以受到毛泽东、江青的支持，是可归纳在毛泽东之清晰的战略布局之中；而后来，这个体系加入
了宋要武、这样的原工作组人马——再后来，在联动垮台以后，全国所谓造反派登堂入室，泛滥如斯，完成了毛泽东曲径达鹄
之铺垫。
于是，宋要武氏肩负几种使命的角色，开始形成，开始发效，并最后在八·一八一天，她给毛泽东戴上沾满卞仲耘血迹之红袖
章的时候，终告完成。继而，宋要武成为文革历史上最大的暴力符号。
这是中国文革历史中任何一派红卫兵领袖，任何一派造反领袖无法做到，也不能实现的符号光荣符号梦想，而宋彬彬，可以做
到。
十一，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开。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后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后，成千上万人被打死，这之间的区别
只是程度而非性质。
而这个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该校揭开的。这是宋要武不可回避的史实。
固然，这时她业已成为毛泽东营一员而非刘、邓阵营者人。
十二，没有证据显示宋要武直接打人。这一点，也务必说清楚。迄今为止，卞仲耘案件不是十分清楚，而是十分不清楚。宋要
武彬彬文字出台的背景令人堪忧。文革否定式，历经邓时期比较稳定的态势，却在他逝世以后逐渐倒退。
这种遗忘和淡漠使得宋要武一类人趁虚而入，大做文章。现在，逆流已成，暗潮拍岸。我们现在不单要对宋要武的文字施行厘
清，更要袒护真相，说服众人。
王晶尭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诚哉斯言！
1966年6-8月，北京中学里的一批高干子女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后称为“老红卫兵”）。薄熙来当时是北京高干子女云集的四
中的高中生，自然也是该校老红卫兵和后来“西纠”的重要骨干。如果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描绘一下这些老红卫兵当年的主
要“革命活动”，会吃惊地发现：正是被薄熙来在今天重复的重庆模式──“唱红打黑”而已。
“唱红”──老红卫兵们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等狂热的“红歌”，又用毛的画像、语录
把北京搞成一片“红海洋”。“打黑”──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黑帮”（基层学校干部和教师）、“黑五类”及其狗崽子（他们的子
女）。
仅北京一地，在1966年8-9月间就被这些老红卫兵在“打黑”中打死1772人之多。另外，整个北京沉浸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共
有11万四千户被抄家，7.7万所谓的“黑五类”及子女（占整个北京人口的1.7%）被赶出北京。价值4880万元的私人外币、黄
金等被搜出来“共产”。
薄熙来们当年的“唱红打黑”活动一开始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支持。毛于1966年8月1日亲自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江青热情
地称他们为“中国的小太阳”。整个官方媒体和“广大工农兵”更是一片叫好声……。如同今天重庆的“打黑”一样，当年老红卫兵
的“打黑”也完全是一种“黑打”。且不说当年他们欠下的无数无辜的人命债，就是被他们殴打的对象都不全是“黑五类”。
一位现在定居美国的当年薄熙来的同班同学揭示：当年他因为不赞成薄熙来在班上竭力鼓吹的血统论，被薄熙来打了两个耳
光，骂成是“狗崽子”。而其实薄熙来完全知道他也出身于一个党员职员家庭，并非“黑五类”子女。可见，薄熙来的“黑打”也是
有文革渊源的。
只要稍稍比较一下50年前老红卫兵的“唱红打黑”和今天老红卫兵出身的薄熙来倡导的“重庆模式”，不仅会发现其中清晰的历史
渊源，并惊叹当年文革经历对今天中国领导人打下的政治烙印之深，同时会感叹：薄熙来50年来在政治上的进步实在不大。
他搞来搞去还是脱不了他年轻时老红卫兵那极端偏激的一套。随着第一、二代打江山的领导人的死去，薄熙来等人在资历上根
本没有任何“打江山”的骄傲可言，已经很难在中央集权内建立毛式独裁了。而薄却还抱残守缺，因为自己深入骨髓的“红色贵
族”的特权等级思想，还以为当年老红卫兵的“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的血统论可以在21世纪通过新的“唱红打黑”的包装，
使得他成功地成为驾驭群雄的“薄泽东”，这实在是逆潮流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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