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27 12:29:39
自古政坛风刀霜剑，锐意改革之士，十有八九以悲剧告终，这已成“历史规律！”古代吴起、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如此，当代的胡耀邦莫不如此。锐意改革之士十有八九以悲剧告终，原因是举凡改革，必然触动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随之而来的阻力、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就当今中国而言，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已到村委会书记、居委会主任这一阶层，势力强大超越古今。稍为不慎，悲剧便将再次上演。当今中国，对党内改革力量的攻击不但来自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所谓极左势力，也来自急进的自由民主派。
所以，温总理关于“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支持、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之说，并非无的放矢之言。当年，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横遭批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年，即使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在思想认识层面，关于改革开放，尤其对特区的争论并不是就没有了。1994年3月，一场争论开始把对象锁定深圳特区。1995年，当时总书记江泽民视察黑龙江，视察牡丹江电视机厂。这是家老国有企业，多年亏损很严重；为什么去视察，是因为视察时这个厂已经和深圳康佳电视机厂合作生产康佳电视机，这个国有企业一下子就活了，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黑龙江当时就把这个称为“牡康模式”，是国有企业吸收深圳经验进行改制的成果。江泽民当时对这个模式很认可。然后黑龙江组织报纸、电视台来深圳就这个题目来采访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他当时就说“是小平同志倡导建立特区，现在如果说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我是东北汉子，用东北话讲叫‘埋汰人’”。当时记者就如实写了，全国都知道，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论战直到当年秋天才停止，那几年特区每年财政收入递增50%，是深圳发展最快的时期。
厉有为认为，“最终社会制度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和占有的情况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是否和谐等最本质的指标。”“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然后生产资料占有进行演化，发展为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
1997年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论文。1997年1月8日 ，20多名学者聚会研讨，随后在2月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上发表《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所谓的一些“新认识”》，说厉有为“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否定历史辩证法，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批判很多，而且非常严厉，但厉有为对自己的观点从来没动摇过。深圳就是要试验，第一步试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0大体系和4大运行机制，厉有为提出“4力”，即4种力量。一是企业和劳动者内部的动力机制，主张职工持股，就让他们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这是最根本的。二是市场竞争的压力机制，有外部压力才能转化为企业内部动力。三是法律强制力机制，用法律强制力维护公平竞争。四是道德自制力机制。
第一步深圳已经建立了；当时深圳建立了35条国有中小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办法，农村实行股份合作制，当时深圳19个镇都是股份合作制，村民都是股民。第二步就是更深层次的改革，就是深圳试验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化，试验深圳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
因此，深圳的基尼系数在全国地区之间是最低的。
那么，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到底说了什么？
一是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的无效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达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182亿元,平均年亏损近40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使人猛醒。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是什么所有制最先进？传统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人认为公有与私有水火不容。实践证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有共存和融合的一面。什么所有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是全民所有制是理想化的,不是实际占有形式。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人民群众,就没有体现占有,他们的所有权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实实在在的占有,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
四是有第三种所有制,介于公有与私有之间。它是若干私人财产的集合,组成集体财产,但不剥夺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只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与经营权相分离,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它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所有制。
五是什么是私有化？把国有企业无偿或以有价证券形式分给职工或居民个人,可称之为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通过市场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
六是认为私有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理由是:第一,私有经济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律制约；第二是补充公有制不足；第三,它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解决了一大批人口就业问题；第五,先富起来起示范作用,可以帮后富；第六,多交税多创汇。
七是在初级阶段,我国有以下几种生产资料占有形态:各级政府所有的公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社团所有制,技术资本和经营资本入股的股份制,私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以后,混合所有制会越来越多。
八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大平台。这样,我们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对不适应的地方要做适当修改。
九是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人民,加速完善市场机制,加速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正是由于体制的灵活，当西方观察家们指责中国在市场制度、法律体系等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表现落后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能灵活地用政治模式和国家治理的其他优势来弥补那些缺失。在法律和财产权制度跟不上的时候，是政府注重培养良好的亲商环境使外商直接投资得以大规模进入，而这些就是政治治理的作用。政治治理优势的另一个表现在于中国行政系统改革对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上。它把市场激励引入了地方官僚系统并能保持着政治上和人事上的集中制度。它促进了经济增长，尽管也制造了不小的代价。功过评说的背后依然需要依托理论。构造和发展一个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理论，是一个可以对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有重大贡献的机会。
那种以国有经济比例高低来区分不同国家的社会性质是很不科学的，也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往的“全民所有制”(或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发展到以股份制为主的实现形式。公有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股份制成了新型的、有效的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仅包括原来形态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且还包括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中国大陆现在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完善”，是朝着股份制方向“完善”，是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小康”方向“完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国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自己的实践中应该不折不扣的加以贯彻执行。这种认真的贯彻执行，应该建立在深刻理解、融会贯通、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但在学习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过程中，有一些人对“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很不理解。有的发出“公有制能成为主体吗”的疑问，并用国有经济比例下降、民有经济比例上升的数字来加以说明。有的地方领导人认为，地方公有经济比例已经下降，并计划还要降低，甚至不到20%，公有制怎么能成为主体呢？有的还认为，地方改革开放已经先走了一步，可以突破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可以不讲了。还有人认为，如果不提公有制为主体，那么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只有这一条本质特征了，因此，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不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厉有为认为，上述种种都是对“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认识上的偏差。首先，不能用国家所有制经济的比例来判定国家性质。厉有为1996年写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曾经这样写到：国家所有制“它是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国家所有制，奴隶制国家有奴隶主的国家所有制，封建制国家有封建主的国家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无产阶级国家，同样也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等等。这种国家所有制是由统治阶级的国家为代表的占有形态，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有制的一般形态，因而，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特殊形态。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国家所有制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所有制的资产占社会总资产比例的多少以及国家所有制的资产与私有资产比例的多少，不是区分不同性质国家的标志。就是在同样性质的不同国家，这个比例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个比例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制经济比例相当高，也未因此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首，国有经济占到85%以上，但恰恰没有保住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所以，那种以国有经济比例高低来区分不同国家的社会性质是很不科学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没有本质区别”？有的人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厉有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生产资料被极少数私人占有，剥夺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占有权，……这样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叫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实行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由生产资料的占有人数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数量的量变，从而使占有性质发生质变，即由资本主义性质的占有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占有。”“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不是指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的占有，而是指劳动者现实的、真实的、实际的占有，这种占有是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的实实在在的占有，是与现代化大生产、与公有制相联系在一起的占有。而绝不是私有制的占有。”
实现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实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这个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要走的道路。从而形成社会生产资料的纺锤形占有态势，形成比例很高的、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级，这个有产的劳动阶级不但推动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政府有必要也有能力在二次分配时调节纺锤的两头，抽富补贫。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正是我们奔“小康”、向“共同富裕”目标前进的具体措施。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财产占有关系，与马克思时代已有很大不同，并在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是人类要共同遵循的规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那么，主要是什么实现形式呢？《决定》接着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必须不断适应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实践。
在这里不难看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往的“全民所有制”(或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发展到以股份制为主的实现形式。公有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股份制成了新型的、有效的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因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仅包括原来形态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且还包括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并且在完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
中国特色的股份制，包括社会股民之间的股份制(通常称上市公司)，中央资产经营公司与地方资产经营公司之间的股份制，企业之间和社会其他法人之间的股份制，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股份制，企业内员工之间的股份制，村民之间的股份制以及上述各种股份制的多种多样的组合。这些股份制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财产的公有制的本质特征。上述股份制不仅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也应该从民有经济中发展出来。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面有“完善”二字的前置词，这说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需要发展的，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中加以“完善”的。
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完善”，是朝着“全民所有制”方向“完善”，是把民有经济向集体经济“完善”，集体经济向“全民所有制”“完善”，这种“完善”对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造成灾难性后果。而现在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完善”，是朝着股份制方向“完善”，是朝着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方向“完善”，是使广大劳动者实实在在占有生产资料、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让社会财富不断涌流的方向“完善”，是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小康”方向“完善”。
这样的“完善”，从安徽省的小岗村开始，到沿海经济特区的实践，再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年。厉有为认为，为了更快更好地“完善”，我们应当抓住我国“战略机遇期”，再艰苦奋斗20年。
虽然厉有为因完善中国特色的股份制言论而遭官场猛力批判，不过厉有为的言论获得当时的领导人江泽民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支持。
厉有为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写信，信上厉有为提出3条建议：一是请求中央坚决贯彻小平南巡讲话提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教导，我认为当时批判这么厉害，还是“左”的思潮影响。二是建议全党和党校内要有好的学风，对学员加以爱护，对学员的毕业论文要保护，坚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原则，这是我们开学时胡锦涛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同时鼓励学员讲实话，说真话，认真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三是建议中央党校应该成为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研究的场所，用伟大的理论来指导伟大的实践。
胡锦涛就厉有为的文章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的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后来中央党校还为厉有为这个事发了个文件，要求学员研究的问题不能乱扣帽子批判。
从此批他的声音消失了。厉有为之后被选为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党中央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厉有为于1938年出生，辽宁人，1960年代末到二汽工作，后历任十堰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等职务，并自1990年起到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主政深圳特区长达8年，这8年正是深圳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十，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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