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年4月3日，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几家最大的国有银行权力太大，已远远赚取了太多利润，应该打破这种垄断。美国媒体评论，温家宝本次讲话异乎寻常的大胆，看上去是在直接挑战领导层中的其他领导人，让他们加速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
温家宝在广播中称：“坦率地说，我们的银行赚钱太容易。为什么？因为少数的几家大银行占据了垄断地位，这意味着只能找他们要贷款和资金。”温家宝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处理，让私人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基本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打破它们的垄断。
外媒评论称，最近几个月来，温家宝越来越高音量地谈论有关政治和经济改革，并暗示共产党领导层内的既得利益者，在顽固地保护手中的权力，并在破坏他的改革努力。
但外媒称，温家宝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迫使中国的银行体系出现变化，目前还是未知数。很多分析家称，虽然温家宝负责国家的经济政策，但共产党的执政方法，限制了温家宝推行自己政策的能力。这也许是为什么温家宝已开始暗示，他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在党内受挫；温家宝可能还做了更多的讲话。他此番讲话，正值中共领导层内部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置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争论。薄熙来近期被免去权贵们重庆市委书记职位。
分析家们称，因为温家宝即将退休，他可能在其在位的最后几个月内，正在做最后的努力推动改革，并在重要议题上转向挑战对手。温家宝近几年来也一直在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并帮助出台旨在平抑楼价的政策。
但挑战大的国有银行将非易事。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主导着中国的的经济，持有绝大部分国家的金融资产。而它们近几年来已经赚取了巨额利润，主要是因为对贷款和借款利率缺乏竞争及严格的政府管制。
目前，尽管人们对中国大陆各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即将迎来的厄运感到担心，但这些银行的最新盈利数据并未给此类疑虑提供佐证。最近，中国多数大银行报告2011年净利润增长25%-30%——这种增幅按国际标准属于强劲增长，尽管在近年的中国颇为常见。许多投资者相信，中国各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掀起创纪录的放贷热潮后，最终将面对“清算之日”。不过，这一天尚未接近。多数银行报告去年不良贷款率下降。
中国农业银行表示，其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率从2010年的2.03%，降至去年的1.55%。业务重点放在农村的该行，在各大银行中被视为风险最高。中国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表示，其不良贷款率从1.08%降至微不足道的0.94%。这些银行成功地避免大量坏账，主要是得益于中国政府决定允许它们滚转大量本应在去年到期的问题贷款。在批评人士看来，此举无异于把问题推到未来，但银行坚称自己是审慎的。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表示，该行在贷款分类方面非常尽职，内部采用较监管机构更高的指标。尽管业绩强劲，但中国各银行股价在过去一周大幅下跌。在香港股市，农行、中国银行和工行股价均下跌大约7%。
仔细查看银行业绩就会发现，潜在贷款问题的迹象相当明显。尽管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它们拨备更多现金以防范违约的可能性。比如农行在2011年底的拨备/总贷款比率达到4.08%，高于2010年的3.4%，这等于是在默认情况很可能恶化。
为准备好应对违约而需要募集更多资本，是近年中国各银行难以摆脱的另一个忧虑。数家银行将在今年发行新股。交通银行率先行动，在两周前进行了90亿美元的私募，这是近一年来全球最大规模的售股。中等规模的兴业银行上月在私募中募得42亿美元，而民生银行计划通过配股募集大约14亿美元。但这些行动算不上一窝蜂的募资。中国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大约12%或更高，高于监管规定的下限，预期四大银行中没有一家需要在今年募集更多股本。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中国银行业就面临着麻烦，这一点显而易见。中国政府指示银行向增长放缓的经济大举放贷，银行则报以热烈回应，其热烈程度反映出了国有机构的服从意识。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放贷规模激增，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注定要引发一轮违约潮——或者说非常多的外部人士持有这样的看法。但这种情况并似乎未出现。
它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是政府管制。最早让银行痛苦不堪的政府管制，后来反而成了它们的救命草。危险的苗头刚一出现，中国政府就策划了一连串的银行股增发，协调了大量问题贷款的展期，出台了减轻企业还款负担的计划，并且承诺为部分贷款提供担保。
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当面对市场动荡时，西方的银行使问题更加恶化。它们彼此之间更加惜贷，把市场对少数机构的担忧转变成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紧缩。但当中国面临贷款收缩时，政府只需要指示银行增加放贷。然而，说中国银行体系有一些优点，并不意味着它是世界银行体系的典范，或者对中国来说仍是合理的模式。批评人士经常提到中国银行模式所蕴含的经济风险。不良贷款未充分确认，资本大范围错配；这些隐患总有一天会酿成恶果。
不过，对中国银行体系而言，更大的危险可能是政治危险。公众对银行业的巨额利润和垄断日益不满。虽然这还不至于在北京引发“占领金融街”运动，但由于努力为银行辩护，监管者们发现自己已陷入尴尬境地。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这一话题被数度提及。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记者向央行行长周小川提问，他对银行的“暴利”有何看法。结合实际数据来看，过去5年，中国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平均利润增长率达到了35%。分析师预计，中国工商银行下周公布的年度净利润将达到2080亿元人民币（合329亿美元）。周小川提到了银行业以往的情况，称过去有些盈利很好的（外国）银行现在的情况却很糟糕，这和经济周期关系较大。虽然他说的可能是实情，但这种周期性趋势对中国仅仅部分适用。在最近一轮经济周期进入最低点的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仍达到14.6%。
最近，有一些主要是看好中国和看衰中国两派之间的辩论。虽然这场辩论对经济学家而言颇有趣味，但它并不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之间的话题所在。真正的话题是，在中国的成本正在上扬，而许多公司的利润日益单薄。在不受管制的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公司将裁员以削减成本。但中国的经济是高度管制的，而中国官员的表现是以有工作的人数来衡量的。由于中国没有失业保险，这个成本就转嫁到企业头上。近年来，在“劳动法”通过、生效之后，这一点已经变成国家法律层面的事。结果是，公司要裁减人员的代价非常昂贵。
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政府的地方税务机关定期拜访较大的雇主，以了解他们的雇用情况。这里隐含的威胁是，如果那些雇主在那个时候裁员，税务审计便会找上门。这对公司管理层来说显然不是好事情。雇主只好挣扎挺过去。经济复苏了，并持续至2010年，看起来像中国经济已经躲开了子弹。然而，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中国国内增长和消费支出持续增长。如果有重大裁员的话，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会受到巨大打击，在人们听到其他人被解雇的时候尤其如此。
目前进行中的真正交锋，将会是：
——地方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角力；
——地方政府和北京之间的角力。
现在，地方官员再次拜访公司，以确保他们不裁员。但是，对许多依赖那萎靡不振、而且利润微薄如锋刃的出口销售厂商来说，这一战略将无法奏效。他们不想给没事可做的工人不断的支付工资。很快的，这些厂商会向地方政府索取继续聘用多余人手的“奖励”。
这些现金奖励会从哪里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会转向北京寻求货币及/或财政救济，使这些公司得以不缩减人手，迫使北京在救助这些公司和由得他们裁员之间选择。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已经很高，提供更多有“借”但很可能永远没还的贷款，北京能消受得起吗？！而在中国经济增长时攫得丰厚利润的国有企业，它们很快就会成为经济放缓中的大输家。
在同一时间，地方官员会在党内要求停止把就业统计用作衡量政绩的关键表现指标。如果就业统计不再用了，地方政府便要尽快转为征收地方税来填补任何已经造成的窟窿。这在一个没有强烈纳税传统、甚至连税项都不如实申报的社会，不容易。
看好和看淡中国的人辩论时，所争的是经济放缓的速度，而不是一般的发展趋势。这两派在大趋势上意见一致。问题在于投资者、经营者、地方政府和北京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在温家宝总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如何看待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温家宝呼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银行高管的收入。他表示，要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收入。
在中国，人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储户不利的银行业规定上。根据政府的规定，存款利息的上限比贷款利率低3个百分点左右，这保证了银行能轻松地赚到利润。据监管机构的数据，息差带来的利润占银行利润的三分之二。同时，由于政府禁止私人集团开办银行，国有银行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十分稳固。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杨再平竭力把银行家描述为广大民众利益的积极捍卫者。“银行业利润高增长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利好，”他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现在银行发展态势良好，不需要救助了，不需要纳税人拿钱了，这是好事吧？”但杨再平没有说到点子上。中国确实没有付出直接为银行纾困的代价，但设定存款利率上限和限制银行业竞争的规定，却把大量隐形税加在了储户身上。不过，批评归批评，对于中国那些被宠坏的银行而言，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遭遇挫败感的储户正在采取一种可能对银行造成实际伤害的行动：不是投诉或抗议，而是把自己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
中国的储户正在把钱存到传统银行账户以外的地方，购买品种日益繁多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向储户支付更高的利息，迫使各家银行展开利率竞争，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率，并最终降低其利润。尽管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中国还未发生，但这一趋势值得银行警惕。令中国银行业模式走向破产的，可能不是纯经济因素，而是公众的愤怒。
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爆发点，可能是房地产泡沫。4月1日，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分析中国大陆房价高企的原因时表示，要遏制房价的上涨，就需要更加完善资本市场，让资本更自由流通。据《南方都市报》报导，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在海南参加环保活动时，分析了中国大陆房价高企的两个原因。其一，中国大陆市场不完善，货币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难有相关政策去遏制房价；其二，中国大陆还没有足够多的、好的投资品。如果人们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内贬值，他们会把钱投入房地产等行业。鲍尔森称，要遏制房价的上涨，就需要更加完善资本市场，让资本更自由流通，以及完善货币政策。而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新发表的《房地产泡沫一破裂，金融危机马上来》一文中，提出了资金合理配置不够的问题，文中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资金合理配置不够，许多亏损的行业资金源源不断，最需要资金的地方却没有，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此前，有学者提出，大陆经济中存在企业和资金“两头过剩”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另一方面大量社会富余资金流动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成为炒房团，甚至投机于棉花、绿豆等。有学者认为，与一些发达国家金融产业发展过度不同，大陆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比重偏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建成而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需求。
此前，曾有人提出：美国次贷危机导致海南疯狂发展房地产。鲍尔森否定这种观点：“把房地产泡沫归罪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没有道理的”。
2010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央批准开发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消息传出，海南房地产立即疯狂了。媒体评论：“国际旅游岛”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国际房地产岛”。据大陆媒体报导，从海口到三亚近600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投资数十亿、上百亿的旅游地产项目比比皆是。有评论说，海南的房价一飞冲天。2010年1月11日 ，在号称东方夏威夷的三亚凤凰岛，两幢五星级全海景豪华酒店式寓所，尽管顶部还蒙着面纱，楼体钢筋也裸露在外，却售出了均价6.5万元/平方米的天价。开盘推出700套，当天便销售一空。
面对高涨的购房热潮，海南当地人都保持着沉默。当地人称：三亚的商品房从来就不是盖给本地人的。这里的收入每月不过一两千，房子却卖到上万，怎么买，想都不敢想。买房的绝大部份是外地人。业内人士分析，买房者都是冲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概念买房投资。
“百城价格指数”报告显示，百个城市中，34个城市环比上涨，66个城市环比下跌，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相比2月份增加了7个，但涨幅均在1%的范围内，另外，跌幅在1%的城市个数较上月减少6个。同比来看，100个城市住宅均价涨幅自去年8月以来持续缩小。
十大城市住宅价格方面显示，3月十大城市住宅均价为15454元/平米，环比上月下跌0.4%，其中，天津跌幅最大，下跌2.33%；同比方面，十大城市平均价格下跌2.08%，是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下跌。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报告中分析认为，目前商品房库存仍在高位。
但中国大陆楼市的崩盘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没有什么办法支撑。目前，大陆权贵在房市上是一个两难的心态，既不愿看到楼市价格上升，而房价下跌，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也纷纷反对，中央政府也不愿看到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所以目前大陆楼市处于一个泡沫破灭前的僵持阶段。对于开发商来说，他们是没有时间等的，巨量的贷款到期或即将到期，资金链随时有可能断裂，从目前开发商推出零首付可以看出，开发商已经火烧眉毛了。
但为什么房价仍然没有实质性的降价？如果银行不愿继续贷款支持房地产商，就会造成房地产因资金问题而崩盘，但大陆权贵不愿意看到房市的崩盘，就搞重组贷款，把房地产商的短期贷款变成长期贷款，这是房价始终降不下来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债务危机。如果大陆的房地产市场要健康发展，就要由市场机制主导，长痛不如短痛，政府不应该干涉。但由于中国大陆目前在政治上处于一个敏感时期，权贵们不愿意看到楼市崩盘对它的政权的冲击，估计会采取延缓债务的方式，由国民为房地产商买单。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只有欠债到期而仍然无力偿还贷款才算是呆坏账。只要欠债人在到期前在银行出现，要求借一笔比先前所欠款项更大的贷款，从银行得到贷款后即时把先前所欠的债项连本带息一次过还清，手上还有余钱度过下次到期前的一段日子。下一次到期前，银行必定又会再见到这欠债人，双方进行同样操作，但金额则每次都比上一次增大。
这其实只是债项无限期滚存，根本就从来没人还过钱。全国地方政府和国企、房地产商都在进行这种年年行礼如仪的操作。
有人会问：为何中央政府会笨得当别人的提款机？！道理很简单，许多房地产商背后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国企和地方政府背后的大老板就是伟大的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不得不继续借，死都要撑下去。问题是：中国银行业这邪恶的呆账、坏账，要“死撑”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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