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12 09:53:10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4月9日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补偿不公平不准强制拆迁。有中国法律学者指出，这项最新法规的亮点在于“裁、执分离”，可以有效减少暴力强拆事件发生。而暴力强拆受害人和维权律师认为，在当今中国权大于法的现实下，一纸法律规定根本遏制不了暴力强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强调，对被执行人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强拆决定，法院应裁定不予执行。具体内容是，征收补偿决定存在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等七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有中国法律学者指出，新公布的强制拆迁司法解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充规定，最新的司法解释首次提出“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也就是做出裁决的机关和执行的机关应该分离，从而体现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和暴力强拆。或者说如果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拆迁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程序不正当、补偿不公平，就可以裁定不准执行拆迁。
在另一方面,很多遭受强拆、仍在寻求讨回公道的访民说，他们对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中国的司法规定不报任何希望。上海访民金月花说：“我真的没有信心。因为首先中国的司法不独立；第二点，我们的法律是对老百姓，不是对政府的。政府权大于法，什么事都能做得出。中国要是讲法，能有那么多维权的人士吗？这个法对我们老百姓是没用的。”金月花说，2000年上海闵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没有拆迁证和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强拆了她的店铺，至今没有给予补偿安置。这么多年来，金月花一直通过法律和上访的渠道讨公道。她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金月花说，2011年1月她收到了来自最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但是同年9月她又收到最高法院就同一案子发来的不予立案通知书。金月花不明白，一会儿立案，一会儿又不立案，最高法院究竟在搞什么。
围绕着中国最大利益链条房地产，黑幕血腥事件不断。土地市场寻租属于高级黑幕，而强拆过程则充斥了可怕的赤裸裸的底层暴力。最惨烈的自焚，常常出现在强拆事件中。2009年，众目睽睽之下，唐福珍在屋顶上自焚，成为房地产史上永久的记忆。
举一些较近的案例。广西柳州市胜利小区旧房改造项目，部分住户在未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下，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拆楼梯、断水电、堵锁眼、朝大门泼粪便等方式逼迁；广西桂林市七星区政府3月21日向媒体通报称，3月5日 ，一伙不明身份的男子到七星区彭家岭村，对两栋房屋实施强拆。当事人称，早晨7点30分左右，数十名男子手持铁棍、铁锤，强行将住在这两栋楼的30多人全部拖出来。接着，这伙人开來两台挖机，把两栋民房推平；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南京格林东方工艺美术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敏感时期“顶风作案”，因为和承租户在拆迁上谈不拢，动用数十名员工和闲杂人员暴力冲砸对方，并采取停水停电等非法手段强制对方搬迁。从4月5日到7日，陕西西安市先锋村数十名村民连续三天在陕西省政府门前打着横幅示威，抗议西安曲江和未央区政府继续指使暴徒殴打村民，强拆房屋。维权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先锋村好几家村民今年2月开始先后遭遇所在区政府的暴力强拆。而村里一年多前就已经被断水断电。有村民在阻止强拆过程中被打成骨折，有的被打昏。先锋村村民抵制拆迁的理由是，政府没有拆迁证，拆迁补偿不合理，没有经过村民大会表决等。
先锋村上访代表朱先生说,他们根本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很简单一句话，任何单位、任何法院都不受理，因为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朱先生说，法院如果受理民告官的案子就好比儿子判老子。他不愿进一步跟记者讲述他们维权的详情，说不方便。安徽一位汪姓访民因为自家的养鸡场被政府强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家人还因此多次被当地政府拘禁，尽管他仍在寻求有关方面给他个说法，但他对打官司不报任何希望，认为打不赢。
维权律师唐荆陵表示，在中国，司法不独立，“裁、执”是分不开的。“中国有所谓的政法委体系，实际上很难分开的。而且中国法院本身缺乏独立性，这是众所周知的。”唐律师说，现在能够决定强拆的都是行政部门，而它们的权利往往大于司法部门。他说，尽管中国早就有不许强拆的规定，另外还有拆迁案件一定要通过诉讼解决，但是它们并不能有效降低中国涉及强拆的冲突。唐荆陵律师认为，中国现时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水准要达到相当的高度；二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要做出相应的安排，采用三权分立的制度。法院机构的权威必须提高到跟行政长官平等的地步，行政长官才不能够挑战法院的权威。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范办理房屋征收补偿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在强制拆迁司法解释文件中，司法解释共11个条文，确定“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以下七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二、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三、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四、明显违反行政目的，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六、超越职权；七、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宜强制执行的情形。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是重申强拆有关规定。按照2011年新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条例》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无论是《规定》还是《条例》，都强调了程序正义，政府不能强拆，需由法院认定，而拆迁的估价，需由独立的评估机构做出。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暴力拆迁行为可以看出，《条例》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对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能起到的作用同样不能乐观。
在当今中国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最重要的银行抵押品，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投资经济中撬动资金的最长杠杆。一位企业家曾表示，他被鼓动进入某地级市工业园区，没过两年被要求搬迁入新的工业园区，原因是地方政府要在老园区建商品房。借发展工业为名建工业园区，把生地变成熟地、农地变成工业用地收获第一重溢价；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收获第二重溢价，利益在数倍以上。
房地产成为最重要的资产，导致一系列焚琴煮鹤的现象发生，其间破坏的文化、自然环境难以统计。为了金钱丧失自己的文化传承，吊诡的是，这样的建筑本应具有永恒的魅力与经济价值。为了财富而丧失财富，是暴发户的不智。
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原本计划恢复原貌，2011年被列为普查文物。然而，梁林故居最终未能幸免，近年来先是被拆毁近半，在2012年年初又被“维修性拆除”，太太的客厅就此香消玉殒。文字上的创新到达极致，骨子里却是暴利蚀骨。北京市文物局表示不知此事，已责成东城区文委进行调查。目前考虑的方案是在原址恢复修缮梁林故居，但最终方案还未出炉。1931年至1937年，梁林夫妇租住于北总布胡同24号，处于建筑与文化上的辉煌期，对中国建筑史及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城墙的拆除是第一次文化死亡，肉体的消失是第二次死亡，梁林故居拆除是第三次死亡。
二月份，蒋介石“重庆行营”（又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被“保护性拆除”。旧址为三幢两楼一底的砖木结构建筑群，属于民国时期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建于1935年底。卢沟桥事变之后数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蒋介石的官邸也设在此处。中国人的抗战神经中枢，附着着抗战精神的寻找，就此不见，虽然该址200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1月，该址的保护方案也得到了重庆市文物局审批同意。保护性拆除，太好的借口。
曾被誉为千湖之省的湖北，在20世纪50年代末计有湖泊1066个，至80年代初剩约309个，目前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仅剩181个，据央视《新闻1+1》报道，素有“百湖之城”美称的武汉，从建国以来，城区的湖泊从127个锐减到目前的38个。
武汉第二大湖沙湖周边尽是2005年之后的新楼盘：金沙豪庭，占地1.2万方，由2栋22层、2栋16层高层住宅组成，房产网站4月份参考均价8333元/平米；沙湖金港苑，4栋11层小高层，1栋21层高层建筑，房产网站4月份参考均价10000/平米；梦湖水岸，占地面积86300万平米，总户数857户，房产网站4月份参考均价10508/平米；水岸星城一至三期，为高层住宅，总户数608户，房产网站4月份参考均价11411元/平米。而今年3月，武汉新房均价为6314.66元/平方米，环比下降0.19%，同比下降1.85%；这个价格与去年7月份的均价6346.36元/平方米相当。用人工湖取代自然湖，用假古董取代真文物，为了房地产资产增值，为了GDP。对此，辩护者声称，如果没有强拆，就不可能有中国速度，一些城市的破烂旧城区永远不可能拆除。从上海到武汉，都有中心城区连片旧房因被拆迁户要价过高，长期无法拆除的情况。
此时要做的不是强拆，而是进入市场，在开放的市场评估，双方讨价还价；还要进入行政与法律程序，让程序正义为新城开道，让多数被拆迁户自主选择。围绕强拆的不仅是GDP、利益链，还有市场之根的规则意识。如果强拆继续，说明规则不可能受到重视，在中国的市场，规则将让位于强权与暴力，而在暴力中维权的人，不可能信仰规则与法律。这是可怕的前景。
在特殊利益集团看来，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不过许多民众表示，若这个新中国建立在违背百姓利益之上，“情愿不要这个新中国”。在拆迁问题上，官员与百姓永远是站在敌对的两条线上。
2010年在大陆闹得沸沸扬扬的宜黄“9·10” 强拆自焚案，引发了当地一位匿名官员的网路绝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尽管95％的民众都炮轰此“强盗逻辑”，不过它却道出了今天大陆强拆的真实情况，里面的曲折故事更是让人领略了特殊利益集团官僚是如何信口雌黄的。中国的土地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没有私人占有土地的。商品房的业主只有土地使用权，农民的住宅和承包的农地也是属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按照国际惯例，土地征收者应按照市场价对征地进行补偿，不过中国土地没有从农民或业主手中征收土地的一级市场，补偿多少完全由地方官员随意决定。
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不过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不一样，其产值相差很大。比如在浙江，若种的是两季水稻，年产约2,400元／亩，若种三茬蔬菜，年产约8,000元／亩；若栽培葡萄，年产值高达2万元／亩。若按《土地管理法》，同样的耕地征收价格却差好几倍，这说明特殊利益集团官僚的极端无能，以及特殊利益集团法律的形同虚设。
近十多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主要靠出卖土地来获得资金，很多地方卖地收入占了地方财政的60％以上。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也为了提升GDP，搞城市化的政绩工程，各级官员对土地的征收也就乐此不疲了，哪怕如今中央政权想让房地产降温，很多地方诸侯也不听中央调控了。
由于地方政府靠土地卖出价和土地征收价的差价来谋得生存和发展资金，压低土地赔偿金额也就成了引发强拆冲突的关键原因：一般政府卖给地产商的价格，是给予拆迁户补偿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人们经常看到的拆迁户抵制拆迁，其实不是抵制拆迁本身，而是抵制补偿价格的极端不公平与不合理。
宜黄自焚案就是个典型例子。1999年钟如奎一家十三口在宜黄县凤冈镇东门郊外农科所二十三号拿到了三层小楼的房产证。2007年县政府提出要在其家附近一百米处修建新的汽车站，三年过去了，车站修好了，但政府还是逼他们搬迁，原来政府藉口修车站路口，实质是用钟家所在地盖大酒店。自焚发生后县委通报说，他们给钟家非常优厚的拆迁补偿，被钟家拒绝了，钟家被描述成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之徒。但钟家称县委的说法纯属捏造。拆迁合同上只提了41万的补偿，政府的其他口头承诺都被证明是骗人的鬼话。钟家提出要在马路对面重新盖房，被政府拒绝了。
官方称双方谈了五十多次都没达成协议，在经过法律程序后，县政府2009年11月19日批准依法实施强制拆迁，不过钟家不但不搬，还用汽油洒泼于地以阻挠调解工作的进行。但钟如奎表示，他们多次上访都没人理睬，2010年5月家里被断电，他们才被迫买了汽油发电机，此前他们从没用汽油威胁阻挠过谁。2010年9月10日，宜黄县副县长、公安局副局长、房管局局长等人，带领一百多人来到钟家，说是做思想工作，但当地居民反映，以往强拆就是这样先把人控制住，搬出家具后就推倒房子。接下来的自焚现场，现场记者和官方的声明也给出了不同说法。记者称钟家五十九岁的母亲和七十九岁的大伯以及三十一岁的二女儿用汽油悲愤自焚，多名亲属想救人，却遭到政府工作人员的阻挡，救人者被扑倒在地，现场一片混乱。官方的声明却称，“钟家故伎重演，以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误烧伤自己三人。”
的确，在特殊利益集团看来，没有拆迁就没有现今的中国，不过许多民众表示，若这个新中国建立在违背百姓利益之上，“情愿不要这个新中国”。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台湾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2010年10月，苗栗县竹南大埔农民因农地被县政府强制征收，群起抗争。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农民保留原屋，农地则“以地易地”的方式改变。在德国，即便法律授与政府部门土地征收的权力，政府部门也不轻易动用，反而是以市价购买、租赁或是透过以地易地的方式重新调整，完全没有大陆强拆出人命的血腥味。
民众对此案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有人建议说：“应向老祖宗学习，仔细研究下火药的原理，并增大威力；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到相应的现代武器，部队里倒卖这个的不在少数。”也有人说：“这样的制度，政府也在引火烧身。”
如果说强拆是特殊利益集团辟向百姓的一个战场，那么今日特殊利益集团引来的是来自民间的四面楚歌、八面埋伏，一场全面铺开的战争即将打响……
多年前，为了保卫家园，百姓曾哭泣下跪，恳请入侵者能留下一点栖身之地；百姓也曾风餐露宿地去上访，希望入侵部队的高阶官员能管管前线士兵的胡作非为。当这些都失效后，面对越加残暴的侵略者，有人用自焚自残的方式拉响了警报，提醒更多人“鬼子进村了！”更有人学做弹弓，汽油弹，或土制炮弹，开始了勇敢的反击侵略者之路。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反抗者有赤贫得只剩下锄头的农民，也有发了大财的富豪，有一字不识的文盲，也有学富五车的专家，有活够了的老者，也有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为捍卫老天赋予的最根本权利，他们站起来了，在勇敢者的游戏中，他们已把生死看淡。
如今反抗队伍虽然还处在零星分散的游击战阶段，不过那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愤怒情绪，却如同燎原的星火，正在干草丛生的中国大地迅速传播，稍微一点火星，马上就激起万丈烈焰。
如今，无论在素有造反传统的广西，还是东北、河南、四川、湖南、安徽，越来越多的民众联合起来“誓死保卫家园”，双方的战事也越发激烈壮观。毫无疑问，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勇往直前，用先进武器武装自己，也是未来的必然。
早在2008年9月，湖南吉首民众就把州政府的牌子取下来扔了，旁边数万群众大声叫好，同年11月，五万甘肃陇南村民包围了市委大楼，12月2日上百湖南耒阳公安砸了市委办公楼，人们的反抗目标直接针对了特殊利益集团。
在这里，想起一则并不可笑的笑话：在大陆官媒与御用学者放肆鼓吹“中国崛起”的日子里，一个法国人气极高的女模特来到北京，看到墙壁上到处有大写“拆”，不解其意，有好事者解释：这是英文“Made china”的意思，就是“没定拆那儿”、“没得拆了”。立即有人反驳：不对，这是富饶、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含义。把老外弄晕了。争持不下时，又和事佬打圆场：这个象征性符号，表示真正的崛起与全世界的和谐，代表没有暴力，没有战争，人人爱我、我爱人人，吉祥如意、世界大同，……。这个女模很赶时髦，见到如此风靡中国的象征性符号，回到巴黎就赶制了几套黑色的“拆”并在“拆”上打了个血红的大叉表演装去走台，结果风靡全球。
这，也算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吧。
只不过，如今在中国大陆，愤怒的股民们不想再充当政府的提款机，无奈的房奴们也开始怒吼：我们不买房！银行储户们开始盘点自己的钱为何越存越少，被医疗养老压弯了腰的人也开始清查这些不明现象，为物价攀升烦恼的家庭主妇也开始抱怨世道不公，被泡沫经济架空的企业家们更是怒斥制造危机的元凶。如果说强拆只是特殊利益集团面临的一个战场，那么今日特殊利益集团面临的是四面楚歌、八面埋伏，一场全面铺开的战争即将打响，一场全民参与的大决战也就要到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看似最弱势低位的水，如同被欺凌的百姓，一旦开战，胜利必将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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