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16 17:13:03
学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人都知道有一种被誉为革命最积极最坚决的人叫“痞子”，面对主流社会抨击“农民”运动对中国农村造成的破坏，毛泽东坚持说“痞子运动”不是糟的很，而是好得很。对于有二流子构成的农民运动的生力军。
毛泽东描述，农民运动的先锋大多是游民无产阶级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由此可见，农村最早被毛泽东煽动起来闹革命的都是这样一些不爱劳动，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二流子家徒四壁，道德感差，最乐于跑到有钱人家强取豪夺，不但混吃混喝。还能利用成立的农会自立为王，发号施令，耀武扬威。正如阿Q一样可以借机去赵员外家的宁式床上滚一滚。“革命了，同去同去”！，自然是喜出望外，“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了。
毛氏的痞子运动以及随后的土改打碎中国上千年形成的农村社会结构，痞子的掌权和得势构成了对传统道德最大的伤害。到了1940年代的土改运动，最积极参与的则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痞子，同样是身无长技，游手好闲，土改中自然而然地又称了积极分子，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时间又过了十年左右，中国农民分到了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生活渐渐温饱安定。而很多二流子不善劳作，生活落魄。二流子自然又成了农村合作化的积极分子……，总之，在执政者眼里这些二流子永远是积极分子，是先进性的代表。这也是直至今日，很多乡村一级的基层组织黑社会化的历史根源，也是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开始。中国社会的逆淘汰从那时起直至今愈演愈烈，贪腐横行，道德沦丧，九十年前的痞子运动“功不可没”。
痞子运动是从摧毁宗教，毁灭中国家庭生活，拆散夫妇，分离父母子女，击毁家庭制度开始的。他们鼓励年轻人嘲弄年长人，并戏谑传统的家庭习惯。
最初，他们特别嘲弄“孝道”，及孝道的一切精蕴。“孝道”一词，在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孝是人伦之本，推广而及于人类的行为规则，并且是政治结构的基础。从中国四千年前有史以来，孝道一直是齐家治国之本。
古代的精神生活，起于崇拜及奉祀各种重要的自然现象。除去龙王，风神，水神等以外，最高的神便是“皇天”（上帝）。与“皇天”相对的是“后土”。神和人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划界，人死后都成神，都受着后代子孙的膜拜。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奉祀祖先的风俗，起于孝的推广，但逐渐地含义缩小，奉祀祖先是想祈求死者的保佑。
许多中国人都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他们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教徒；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但极少有中国人不信仰先圣孔子，不把崇拜祖先做为生活中一部的中国人，更属凤毛麟角。在痞子未以文字及暴力宣传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极少的下流忤逆子除外）是不具有孝道观念的。
中国家庭是中国文明的骨斡。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在旧日帝制时代，皇帝便是所有中国家庭的家长。中国人给他们廉正的地方官吏一个美名“父母官”。中国的“家庭”是指整个家庭而言──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妇。若干家庭合成一个宗族，一县里的若干宗族不仅构成一种良好的互助体系，并且是好政府的保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也许不敢控告一个贪污的县长，但若干宗族联合起来便可以向政府诉愿请求撤换县长。
在中国家庭里面，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一家里年岁最高的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是老家长。这位老家长也许是一位老祖母。所有儿子，孙子，儿媳妇都须听从她的命令。
家庭制度具有多年来累积起的庞大力量。这种制度刚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因此痞子便运用“分而治之”的手段来摧毁家庭制度。
在中国著名的英国神父雷震远，就在其回忆录中述说了1937年至1949年间，亲眼看到痞子运动是如何斫伐中国家庭制度的枝干和根的。
他在里上村听到一件故事。村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媳妇孟淑兰，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性情活泼而有大志。这两点个性引起了一位痞子对她的注意，立刻看出她可以替痞子摧毁一个家庭。最初，痞子仅是花言巧语地谄媚她。然后又设法在她和她的公婆之间制造紏纷，而使她和她丈夫之间发生裂痕。痞子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费在那些老顽固的身上呢？他们从来也不关心你的一切。你不应该像他们或村子里人们那样守旧。你不像他们那样愚蠢。你很有本事！你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妇女领袖”。痞子夸奖她生得很漂亮，然后再举出其它国家痞子妇女的“成功史”，例如西班牙的帕新娜拉是一位早期的女英雄。
痞子主张爱情走过几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式的爱情”，妇女听命于丈夫，依赖丈夫，“成为他的一部分财产”。他们轻蔑地认为“资本主义爱情”是人类关系的一种交易市场，“妇女出卖她们的容貌，青春和肉体以换取男人所供给的享受和舒适”。痞子藐视西方人在婚礼时所赠的珠宝，贵重礼品，和物质享受的允诺，更看不起文明社会中男人在求婚时所附带的倏件──优良品格，勤勉和负责的天性，愿意接受保护一位女人的责任。在痞子世界里，男人追求女人时是允许使她成为“妇女领袖”，并且如果她的思想坚强而残忍时，更可成为“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人物”。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刺激物，孟淑兰身上发生了效力。
当那位痞子看到时机成熟时，便把孟淑兰带走。最初，孟淑兰对他们的事还感到一些内疚。以前她对她丈夫并没有什么不忠实的地方，但渐渐便有些心意活勤。痞子替她想好一个逃奔的妙计。在他的指导下，她表示出特别惧怕日本人；当那年日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时候，她借“逃难”为名而脱离了她的丈夫和家庭。她离开家乡三年，并且加入了痞子运动。当她再回到村中的时候，她成为她那区的妇女协会主席。自然，她要弃绝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家庭，在痞子当局面前公开控诉他们，看着他们“以反动份子”罪名当场受到惩处，并且做出一个榜样给其它妇女们看：一个中国妇女应该怎样“带头前进”。
在无极城西郊，雷震远还看到痞子施用狡计毁掉一个家庭的实例。这一次他们是努力诱使一个少女和父母脱离关系。他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美满的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一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一个痞子选中了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刘维琴，作为他发泄色情的对象和政治目标。刘家非常保守，具有中国旧式家庭的最优传统习惯。这在兵荒马乱的中国社会中，可以免去许多不测。痞子决心要讨她作老婆，但无法在街头上和她碰面，并且也不能随便走进她的家里。但是他借着军队来撑腰。他严厉申斥他的父母亲不应管束太严。他们辩论争吵直弄得这两位老人手足庶措。他在这女孩子面前批评他们思想陈腐，使她的父母在她的眼里失掉尊严，利用她幼稚的思想，使她相信她的青春和天才都断交送自私而贪婪的父母手里。他嘲笑他们的行为方式，咒骂他们“专制”。她的父母深觉愤怒，特别是因为这个孩子开始受到宣传的影响。但他们无权无势，一筹莫展，虽然一再阻止他进门，但他竟恫吓着要用军队来作报复。以前这女孩子家事做得很殷勤，现在却一天天懒惰下来，她的父母感觉有些失望了。但仍是执拗地阻止痞子和他女儿结婚。这种争执局面继续了几个月，这女孩子已全为痞子所掌握，思想也完全改变，不服从父母命令，弃绝了家庭而嫁给痞子。在痞子求婚的最后阶段中，他也利用了前面一位痞子引诱孟淑兰的方法——那位年轻而柔顺的刘维琴也被“妇女领袖”的荣衔扰昏头脑。她脱离家庭后，思想澈底受了毒化，随后也像孟淑兰那样地做了当地妇女协会主席。痞子之所以和她结婚，只为了一个原因：他只有讨这样一个年轻没知识，没经验的女孩子，才能骗得旁人相信他们并不是在破坏家庭生活的旧基础，而是把它们加以现代化。把婚姻和事业联到一起，最能使中国的女孩子们着迷，特别是小城市和乡村地方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地方还没有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
在痞子世界里面，什么事情都逃不脱他们的攫取，希望获取权势的野心妇女，面目丑陋；独处无侣的妇女，意志薄弱或风流不羁的妇女，都是他们谄媚诱引的最好对象。利用这些妇女作前锋，劝导其它妇女担任“革命责任”，接受痞子的恋爱和婚姻观念，并积极地割弃传统概念。在痞子占领中国前，婚姻是在慎重考虑及愉快的气氛下产生的，以期生男育女，延续宗祧，并获取两性生活的调和，及在接受责任下实现自我。但痞子对恋爱的解释，载于他们的辩证法中，和讨论“恋爱及婚姻问题”的小册子里。所以，自由离婚风气也在痞子运动中盛行。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在痞子统治后的一年内，有931对“封建式”婚姻宣告离异，离婚的唯一根据，是“证明”出对方为反动，反革命，或思想落伍。这种“证明”，可以像犬吠驴鸣那样迅速而容易地提出，只有一方想有离婚的打算，自然易如反掌。
逐渐地，痞子运动又施用挑拨离间手段以促进维系家庭关系的因素的崩溃。雷震远亲眼看到痞子如何挑拨兄弟反目以毁灭一个整个乡村。这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新乐县的刘家庄。庄上有50多户人家都姓梁，他们都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1937年到1947年间的兵荒马乱期内，在周围战火蜂起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村庄一直保持安谧，自己管理着事务，丝毫未受到周围纷扰的波及。感情融洽及50户人家的守望相助，是维持秩序及安宁的主要因素。刘家庄是宗族制度效力的最好例证，是梁氏宗族的强力与整体性的绝好证明。但到了1947年，一个极干练的痞子被派到这个难以制服的刘家庄来担任工作。他在一天黄昏抵达庄内，住在一个两兄弟的家里。这两个兄弟早已双亲弃世；没有姊妹没有亲族；都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这种情形在中国还很少见，并且特别有利于工作人员的计划。原来这位痞子没来刘家庄之前，就把全村各家情形调查清楚，认为这两位兄弟是他最好的工作对象。他们甚至还晓得这两个兄弟，老大比较儒弱，并且探听好他所有的其它弱点。于是这位痞子开始向老大宣传。他的这项策略立刻被这两兄弟发觉了，一齐对这些手段加以嘲笑。这位痞子对他们的嘲笑毫无愠意，他们三个人一锅吃饭，一坑睡觉。他这套策略最初很少有进展。但他用着绝大的耐心来挑动老大的野心。最后，他打动了他的野心，用花言巧语使他受了感动，并且在心理上挑拨起他们兄弟间的不睦，然后他便答应老大，如果他愿意便可以使他成为该村第一个痞子组织的首领。最后他把老大征服了，很快地做了首领，高兴得头都发晕，完全被痞子的宣传所左右，他那日益澎涨的自大心理，使他感觉到自己才是全村中唯一能担任这项职务的伟大重要人物。梁氏族人全村的团结结构被分裂了。这位痞子开始努力训练他如何用毒恶手段压制抵抗。他的弟弟像从前一样地和他辩论，但是毫无成效，最后便和他断绝往来。他开始用“斗争”。他们谴责并严厉地咀咒他。人们对他愈是愤怒，他对人们愈是毒恨。因为他失掉了弟弟，又没有朋友，也不能收回他一切的恶行，他只有做一个彻底的痞子。从那时候，刘家庄便不再有和平的日子了。
刘家庄的村民，像中国其它无数的乡村人民一样，相信严格规定的道德法。这种道德法是从孔子哲学中传下来的，“君子”被尊为人类行为的典型和范式。在全中国各地，习惯上是由年长者来教训家庭里或一地方上的年轻人，君子不做这个，君子不做那个。这项道德法并且鼓励一般平常人努力作个好人。痞子对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一直加以攻击，因为他们看清，任何严格遵守这种道德法的人，都不会照痞子的要求而从事为党牺牲。他们承认传统的中国伦理力量的伟大。很少的文明国家能够像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北方人──那样达到个人道德的高度水平。北方人有一种极纯粹的生活方式，特别在维持妇女贞节方面有绝大影响。
痞子利用人们的最劣天性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乡村和城镇的墙上贴起如下的标语：“打倒孔子道德”，“打倒孔子正义”，“打倒孔子礼仪”。
一个夏天的晚上，雷震远在城门外下了大车，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检查他的护照。他们都穿着短棉布裤和草鞋，腰际以上完全赤裸着。他常看到苦力和农夫在夏天做工时穿着不扎腿的粗布短裤。在雷震远的经验中，从来没看到过任何一个中国妇女──不管穷富──像那女孩子那样地半身赤裸着。当雷震远走进城以后，他我看到很多这样打扮的女孩子，有的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更显出局促脸红，只有少数女孩子老着面皮自觉得意。直到后来他才晓得这种“新装”的详细情形。痞子主张年轻人要“舒服一下”，同时并可以节省棉布。最初他们建议，为了经济起见，男人应该脱掉他们的长袍马褂。后来他们又告诉人们说，在共产主义下男女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们可以在暑热的夏天享受到较多的舒适时，何以女人们就不应该如此呢？当父母劝告他们的女孩子们不得如此粗野时，痞子便下了一道命令。当雷震远到那里的时候，这道命令刚在实行。雷震远走到各处都听到人们在抱怨这种违犯礼仪的行动；在雷震远离开之前，痞子运动终于在舆论沸腾下废除了这道命令。
当痞子力量尚未完成绝对统治之前，他们有时候操之过急地推行那些不近人情的新理想，而结果归于失败。每常这种情形发生时，他们便迅速撤退，在“人民的意思”前面低头。
但同时他们又组织并促进各种青年运动，并渗入各种教育机构之内，或自己设立新的教育机构。这些都可以使他们有绝好的机会来推进他们的理想：所有事物的享受──教育、吃饭、睡觉──必须男女平等。雷震远描述，当我们在高各庄的学校还未受日军的蹂躏之前，痞子曾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模范”宣传学校。校长推行起所有痞子的新理想。远处乡区来校就学的男女生，都住在学校里面。男女宿舍隔离起来，宿舍学生都并排睡在坑上。但这位痞子校长竟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迫令男女生睡在一个坑上，男女相同地睡下去。
但是这次痞子又遭到坚强的反抗。每个村子附老百姓，对痞子这种新花样都表示不满。有一次在一个基督教村庄上，若干痞子领袖跑来向雷震远抱怨，他们说那些女孩子们拒绝“慰劳”他们。一个痞子说：“这些农人受的教育太不够，他们不欢迎我们这些新理想”。又有一次，安国县的痞子县长在城外的街上看到一位年方二八的绝妙小姐，就派一位随员和那位小姐的母亲说，他希望讨她的女儿。女孩子的母亲大为震骇，拒绝了县长的请求，她对这位提亲的人说：“我的女孩太年轻，还不到出嫁的时候”。来人的口气非常严厉，态度非常傲慢，他的威胁和蛮横言语使她手足无措，于是跑来向雷震远求援。
当日本占领时期这类事确常发生，但日本人乃是他们的野蛮敌人；他们不希望这种事项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军队官员里面，而痞子仍在伪称他们是人民的保护者。“我们怎么办呢”？、她对雷震远说，“如果我们再拒绝的话，他们便会指控我们是奸细，也许我们的全家会被杀掉，而女儿仍被抢走。我们怎么办呢”？她哭喊起来。雷震远想了一会，然后告诉她先拖延一下时间，并且不要触恼那位县长。这位小姐有一些眼病，于是雷震远想起一个主意。“告诉他你的女儿有砂眼，必须到保定去医治。我将和几位修女安排一下，照顾她几个月，我们可以每星期给县长送个消息，说是医生说她的眼病需要澈底治疗，也许还有其它的病要检查一下。我相信他会等得不耐烦。当他不耐烦再等的时候，我们再把她带回来”。
这位母亲很高兴这条妙计，回家后便准备用这番话答复。但到了第二次却是这位县长亲自来了。好在女儿当时恰好不在家，她便要求他等候几个星期，她希望把女儿的砂眼治疗一下。他有些不耐烦，告诉她说，他不怕砂眼，他一定要在几小时内把姑娘接到家里去。说完后径直走去。母亲惊惶失措了，又跑来求雷震远帮忙，雷震远只好立刻想办法，立刻带着那位姑娘，搭上大车赶着十六英里的旱路，在当天下午抵达安国县城。第二天雷震远又带着她赶了四十英里路抵达保定的修道院。整个战争期间她就住在修道院里，最后做了修女，担负护士工作。当雷震远再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上海圣心医院工作。她那次的狼狈出奔，还在他们的恍惚记忆中。她告诉雷震远说，她的家庭对她的职业和工作都感觉满意，那位县长也不正如雷震远的预测，因为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早已找到另一位“慰劳者”。……
当时，雷震远听中国人说，“没有道德了──完啦──道德全没有了”。
现在，时间过去了90年，从前的痞子都已经成了“贵族”。而且，痞子的伎俩也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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