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0 April 2012

天国才是她最后的向往

天国才是她最后的向往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4-30 18:32:26

宋美龄,一个传奇人物!她跨越了 3 个世纪,经历了百年中国政治变迁。对现代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蒋介石去世后,她淡出台湾政坛客居纽约,晚年仍关注台湾政局。
1988123,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引发心脏功能衰竭病逝,终年79岁。宋美龄得知后,立即赶到蒋经国的大直官邸。蒋经国的亲家俞国华说:希望夫人有个指示。宋美龄便说:办这种事秦孝仪有经验,让他多用点心。宋美龄在大直官邸仅停留20分钟,却决定了两件大事:一是治丧以及权力承转的灵前会议,由她委派的大直官邸大管家秦孝仪来主持。正是在秦孝仪主持下,决定了当天晚上由国民党召开紧急中常会来宣布蒋经国的死讯,俞国华提任这次会议的临时主席;其二,蒋经国的遗嘱在宋美龄的指导下,由国民党中常委以及蒋孝勇依序补签了名字,完成了法律手续。
蒋经国突然去世,台湾政坛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在这场权力之争中,关键性人物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就政治上的恩怨及个人关系而言,李焕毫无疑问是支持李登辉的。于是经李焕与一些高层人士密商后,急急忙忙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决定。宋美龄闻知,很快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她心里十分明白:匆忙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借李登辉阻挡行政院长俞国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上台,来个先下手为强,以期夺权。
以宋美龄为首的夫人派及官邸派频频集会研商对策,有人一度提出由宋美龄披挂上阵,但宋美龄已年过九旬,如果出马,恐怕阻力太大。于是退而求其次,按宋美龄的意思提出拥立俞国华出任党主席,所以蒋经国一死,他们便把俞国华放在电视前,要全世界都看见他在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以便造成继任的理所当然性。但俞国华不是李登辉的对手,在压力下节节败退。宋美龄之所以急急地出马,是为了使台湾党政分立,互相牵制,避免出现台湾籍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主席的局面。
126下午,宋美龄叫她的孙子蒋孝勇亲自送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一封历史性的亲笔信函。信中表达了她的意愿,即她认为此时选举国民党代主席时机不当,理应缓议,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才比较合适。但是李焕等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不等代表大会召开立即进行。翌日国民党中常会如期召开,由于事前布置周密,俞国华在会上回天无力,李登辉顺利坐上了国民党代主席的位置。
此事被几位国民党要人有意扩散后,台湾一些传媒故意将其夸大为未完成的宫廷复辟,有的还大肆渲染宋美龄圣旨失灵。此事之后,也有许多人为宋美龄辩护,认为她已九秩高龄,不可能对权力如此恋栈。宋美龄被弄得十分尴尬。但她怎么也未想到,在紧要的时候,俞国华、沈昌焕、郝柏村、王惕吾等,竟无一人能够体念她的苦心。这使她感到失望、伤心。宋美龄认为,这是她个人参政六十多年以来,在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的最大挫败。
令宋美龄难堪的事还在后面。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召开前,宋美龄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议。不料被提名为中委候选人的国民党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却在十三大的选举中落选了。这使宋美龄感到震惊。她不甘心大势已去,于是就有了她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发表的震惊一时的《老干新枝》的演说,这是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最后冲刺。她说: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但是,宋美龄的讲话并没有造成台湾政局的变化。更令她不痛快的是,国民党元老派们开始分崩离析。面对这一局面,宋美龄也只好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了。
19896月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有舆论预测宋美龄在近一年未露面的情形下,有可能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露个面,给李登辉一点面子。但宋美龄未出席。仅隔一周之后,她却先后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接受美国波士顿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另一次是出席妇联会。这表示了她内心的不满和无声的抗议。当时曾有人询问宋美龄为何不赴美散散心,宋美龄颇为不快地问:难道有人想赶我出台不成?这是我的家,我高兴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
在李登辉执政三年多的时间里,台湾政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党内派系争斗激烈,台独势力猖獗。在这种政治气候下,1991921日,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到达美国纽约。本来不愿赴美的宋美龄,为何又改变了主意呢?据台报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宋美龄在台湾的亲族凋零,生活寂寞。宋美龄自198610月从美国返台后,五年时间里,蒋家遭逢三次大的变故:第一是蒋经国的去世,第二长孙蒋孝文的去世,第三是她非常能干的孙子蒋孝武也突然去世。尤其是蒋孝武的去世,间接地向人们宣告:掌控台湾政局长达40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了。虽然宋美龄在蒋孝武病逝后表现得相当坚强,但蒋家第三代重要人物的死,对她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第二,与台独的抬头有密切关系。台湾解除戒严以来,台独势力也愈益嚣张。台湾报刊认为:宋美龄在蒋经国去世后的三年时间里,几乎看不出台湾未来的发展有多大的光明前景,因此眼不见为净。第三,与宋美龄的健康状况有关。宋美龄自1978年以来,视力、听力等严重衰退,医生认为台湾的气候于她不相适宜,而纽约天气较适合。
宋美龄曾被视为蒋家最后一位精神象征,她这次去美,等于为蒋氏家族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画下了句号。宋美龄赴美后,美国前总统里根、布什,都曾致函,表达他们的敬意。宋美龄也与她当年在美留学时的两所母校--乔治亚州的卫斯理专科学校和麻省卫斯理学院的校长、校董会时有联系。她的两个母校视她为杰出校友,都邀请她到母校访问。此外,美国一些教会执事长老、牧师,也常写信给宋美龄。
1995年,宋美龄这位历史人物,又成了美国的新闻人物。已度过98岁生日的宋美龄于726由家人簇拥着,连续参加华府美国国会向她致敬的酒会和台北驻美代表在双橡园举行的欢迎茶会。
1991年宋美龄赴美后,每逢一年中的重要节日,如中国旧历新年、圣诞节,或宋美龄的生日,她的亲人,大都会聚集到纽约同她一起欢度。事实上,宋美龄在北美的近亲,要比在台湾的多得多。当时孙辈有蒋孝章,侄儿辈有孔令仪等。蒋纬国的儿子蒋孝刚当时也在纽约工作。蒋孝勇虽迁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时常飞来纽约看望祖母宋美龄。
宋美龄最喜爱子孙满堂的热闹场面,特别是当她娘家宋氏子侄带领家小来请安时,宋美龄总是夸奖能多生儿育女的侄孙媳妇。另一个令宋美龄开心的时刻就是,近年来每逢她的生日,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抗战时期遗族学校的祖字辈学生,聚集在纽约宋美龄的寓邸。她虽然没有嫡出的后代,但每到生日,竟有这么多人称她妈妈,为她祝寿,也算人生一大乐事了。
阅读书刊是宋美龄在纽约家中最主要的消遣之一。她很少看电视,而阅读则是她长年保持的习惯。她每天必翻阅的报纸有《纽约时报》、《每日新闻报》、《纽约邮报》;同时她还订阅《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三份美国主要的新闻性杂志。早些时候,宋美龄对台北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动态也十分关心,每天早晨很喜欢翻阅桌上为她准备的台湾报纸。但自从在台报版面上读到有人呼吁要把她从寄居数十年的士林区福林路官邸扫地出门,此后对台湾送来的报纸就不多加翻动了。虽然那天她的表情也只是微微一笑,并未表示出任何不快。
空闲时,宋美龄就画国画、写毛笔字。在她的客厅、卧室里,没有古董和名画,挂的都是她的旧作,有的画上还有蒋介石的题词。每当展读旧画时,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宋美龄有兴致时,也会向侍卫人员解说自己的画风,教一些欣赏国画的常识。
宋美龄在以往的岁月里因乳癌和卵巢囊肿曾几度接受过手术治疗,但流寓美国后,给她检查身体的医生都认为,宋美龄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她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或其它老年病。除偶尔因感冒不适外,比较困扰她的仍是那个皮肤过敏症,一年总会犯上几次。1986年宋美龄打算自美国返台时,不慎在曼哈顿家中摔过一跤,腿部、臀部都受了伤,并动了手术,很长一段时间她都需要以轮椅代步。但想不到的是,1991年赴美后,在纽约经过调养和康复治疗,情况愈见好转,逐渐可以不用轮椅,她自己走路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大概与她喜欢亲近大自然有关。她的秘书说,天气好时,宋美龄会在家中的庭园或附近的公园里散心,有时她也会到海边走走。
由于宋美龄出身基督教家庭,几十年来,读《圣经》和祈祷成了她的必修课。在纽约,在她身边呆久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她每天常常要用一到两个小时虔诚地研读基督教的《圣经》。只要把《圣经》翻开,护士们就可以自由活动去了。到美国后,别墅里不可能为她建教堂了,所以她常到曼哈顿或长岛住宅附近的教堂做礼拜。她从小对宗教的信仰,已成为现时精神上的重要支柱。亲人该走的都会走,她很明白这一点。而宗教在这个时候给她很大的引导与慰藉。
1997320是宋美龄的百年华诞。她仍显得神采奕奕,雍容华贵,这与她一生都十分注意养生之道不无关系。宋美龄平日特别喜欢吃水果、生菜,而且是什么水果都吃,对油腻的食品完全忌口。过去喜欢吃的甜食到后来也尽量少吃。宋美龄之所以长寿,还有一条秘诀就是:一有不适,立即上医院。此外,她还十分注意仪表,暮年时对容貌和外表的修饰仍然从不假他人之手。她每天都要细心打扮自己,配上适合各个时节的服饰,不到满意决不下楼。这也可说是她看上去不显衰老的一个原因。
生活在美国,宋美龄的心境平和多了,对周围的人也显得亲切了。每当有侍卫退休,前来辞行,宋美龄常常叮咛:回到台湾,可带着家人到各地走走,也可以回大陆老家看看,祭祖,扫墓,尽一尽人子的心意。
1997 3 20 日,宋美龄在期待和祈祷中,迎来了她的百岁华诞。3 月初,在台湾,为宋美龄举行的祝寿活动紧锣密鼓,媒体大肆宣传,报刊纷纷发表政治人物回忆录。台湾方面有中华妇联会代表团 、华兴中学及育幼院组成的师生代表团、中国国民党祝贺蒋夫人百岁华诞代表团,共 3 个代表团前往纽约祝寿。3 18 日晚,由国民党及纽约侨界,共同主办祝寿餐会,由数十侨团代表及个人,共 800 多位侨胞参加,祝寿活动达到高潮,场面壮观热烈。宋美龄在欢度百岁寿辰时,享受到了快乐温馨,和此生成功的满足,这是她自 1975 年离开台湾后,史无前例个人崇敬活动,说明岁月的沧桑,无法消减宋美龄的辉煌。1997 3 23 日,家人为她举行百岁寿宴时,她仍神采奕奕、雍容华贵,流露出高雅和慈祥,频频举杯致谢:“恭备薄酒一杯,不言尽在酒中。”世纪的风霜,没有掩盖她的美丽,风华不减当年。
106 岁的生日,是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寓所度过的。7 个月后,也就是 10 月 23 23 17 分,美国东部时间 2003 年 10 23 日晚 11 点,宋美龄在美国纽约寓所,在睡梦中平静离世,享年 106 岁。
宋美龄逝世后,海内外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学术界、还是政界,对她进行了崇高的评价。在美国各主流媒体,都以最显着版面,报道宋美龄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美联社》、《CNN》等主流媒体,都及时发布了相关消息。《时代》周刊称宋为:“钢铁塑成的花朵”,并以此主题发表悼念文章,欧洲和日本等国的报纸,把宋美龄逝世看作重要新闻,将有关文字和图片放在头版。在台湾轰动更大,在美国洛杉矶访问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听到宋美龄逝世的消息后,立即改变行程,赶赴纽约24 日上午,国民党紧急召开“治丧委员会”会议,决定连续 3 天,国旗降半旗以示哀悼。台湾当局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总统陈水扁颁布褒扬令褒扬,并以最高规格国旗覆棺。但家属认为宋美龄已入殓,所以陈水扁致送国旗与连战致送党旗,到纽约后并未举行覆棺仪式。
在中国大陆,人们对宋美龄的悼念,是相当深切和真诚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3 10 24 日发出唁电,高度评价宋美龄女士:“曾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对中华民族兴盛的历史功绩!”全国各地报纸,几乎都转发了这些消息。中国史学界,对宋美龄的评价,在主流上是肯定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谦平教授说:“宋美龄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宋美龄的一生值得肯定。”
但宋美龄这一生始终反共,不论对她提出什么条件,她始终不肯回大陆定居,一直到去世都没再回到她久违的故乡。尽管她生前表示不希望葬在美国,但她还是于十多年前,在纽约芬克里夫墓园选购了一处墓室。该墓室内有 6 个墓穴,宋美龄的墓室紧挨着大姐宋霭龄、姐夫孔祥熙的墓室。孔氏夫妇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也都安放在这里。
宋美龄女士,将自己的晚年留在了美国,也将她的遗憾留在了纽约。因为她没有亲眼看到:国民党重掌台湾权柄的那天,便阖眼离开了人世,一个划时代人物,一个传奇的女性,就这样结束了。
宋美龄106年的人生,当历史碾过三个世纪的车轮,风流往事早已成过眼云烟,她依然平静地活着,佚闻趣事任由人们津津乐道;千秋功过自有智者去评说。
经历了风华绝代的繁盛,战火纷飞的乱世,风雨飘摇的隐退,对于这位传奇一生的老人来说,宗教信仰才是唯一的精神支柱。正如她所说过: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
关于蒋宋联姻,民间的说法是:宋美龄初时拒绝、宋霭龄积极包办、蒋介石为联美而婚等等。而根据宋美龄秘书张紫葛先生的著书,宋美龄曾亲口辩诬:当她听到自己的一位得力助手也相信这些传闻时,用指头敲着桌子说:我的朋友,我简直没想到你也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谎言。宋美龄说,她1922年在孙中山家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形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两人之间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当即互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鱼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
1927年夏天,蒋介石在给宋美龄的情书中写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士,女士视之,谓如何耳?”爱慕情意一览无余。同年12月,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虽然蒋宋二人的婚姻并非一直风平浪静,但弹指一挥间,他们共同生活了50年。随着蒋家淡出政坛,宋家影响力日渐式微,繁华落尽,宋美龄的晚年不复往日。这是她自己选择的婚姻,既享受了蒋家的荣光,也担负了世人对蒋家的非难。
宋美龄一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在名利、权财与魅力交织的历史漩涡里,她随中国走过动荡的岁月。由于通晓国际政治,外交手段灵活,早年曾在美国被评选为最受景仰的世界十大女性之一,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宋美龄因其对英语的熟练掌握,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了解,影响了蒋介石在外交政策上的决策,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虽然宋美龄跨越三个世纪,但年轻时却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保卫战中,她冒着枪林弹雨,四次到前线,五次差点送命。另外在1970年代的台湾,她和蒋介石一起在台北阳明山出车祸受伤。
今天台湾阳明山上的阳明书屋,仍可以看到不少宋美龄当年休闲起居的种种遗迹。在已经出版的宋美龄传记中,曾提到1953年当她的美国友人来台湾看她时,她对友人说,台湾没有好的饭店,只好请他们暂住阳明山行宫。她还告诉友人说:不要怕老鼠,因为我的管家养了一条大蟒蛇。据宋的友人回忆,很明显,被放逐台湾后,她很痛楚。但她仍不得不向美国来客强言欢笑。这位友人在阳明山住了四天,几乎每天都在宋的面前听训——谴责美国对国民党政府不好,对蒋介石为德不卒。宋美龄那时候刚流亡到台湾三、四年,言谈之间经常咬牙切齿,显得恨意实足,既自怜逃到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失去了神州大陆;也怪罪美国帮了中共。
后来她情绪渐好,学会了怡情养性,学习绘画,以描绘四季风情来自我消遣。据宋美龄手下人说,宋美龄确实有些绘画天赋,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已卓然有成,画风颇有大家气势。曾经一度,外界不太相信宋美龄的国画造诣,认为多为郑曼青代笔。为了辟谣,她出面请台湾一些有名的画家来士林官邸吃饭,郑曼青提议大家一起作画,先从宋美龄这里开笔画松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宋美龄从容运笔。在场的人都惊叹她的画技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此,再没有人怀疑宋美龄画的真伪。宋美龄在美国纽约以十幅旧画举行画展,在侨界引起轰动。其中一幅有蒋介石题字的荷花尤为人们瞩目。上面写道:风清时觉香来远,坐对浑忘暑气侵。书画界人士认为:宋美龄的画无论是清雅的兰竹水墨,或是飘渺的浮云,都充分显示出她丰富的内心感受。熟悉宋美龄的人说:要不是她在1970年代因车祸受伤而停止作画,她的绘画境界会更上一层楼。
1970年代宋美龄去美国以后,一直有消息说,她有叶落归根的念头:可能去中国大陆访问,或者去定居。1981年初,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病危时,大陆政府曾劝说宋美龄回大陆探亲,但是被她拒绝。1982年寥承志向蒋经国发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公开信,结果受到宋美龄也用书信形式做出的还击。1984年,宋美龄也曾给周恩来的夫人邓颍超写信,劝她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也曾有报道说:宋美龄可能会接受大陆领导人的邀请,去大陆访问、旅行、去她曾经光芒四射过的上海滩看看。但是,她和张学良一样,到死都没回大陆。
或许,对于这位横跨三个世纪的老人来说,故乡的最后影像就是她当年仓皇逃亡时惊鸿一瞥的影子。世态沧桑,倦于回顾,天国才是她最后的向往。

唱红打黑的血腥残暴

唱红打黑的血腥残暴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4-30 18:35:19

1966年的春天,春寒抖峭,伴随着对《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讨伐之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从此,“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
文革中首先兴起的是“唱红”;继传统戏曲和绝大部分电影被批判和封杀后,歌曲也难逃厄运,一时间
万花纷谢,只能播放和传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根据毛泽东与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等为数
不多的歌,再有就是杀气腾腾的红卫兵造反歌,一看这歌词就会从后背梁骨冒冷汗:“拿起笔做刀枪,集中
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一句没有谱,是边跺脚边喊
出来的。稍稍缓和一点的词就是:“工农兵心最红,革命路上打冲锋,拿起笔杆去战斗,文化革命当尖
兵”。……
当时十来岁的孩子正是渴求知识,需要文化滋养的时段,唱这些或狂热无比或索然无味的歌曲自觉毫
无情趣,有的就在大孩子的引领下,偷偷地传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三套车》、《红莓花儿开》、等
当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黄色歌曲,没有条件的,只好唱起歌颂型的曲子,如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红卫兵
女将边舞边唱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
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学校开批判大会,活学
活用前必唱的歌曲之一。
当时有人想,也许过两年能有没什么火药味,比较舒缓的歌了。谁知更甚,1970年,毛泽东发表五·
二0声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给以宣读,马上就有歌曲问世并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东
风吹战歌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
律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天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更有一首要求工农兵学都要大唱的“喊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
北京工人体育馆歌颂文革的群众歌咏大会上,几十个方阵都唱这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
好啊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胜利凯歌冲云宵,……”最后
连唱带喊五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真是震耳欲聋,有心脏病的真受不了。当时组织工人来排练并到场演
唱,喊“就是好”声音还挺亮的,可大家总觉唱时口没对着心,好在哪,文化都“革”没了,就是“好”吗?!
“唱红”达到高潮后,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打黑”。以 1966年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打黑”,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
市被抄家的多达 11 万 4 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 7 千 8 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 8 千余户被抄。全国被
抄家的总数当接近 1 千万户。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
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
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
——这是文革“唱红打黑”死人的第一波高峰。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
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
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
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
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
着。”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
9 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 6 月间,打
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
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
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
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泽东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
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 8 月 22
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
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最高指示
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 1 千 7 百余人,那就是说,至
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 10 万人。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
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
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
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 8 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
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
死,死了活该。”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
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估计文革初期 ,自杀的人当在 10 万至 20 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
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1967-1968年的武斗,是“唱红打黑”死人的第二波高峰。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 1967 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
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 1 月 26 日的
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
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
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
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 191
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
打死 27 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 135 人,打残 319 人,烧毁房屋 1200 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 20 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虐杀战
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
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 286 人,自
杀 20 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
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
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
全用上了。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
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
生的讣告,上书‘享年 17 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
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
常死亡人数应在 30 万至 50 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是问文革“唱红打黑”死人最多的。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
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 5063 人被揪
斗, 236 人死亡。宝山县揪斗 1702 人,死亡达 334 人。”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 100 。
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 1500 多人, 65 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
朝鲜特务”,只有 110 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 41 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
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 :文革是国共两
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
板。 1400 名 1949 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 900 多人被审查, 14 名老工人自杀。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
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 18 人,折磨致死 6 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
诬为特务, 2 人活活打死, 10 人打成残废, 4 人自杀,包括 1949 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 9 人
自杀获救未死。
1969年 1 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
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 138 万人被牵连, 17000 余人被打死、
61000 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 1473 人,打残 9661 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
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 2 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
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
纪同伙,是黑窝”,该局 1200 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 44 人。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
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内人党 ----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
立于 1924 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
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
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
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 34 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 87180 人,整死 16222
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
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
无“三反”。 1970 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譬如上海集中追
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
大学就有 120 多人被逮捕、监禁、 5 人被逼自杀, 3 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
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文革后,最
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 70 人中, 1970 年判处的有
68 人;天津市错杀的 28 人中, 1970 年判处的有 22 人。”“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
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
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 107 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 3 千余
人,造成非正常死亡 62 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 5 千多“有问题的对
象”、“ 41 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各省、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
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 1970 年 6 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
政协常委张开印、属 1949 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
拘捕 254 人,枪决 17 人,判刑 12 人,戴“反革命”帽子 25 人, 20 人自杀身亡。 1970 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 30
万的银川市近 10 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 13 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
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 12 人, 3 名“死刑,立即执行”。被
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 22 岁,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
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3月间,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 20 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
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
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
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2 月 17 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 22 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
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
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
段、不通情理”等等。 3 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
政治犯。” 4 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 60 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
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
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 15 年徒刑。……
被冤枉的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1970 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
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
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
□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
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
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
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
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
的即有 9 千 8 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 24 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 1 万人,被逼疯、打残的
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 5 百至 1 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
常死亡 1300 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 1 亿人以上”;“去台人
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 10 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 20 多次政治体制改革。
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但在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时,敏
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起初似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连温家宝总理都在今年人大闭幕
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
可能重新发生”。
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1980 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
不少人却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因为, 30 多
年过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
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
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
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在
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
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 - 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
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上述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
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
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
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
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
分化的不满,比 1966 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
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
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而薄熙来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共同富裕”、“五个重庆”,同样具有欺骗性
和诱惑力。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
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
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毛泽
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
和逍遥派,但是毛泽东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来撑经济,就可以利用少数文革勇敢分子实现“乱
中夺权”的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官方媒体和民间知识分子都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到1990年代,有学者提出
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现在,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当野心家试图与一部
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
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
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
乎人”的姿态“粉墨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
今天,我们要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那么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
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
凶恶的破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