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05 16:22:20
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坚不可摧的。中国摆脱了别人越陷越深的危机，
实力看来似乎不断壮大，不论面对什么阻力它惊人的增长都能继续。所
以，中国超越了深陷债务和纷争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缺少的经济体
系是必然的事。展望未来，决策者相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是处
理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更好形式。
想一想，说中国会成为一个主要的超级经济大国，并且对全球经济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恐怕没有人怀疑。首先，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人口
大国，每个人创造100元的经济价值，就足令人瞠目结舌。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是超级大国，没有经济问题。其中相当数量的问题，
却正是中国体制专家众口交誉的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如果中国不大幅
度改变航向的话，这个国家将无可避免地经历经济巨大的危机，给整个
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它面临某种可怕的崩溃的可能性已经有一段
时间了。但要说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是很困难的，因为数据不是少见
就是不可靠。而中国在经济方面而言是有某些独特之处的——规模这么
大的巨头在全球经济中崛起得这样急速，历史上有效的先例很难找到。
要说中国将有一场危机并不难，但要说出可能发生的时间却几乎是不可
能的。但时间越长，就越确信目前的经济系统是不可持续的。
诚然，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列出各种原因，说明为什么它
就是与众不同，亦因此一般的经济学原则不一定适用。但有关经济学，
数学是无法逃避的。如果数字加起来不对，那么不论经济规模多大、增
长速度多快、又或是国家介入的程度有多深，都没多少意义。而中国有
很多数字加起来就是不对。
那些加起来不对的数字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造成
的。中国施行的是亚洲发展模式的一个形式，这模式由日本发明，而许
多东亚的快速增长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依循它运作。该模式这样运作：
1）利用低工资通过出口及巨额投资达致迅速工业化来刺激增长，2）以
国家的有形之手引领整个过程，3）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家直接融资向更先
进的行业进军。此系统在一段时日里会产生梦幻一般的经济增长水平，
但最终，它会崩溃。日本的崩溃在1990年开始（二十年后也没能走出
来）；复制日本模式最彻底的国家——韩国在1997-98年度，经历过它自
己的危机。左右价格的亚洲模式，最终创造了巨大的扭曲，导致资金虚
掷、产能过剩，建立不必要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和建筑物。因此，贷款
变成坏帐，银行界受累。这就是在日本和韩国都发生了的事。
中国和日本韩国一样沉浸于产能过剩。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近50％的，即使以亚洲的标准来说也是高的。为这种天文数字的固定资
产投资辩护的通常说法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它需要所有正在建
设的建筑物和道路。市场上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投资过度，因此可以不
再依靠投资来维持增长，但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完全了只有一
半。它仍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应付日益增加的铁路、医院和工业厂房需
求。最近的基建热潮提升了该国的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然比
1880年的美国短。在经济方面，估计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只有
美国的8％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仍远未达到收益递
减的阶段，国家需要加大投入，而非减少。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
需要更多的投资而是中国是否得到它所需的那些投资种类。事实上，投
资水平如此之高，而经济在某些关键方面却如此不足，比如中国持续受
产能过剩的问题困扰，一众企业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发疯似的建设太
多某些行业的工厂，这情况在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业就发生过。国家向
高铁投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但高铁的门票价格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
负担范围，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大城市却没有地铁。这种方向错误的投
资的一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在温州，房地产经纪人最近向任何购买高档公寓的人提供免
费的宝马车，即是过度建设的明証，然而大多数中国人负担得起的住房
却显然短缺。
更糟的是，中国的许多投资都由债务支持。中国经济中的债务水平
一直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Fitch估计，2011年的银行信贷相
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5％—仅仅三年便增加了56个百分点。据《金融时
报》近日报导，政府已下令银行滚存地方政府所欠的1.7万亿美元贷款，
告诉人们两件关键的事情：1）这些地方政府用从银行借来的资金投资的
项目并不能产生足够它们偿还贷款所需的收益；2）银行账簿上的贷款质
量比官方统计数字所示的更可疑。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累这么多债
务的事实显示了中国的金融业全然缺乏规范，同时政府实体耗用他们无
法偿付的贷款，而民营企业却无法获得资金，持续资本短缺。
所以引发危机的条件都出现了：过量的错误投资，包括一个由政府
官员决策和债务支持巨大的房地产热潮。令人寛心的是，至少有一些高
层决策者明白有改变的需要。政府在一场接一扬的政策公报中，承诺改
革。问题是，中国政府不采纳自己的意见。
中国经济需要从投资和出口重新平衡到由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并
把主要焦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而不是不计代价的追求高增长。诚
然，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影响力增加了，但中国的储蓄仍旧过高，消费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依然严重偏低。政府可以采取的步骤—比如减免
许多进口货品高昂的赋税—至今全无踪影。更重要的是，政府对纠正价
格无所作为。货币仍然受到牢牢控制，利率也没有变动，境内投资者仍
在依据错误的价格信号行事。
中国的决策者为什么不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他们害怕。诚然，
近年来中国决策者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管理上表现卓越；但任何人都非常
清楚知道，过去的表现并不保证未来业绩。在1970、1980年代时，西方
分析师也认为日本的官僚能干得近乎超人，而现在日本的平庸官僚被视
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官僚今天面对的问题和使日本官僚误
入歧途的那个是一样的，即相信可以用政令来管理经济。终结了日本经
济奇迹的就是这种态度，现在中国正走向同样的厄运。日本摆脱不了基
本数学的力量。中国也一样，不论决策者有多么能干。
历史是有趣的。日本和韩国都在实行亚洲发展模式后的35年左右遭
遇各自的危机—1950年代早期实行那模式的日本在1989年出事，1962年
始行亚洲模式的韩国则在1997年出现危机。中国的危机爆发的年份便大
约是2014至2015年之间。这不是预测危机的确切日期，而是想说，中国
解决经济问题时间已经无多。
世界银行最近又发布了有关中国经济前景的报告，这两件事可能再
次引发围绕国家主导的“中国模式”这一经济发展道路的论战。中国经济
中的国有部门的持续扩张不仅限制了私营部门的发展，也令国有企业在
国内的一些市场享受着外企无法得到的优待。随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
扩大，有成为中国投资目的地的国家需要更加了解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
之间时常出现的关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从事公司法比较研究的
学者米尔霍普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林立文最近共同撰写的
一篇论文，为了解国有企业组织中所谓的“黑匣子”部分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
林立文和米尔霍普在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由大型国
企和相关企业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的多个集团”。每个集团都有“中央控股
公司”，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该机构是所谓的骨干企业的
主要股东。反过来，骨干企业拥有这一集团中所有国有企业（包括一家
金融公司，该金融公司为成员公司提高融资服务）的多数股权。这些垂
直一体化的集团共同控制着大约120家国企，由政府通过国资委进行控
制。国有企业的总资产相当于中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
集团间通过设立合资企业、结盟和持股的方式建立联系。此外，上述结
构中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党组织结构。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国企的高管人
选，反过来，一些高管在政府和党内担任职务。在这种结构中，存在着
若干条自上而下的指挥链，这些等级森严的结构存在于复杂的网络之
中，网络中不仅有其他公司，还有党和政府的机构，这些公司和机构在
有关生产和政策执行等诸多事务中互相交流，互相合作。这一体系对市
场竞争，一方面国有企业得以免受反垄断制裁，另一方面正如《经济学
家》指出的那样，政府有选择性地执法，令私营部门的竞争者动弹不
得，而且外企也被挡在门外。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豪森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克拉克，最近通过对中
国股东派生诉讼进行研究发现，尽管在有限责任公司（封闭公司）使用
派生诉讼起诉内部人士和控股股东滥用权力的案件不少，与上市的股份
有限公司有关的衍生诉讼居然完全没有。同时，研究发现，由于股东对
封闭公司（即中国法律框架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诉讼的出现，私营部门
的透明度得到了改善。虽然国资委对受其监管企业的控制力度可能有所
不同，但实际上每家国企都由内部人士控制，这意味着企业治理非常薄
弱。股东在公司事务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也不能向法院提出申诉。缺
乏透明性意味着公司的管理不当很容易被隐藏。
围绕中国法律和中国国内公司治理的问题看似遥远，实则不然。如
果任何一家国企有意在美国投资，都必须接受跨部门的美国海外投资委
员会审查。该委员会负责对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合并或收购案进
行评估。美国法律特别规定，外商投资交易中的外国实体如为外国政府
所有或控制，就必须接受审查。外国公司有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不会对
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正如两个知名案例所示，这项标准不仅含糊不
明，而且整个过程带有政治意味。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国企中海油的2005年试图收购美国加
州联合石油公司一事。在接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之际，这桩收购
案便引发美国国会的激烈批评，最终导致中海油撤回收购提案。据说当
时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费能文曾说，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争
论与一种视中国为危机的零和观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观点认为，
如果他们以后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不能给他们任何好处和优势。
这种观点在2011年得到凸显，当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试图收购加州
一个小公司。华为说自己是民营企业，不是国企。在这笔交易接受监管
者调查时，彭博一篇报道援引情报官员的话说，华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关系密切，并似乎保持定期联系。在美国国会的
强烈反对下，华为最终撤回了收购提案。在这宗华为收购案闹得沸沸扬
扬之际，《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预测，随着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
近，政客们都在寻找批评对象，中国公司在美国所处的环境只会愈发恶
化。从不久前共和党的部分总统参选人进行党内初选时所发表的言论中
就可看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纽约时报》2011年11月指出，罗姆尼
与其他共和党参选人已经加大了对中国贸易做法的指责力度，说中国夺
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是导致美国人失业的罪魁祸首。指责中国的并非只
有共和党人，这篇文章还援引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中国问题顾问的话说，
要“强硬”面对令美中关系陷入困境的经济问题。
虽然近来围绕中国的很多政治性言论都可被视作选举年口号而忽略
不计，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仍将继续成为华盛顿领导人可能会“强
硬”面对的问题之一。如果一家中国国企看起来可能会投资美国，美国海
外投资委员会很难查清其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关系，而中国方面也很可能
不会展示令人满意的透明度。
不久前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来中国访问，参加了世界银行与中国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的发布会。这
项研究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现已走到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避免“没有太多预
兆”情况下经济快速放缓的危险。这份报告还警示说，中国经济急速放
缓，可能会令银行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共识。中国
社会已经到了非进一步改革不行的关头，但问题是如何改？改革的核心
和关键又是什么？《2030年的中国》向中国政府决策层提出了六条建
议：（1）、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
型；（2）、推动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型社会；
（3）、促进绿色发展；（4）、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
（5）、加强财政体系建设，改善财政可持续性。这涉及三个关键领域：
确保各级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以满足支出需求、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及
调整支出结构，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支出比重；（6）、确保中国作为
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这六条建议乍看来宏大、全
面且现实，但仔细分析，好像每一条建议均非常“虚”，并没有真正触及
到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运行的深层次核心问题。
那么，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
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八大类：
（1）、政府官员贪腐案件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
（2）、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
接近0.5；
（3）、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
长；
（4）、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5）、广义货币不断膨胀，房价和消费品物价快速上升，导致中国
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价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6）、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用在医保和社保等
方面的财政支出又严重不足，导致民生困顿、民怨积累；
（7）、社会诚信和商业伦理严重缺失，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
污染乃至商业欺诈等问题在各种媒体上不断曝光；
（8）、上述几类问题不断恶化，衍生出了困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第
八个问题——恶性事件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社会内部的紧张
程度不断增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催生并积累下来上述八大社会问题，且交织
在一起而不断恶化，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上述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
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都与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
与制衡有关。
单从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体制来看，当下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已掌握了
十几万亿的财税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
入，保守估计也要十七八万亿元（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
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已达到了15万亿元）。这么大的政
府财力盘子，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又不公开透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
地发生而屡治不果，就是缺少民主预算和财政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
个必然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
中国大多数富人多与权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与具有这种财政体制安排
的基本政治制度紧密关联。当今中国社会的这八大类问题，越来越强烈
地告诉人们，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与政
府体制和整个政治体制连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
国政制改革的核心。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
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今中国社会
中，政府不但调控和管理着市场，而且以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的
问题，是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
和巨大资源来为自己家人和亲友谋利和寻租的问题。因此，未来中国要
走向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用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制度规则来使
政府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
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政府权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实质性制衡，
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都只能会流于空谈，也肯定达不到预想的后
果。
一句话，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之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
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权
没有受到人民代表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之前，试图重新界定“国有部门与
私有部门的边界与作用”，甚至主张将现有国有大企业进一步私有化，只
是流于空谈。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会使一些直接掌握着行政权力和
与权力有关的人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过程中再次暴富，从而进一
步拉大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恶化而不可能解
决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显然是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
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看来，从约束和制衡政府的财税收支权
入手，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应当是探索未来中国改革道路
的一条基本思路。已经酝酿并蹉跎了十余年、但目前仍在全国人大财经
委、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进行内部“协调”和“博弈”的《预算法修正案
（草案）》，应尽快挂在全国人大的网站上，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广
泛讨论和征求意见，修订出一部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预算法，这才
符合这种渐进性的改革思路和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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