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10 13:58:33
在两会期间，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坦
言，目前体制内部各既得利益方阻碍了改革的进行，而且这种阻力最终来自中央。那么，究竟汪洋
是否可以在政改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呢？！
两会期间在广东团分组讨论中，汪洋称，改革的阻力来自中央，其中既有法律方面的障碍，又
涉及中央政府部门的态度。他说，部门利益格局的形成源自法律法规造成的壁垒，而放权等行政改
革措施影响到的不是广东部门，很可能是中央部门。汪洋举例说，企业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广
东省要减少企业税费，但中央部委不同意，认为广东“不能带这个头，你不收大家都不收怎么办，
钱从哪里来”。汪洋笑谈要为改革措施到北京“上访”。一些评论表示，这说明广东的“继续改革”恐怕
并不容易。
广东某市的一位官员林先生表示，汪洋所说的确实是广东继续改革面临的一大困境。“利益上
的不同、冲突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比如说刚才讲的收费问题，比较明显的企业出口要经过好多的
部门：商检、税务、海关。这些部门是直属于中央部委，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动它，那它当然不愿
意，作为中央上面它也不愿意，所以像这种改革没有太多的信心。” 2011 年广东率先进行了一些改
革试点，都受到中央部委的指责，显示目前广东的改革举步维艰。“现在广东的改革已经不是它一个
省的问题了，确实很多的障碍阻力都来自于北京。比如说广东去年的改革，民间组织的注册登记由
省民政厅下放到市的民政局。结果这个措施受到北京的批评，意见很大。还有，比如说汪洋曾经要
求广东省委宣传部放权允许媒体进行监督，后来也受到中宣部的批评。”
在讨论中，广东代表钟南山提到，当局对于社会民间组织搞不清楚该管不该管，不做体制改
革，就不能调动这些组织发挥作用。汪洋对此说法也表示赞同。不过，德国之声的评论文章指出，
中共对任何民间组织都持不信任态度，民间的政治组织和人权机构这两种组织历来为当局所忌惮。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也指出，汪洋的改革发言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其实就是中共十三
大提出的政改思想，即不改变执政党执政地位，但要切实改变执政方式。也有外界人士指汪洋所提
的改革其实是出于维稳目的，因为维稳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各路诸侯可根据情况走出一条路来，否
则大家等于抱着一起同归于尽。从温家宝此前不下 10 次谈“政改”到眼下汪洋发起这一轮“政改”呼
声，都是出于“维稳”。汪洋称改革的阻力正是来源于中央，要拿执政党和政府开刀。可这刀怎么
动？正如赵启正所说，任何改革都要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只
要这个前提一定，就意味着体制不变。
广东媒体报道说，汪洋对广东的人大代表表示，他正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系，看将来能不能
突破这些法律上的障碍。而在广东政府机构内工作的林先生表示，即使是广东省内部，突破现有的
利益格局也并非易事，同样面临内部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反对。“小打小闹也许可以去做，但是大的东
西当你真的去动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现在要改是改别人的东西，当然这是好事好说，不肉疼
的。当真的触及到广东省省委本身的利益时，那就很难讲了。”现在汪洋所面对的，比 30 多年前广
东面临的局面困难得多。 30 年前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在北京包括叶剑英这些人都非常支持广东的习仲
勋进行改革，后台是很硬的。 30 年以后，中央缺乏权威，“政令不出中南海”，不像当年的邓小平那
样。所以现在广东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来自北京的阻力会非常大。
除了汪洋，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表达了要进行改革的意愿。许多广东的人大代表担心如果中央
部委不同意，广东的改革难度会很大。朱小丹表示，当前深化改革最关键的任务是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又是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政府自身，就
是那种与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不相符合、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结构以及部门利益格局。”朱小丹
还说，虽然很难，但广东“准备碰一碰”。
但广东能够“碰”出什么样的结果，现在恐怕还难以预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
良平认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与其说是既得利益格局还不如说是现时的权力格局，所以深化改革
的主动权，的确掌握在中央手中，而不是在地方。“中国整个利益的格局和权力的格局是互相交织
的，但还是以权力为主。这个东西改起来，汪洋有切身的感觉、切身的体会，整个国家的体制和框
架在那儿，改革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起来确实是很难，需要汪洋说的，他也要上访。那就
是说，主动权还是在中央。中国的制度就是，你上边不动，你下边就没法动。”但汪洋在人大会议期
间将深化改革与中央部委的阻力挂钩，他这样做至少能争取舆论对广东模式的支持，进而影响下一
届政治局为深化改革定出方向：“广东的改革走得比较早，所谓的带头羊，它冲击到了权力格局的
极限了。你冲到这儿再也冲不动的时候，那你只有发声了。我觉得他是在创造下一步改革的舆论，
到了中央以后有更多的话语权。”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也发表社论，称改革已经进入深水
区，仍然需要闯大关，而克服既得利益格局的阻力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限制公权力。社论
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排头兵，先趟过深水区、先闯大关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广东改革
群体的责任。
汪洋被记者问到乌坎事件时表示，广东省处理乌坎事件的办法是坚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而不是维护村支书代表的“小圈子”利益。汪洋还透露，下半年召开全省会议时，会将乌坎经验推广
到全省。广东汕尾乌坎村村民因为土地纠纷和村委会选举舞弊举行抗议活动，与当地政府一度形成
对峙局面，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后来广东省政府介入，承诺举行村级民主选举，抗议平息。结
果，乌坎人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领导人。乌坎从而被外界认为“在民主选举方面开了先河”。汪洋
说，乌坎事件最终结果令村民满意，社会给予积极评价，关键要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还
称广东省处理乌坎的手法，并没有任何体制的创新：“只不过我们把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村民
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如此而已”。他说，改革首先要从政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
令各级党委和政府真正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
对于乌坎选举经验，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海外媒体的话表示，这在中国确实并非新鲜事；因为中
国村民选举早就放得比较开，但很多地方都流于形式，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上头对村民选
举施加各种压力；另一方面，村委会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利。而中国大陆的村委会虽然没有行政权
力，却管着集体所有的土地，影响征地拆迁，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相当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都想
操纵村委会选举。因此对广东推广乌坎选举经验并不乐观；虽然汪洋比较开明，但“因为他首先是
站在执政党执政的角度上，他的利益和这个集团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
《纽约时报》报导称，乌坎选举充其量是“北京的一副天鹅绒手套”，因为不断有新的证据显
示，要改变造成乌坎问题的体制很难，更不会启发北京效法。报导举例多个事证，例如乌坎南部的
渔村水甸村抗争时间和乌坎差不多，但村民表示北京和广东的官员没有理睬他们数百亩土地遭盗卖
事件。一名34岁的失业男子蔡玉田表示：“政府不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市里
的官员和村官一样腐败。”报导说，“乌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例子”，从当时乌坎村民的标语“乌坎人
民冤枉！”“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可见，乌坎村民起先并没有指望省政府，只巴望远在北京
的“中央”能做他们的“靠山”。可惜的是，“那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原是既得利益使然，上下官僚一
体，维持政权。”
当前，中国大陆“政改”风声密集，频频见诸报端，给生活在凛冽政治氛围中的一些中国人，带
来“阳春”将至的遐想。《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两天后又一篇要求
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文章《回应群众期待，深化司法改革》；“全国政协”的发言人赵启正在“两
会”召开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取得新的进
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更是有惊人的言论：改革就是要从执政党和政府的头上开刀。……
可是正当领导们的讲话再度鼓舞起人们的遐想之时，冷冰冰的现实却又极不协调地呈现在人们
眼前：在“两会”期间有一份一百多名公民签名的建言书在网上向人大、政协和中共“十八大”呼吁官
员公布财产的呼吁不仅被消音，“美国之音”的消息还说有多位支持这项倡议的签名者被地方喝茶警
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玄机，答案恐怕只有从“维稳”二字中才能找到线索。今年的“维稳”预算
再创新高，超过7千亿元之巨；河北省更是忧心如焚地派遣干部下乡蹲点“维稳”，要求干部们住在
农村基层一直到10月份；……。把这些事件拼凑起来，不难得到一个整体的印象：“维稳”是当前执
政党的第一要务。而在这个时候，官方密集地放出“改革”风声应当与“维稳”目的有关。《人民日
报》的文章《回应群众期待，深化司法改革》也不经意透露出这种心态，“回应群众期待”意味着民
众对当前的司法环境相当不满，表示有意要改，要老百姓保持“期待”。
所以简单地说，“政治改革”的口号也是基于“维稳”考虑的一种策略。今年中国大陆党、政、军
都面临着大换班，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如何平稳度过成了高层当务之急。但如果百姓确信权力的交
接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对党的积极作为丧失了一切希望，自然就会倾向于自己用行动去争取公正，
乌坎就是前车之鉴。
回顾10年前的“胡温新政”，只停留在废除收容遣返制度和废除农业税的层面。也就是说，如
果“新政”和“改革”的初衷只是为了维稳，那具体措施就不会超出多向群众让一点利、安抚一下情
绪、让大家“安生”一点的层面。就像废除农业税就是为了减轻农民的一点负担，而中国农民又是一
个人数众多、生活困苦、易于满足的群体，一点“改革”就足以博得他们的口碑。然而，随后而来的
却是大规模征地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农民在
这个过程中深受其害，保守估计全国有上千万的失地农民，为祸之烈远不是取消那点农业税所可以
抵消的。
而汪洋所说的要拿执政党和政府开刀，这刀怎么动呢？是要开放媒体、力行舆论监督，还是允
许自由集会示威、让民众直接向官员施加压力？这些期待恐怕都不现实。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
稳——维官权之稳，那么“拿执政党和政府开刀”无非停留在这样的层面：限制官员的公款开销、限
制官员的福利、当官员支配公帑时增加一些体制内的审批程序。除此之外，所谓改革的内容还可能
包括对现有法律体系的修补，对户口管理和公民出入境管理上更为宽松等等。但体制不变，事实上
就没有什么可改——即使官员的挥霍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限制，但广大“公仆”们的“创造性”和“主
动性”是无穷的，只要党还需要他们行使不受监督的权力去控制社会，他们就会想法把一切损失都
找补回来，并且变本加厉。
所有政体的渐进改革，无非两造：一是削弱专制力量，二是扩大民权。只要在这两方面中做到
了任何一方面，都算是有实质的进步。如果一切行动都不涉及这两个方面，所谓政治“阳春”则不可
避免会沦为又一次“叫春”——口惠而实不至。有许多中国人对急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恐惧，
希望走一条渐进式的变革之路。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一条“渐进式的道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它至
少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和步骤——
首先，限制警权、司法独立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也就是说从削弱“专政手段”开始。 专制政
权的共通之处就是警察治国、警权过大且不受约束，当政者需要百姓感到人身安全时常处于威胁之
中。所以限制警察权，拔掉官权爪牙、至少给它戴上个套子，对民众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如果汪洋
所说的“拿执政党和政府开刀”能从这一步开始，就意味着他在真正的改革。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警
察权受到从国会、法院到舆论多维度的监督；中国即使一下做不到这么全面，至少可以成立一个由
律师、法律学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组成的独立监督委员会，公开受理公众对警察滥权的投诉。
其次，司法独立。司法制度改革的衡量标准只有一条线，司法独立或不独立。独立了就是有司
法改革，不独立就是没有改。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司法独立甚至比立马开放言论更加迫切。因为对
于想走“渐进式道路”的人来说，必须清楚一个事实，权利到来之初必定是脆弱的，当权者仍然控制
着大部份公权力和话语权。就算某一个地方办起了敢言的报纸，当权者则可以罗织罪名说它造谣、
传谣、误导公众而封杀它。就算某一个地方人们可以争来一个县级、市级的直接选举，当权者可以
编造罪名，说这个带头的人有经济问题、或者嫖娼什么的，把他抓起来。所以司法独立是社会公正
的最后盾牌，只有当局没办法操纵司法来给人随意定罪，人们的恐惧才会削弱，这时人们才会放开
胆来说话，其它权利才可能被充分被实践。而司法独立，能使得“渐进式转型”过程中的冲突纳入一
个透明和制度化的解决途径，避免无序的斗争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解决冲突的过程也是树立全社会对未来信心的过程，如果不能由一个独立的系统来实施，这个
过程又会回到宫庭政变和厚黑学的那一套，成为一种不透明和破坏性的力量。如果司法权能够率先
从集权体制中分离，就算司法系统里的人和旧体制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公正性没办法做到那么
成熟、完美，这也算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司法权作
为社会矛盾的唯一裁决者，除了法院外没有人有权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第三，落实宪法中的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权利也很迫切，这是避免社会情绪突破临界
点，造成不可挽回的动荡的关键。 在削弱专制力量的同时，需要逐步扩充民权；中国当前要求最迫
切的领域一是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就算承认人民能够成熟地行使民主权利还需要一个锻练的过
程，但至少市一级的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直接选举眼下就可以实施。因为市一级、甚至省一级的选举
议题涉及不到国防、外交、金融货币政策这些高深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性的议题：市政设施建设、
学校教育、地方治安等等，和选民的生活环境和切身利益的关系都非常直接，民众完全有能力判断
哪种方案对自己有利。而且这一级的直选，由于主要是地方性议题，也不需要动用很大的资源来进
行竞选宣传，使选民理解参选人的政纲，在街谈巷议中人们就可以把各种方案的优劣讨论得清清楚
楚。
权利，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观念。这些权利要能够真正成为人们的行动，
前提是人们要免于恐惧，不用担心自己因为参与了上街游行会被喝茶、丢工作、甚至失去人身自
由。所以司法独立和限制警察权可能需要先行。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以上并不是对于中国未来的预测，而是顺着一些想走“渐进式道路”的人的
想法，从所谓“顶层设计”出发所勾勒的路线。而在实践中，也许某一个地方的民众突破恐惧，一次
大规模、持续的抗争就能够使现状迅速改观，不必再遵循事先构思的步骤。但仅仅从“顶层设计”的
角度出发，要推行实质的政治体制变革，以上的内容和步骤也实在是不可缺少的。这就需要执政党
向民众让权，否则完全不可能触及当前矛盾的实质。
遗憾的是，这一切是权贵们所做不到的。其对社会完全控制和为了维持一竿子到底的绝对“维
稳”，所制造的问题太多，所有问题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某一个领域失守，就很可能导
致全面崩盘；比如对文宣的管制一旦失去，人们知道了中国当前真实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立刻就
会转成政府的问题；人们一旦知道了过去官权力制造的种种冤案的实情，一些官员马上就面临着司
法审判；……。所以，这一轮所谓“政治改革”，估计最终又会落到让民众耐心等待“从量变到质
变”的说辞中去。
但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有无限的时间。如同升学，小学六年级毕业考试，及格的能
升入中学，不及格就无法毕业，这个时候就只有及格和不及格这一条线。此时就算一个学生的考试
成绩从30分“量变”到了50分，但只要没到60分及格线，他也无法毕业。这时候人们，不会再去问从
30分到50分有多大的“量变”，也不会有人去区分考30分和50分有什么不同。而中国，现在就是到
了这个升学考试的时刻：只有及格了，才能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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