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城市化的陷阱

伪城市化的陷阱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30 16:59:53
现在，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将重点放在失衡问题上，也就是储蓄率和投资过高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访问北京时再次强调中国的汇率问题。很多批评人士都忽略了这一点：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结构性转型，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30年前，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业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一以上。而如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各占50%，但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0%。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存在失衡现象，但中国消费占国内GDP的比重并没有被刻意压低。相反，它是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的。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失衡现象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大陆近些年来的所谓结构性通胀，主要来自农业，特别是广泛急速的“城市化”贻害无穷，造成整体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供应城市副食品的生产基地改在遥远的未开发区，加重了生产和运输成本，这些都成了这一轮CPI涨幅格外凶猛并持续蹿升的主要源头、祸根。

肥沃的珠江三角洲早已无田可耕、无菜可种。今天，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农耕时代物产丰饶的杭州，也随着城市化而容不下一块菜地了。据杭州市农业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杭州市主城区蔬菜种植面积22.33万亩，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16.3万亩，平均以每年10%的速度在减少。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像杭州、苏州、嘉兴等城市的蔬菜自给率都不超过30%。

据中国2010《改革内参》第42期文载，在1980年至2005年中国城市急剧扩张期，GDP每增长1%，便占用农地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从1965年至1984年快速发展期，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仅2千5百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占地面积是日本的8倍。

正当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时候，大陆官场竟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群。2003年，官场就鼓吹大陆的城市化水准已达到40.5%，提前6至7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并已进入“加快发展期”。宣称至本世纪中期，全国“城市化”水准要达到65%至75%。在官场狂热的/推动下，数年来各地“城市大规划”达到了高潮，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34倍进行规划。2010年8月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城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而当“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造城”盛况更发人深省。比如内蒙古清水河县历时10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3千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英国城市化水准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中国大陆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10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要走完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还美其名曰“跨越式”发展，官场热衷“超英赶美”的劲头又上来了。高铁建设太超前，温州动车之祸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当年毛泽东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的“大跃进”饿死了4千万人，官场为了自身的利益，至今不愿正视并从中汲取教训。“城市化”这种罔顾市场规律，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设定的揠苖助长瞎折腾，越来
越多的老百姓在问：祸国殃民何时休？！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迈进，还是近30年的事情，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从来就是一件任重道远之事，非常复杂，需要解决许许多多的前置性、伴生性和矛盾性的问题。将农地变成工地、将农民变成市民，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只是城市化进程一个小小开头，还处于名义上的城市化阶段。还有一个二次城市化的问题，必须在收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取得与城市化速度相并进的增长，并且使这个综合权益结构层面转变达到非常稳固的水平。本质地看，这才是城市化的终极要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是一个建构坚实社会福利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育消费能力的过程。绕开这些重要环节，凭空地、人为地要搞什么城市化的“大跃进”，灾难性的结果必然是难以逆转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农立国之格局，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

一是人口太多，而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与发达国家比相差都很远。

如果2020年中国有15亿人口，60%城市人口就是9亿；本世纪中人口17亿，那么75%的城市人口就是12.75亿。这样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设施才能支持？中国大陆并没有周全和通盘的考虑与规划。

二是中国可利用土地资源十分贫乏。中国的陆地面积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但不可利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干旱地区占去三分之二以上，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仅为全球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按规划，中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3%至6%，约30万到60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即几乎相当于全国平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在西部地区甚至高达80.9%。如今中国大陆一年审批的各种建设用地大概是400万亩，其中约280万亩左右是耕地。通过简单的推算可得出：若中国维持这一速度占用耕地，10年内就将触及18亿亩最低耕地的红线。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尚有19.45亿亩，仅过7年，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而1997年到2010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就达2746.5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版图。随着大批豪华厂房、楼宇和各种“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不仅造成了一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粮食产量接连滑坡；更为甚者，耕地消失，不可再生，如此滥殇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造成了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恶果，我们的子孙后代吃什么？谁来养活未来的中国？！

在大陆，2008年全国卖地收入为9千6百亿，2009年为1.59万亿。2010年为2.9万亿。政府每年从中国大地掠夺12万亿，这些钱成为党政的私款，单2010年的三公消费是1万1千6百69亿元。城市化衍生的土地开发，房地产虚旺，为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贪官掠财的主要途径。10多年来，大陆涉房地产贪渎的大案层出不穷，数量谁都无法作出准确统计。官商利益一体化在中国大陆疯狂追求GDP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的毒瘤。大到政府官员小到根本算不上政府工作人员的村委书记都妄图从中谋取暴利。

仅看首都北京，大陆权贵们通过国企、央企把黄金地段土地，以国家的名义霸占下来，然后，高价转手图利。比如2010年，北京市在新一轮的抢地热潮中，有6块土地被央企拿走。尽管很多央企没有房地产开发这一项业务，但是他们却通过技术处理，可以让央企资金流入“子”公司，由“子”公司出面买地。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资料显示，仅2010年6月份，北京的土地出让收入就超过百亿元。土地市场上演的这出“国进民退”大戏，已促使京城溢价率超过100%的土地，在短短一个月之间由17%蹿升至56%。人们不禁质疑，央企为何频拿地王？拿到了大笔国家投资的央企不去搞实体经济，而是跑到房地产市场来兴风作浪，

混水摸鱼，背后都有中国大陆的政策开路，牵涉黑幕重重的官场。天子脚下的北京尚且如此，地方上就更不用说了。

英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进程，都充分考虑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并在社会公平方面着力，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英国的“圈地运动”源于工业化需求而非城市扩张需求，面对大量失地农民，英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

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中国大陆城市化土地制度却非如此，而是所有城市化用地，一律经政府征收，转为国有。这些土地不是用来发展工业为城市化配套，而是大量用来发展房地产，被党官变作生财的工具。失地的农民得到的赔偿微不足道，不少地方的农民的集体土地甚至被村委书记私自卖掉，村民一分钱补偿都得不到。就算侥幸有，政府征用农地最高补偿标准只能是该土地农业产值的30倍，而很多地方补偿标准不过是农业年产值的10倍左右。近十几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所得价值总额，据说高达20万亿至30万亿元，“国退民进”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以福建为例，按照当地政府的标准，一等农田产值被划为每亩,1600百元，征地补偿按该耕地年产值的25倍合并计算，一等地征地补偿仅为每亩4万元左右。而福建省厦门市
2009年土地出让价格可以达到每亩20至30万元，若经过2、3级市场的再转让，土地价格可达到每亩百万元以上，农民集体所获得的征地补偿只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几十分之一。

2006年四月，国土部将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列为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至2009年又陆续批准了19个试点省市。该政策下，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就让地方政府有机会把手伸向农民的宅基地，让农民“被上楼”以获得良好地段土地谋取暴利。

在中国大陆这种双重盘剥政策下，农民不仅失去赖以为生的田地，连住宅也在国家开发、政策征地的名义下被强抢去，以致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农民为“保家园，抗强拆、反征地、反灭村”的无数冲突、上访、打官司，甚至演变成骇人听闻的暴力侵地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2010年中国估计出现了18.7万起“群体性事件”，其中65%与土地纠纷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四川成都的唐福珍，江苏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湖南株州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抗争；到温州乐清反征地的“维权村长”离奇地命丧车轮下，背后都有中国大陆官员直接支撑参与。

2010年10月8日，广西北海市为了拆迁几个村庄，有关部门不惜动用防暴警员，于凌晨五点将睡梦中的村民铐上拖出家门，然后强搬东西、拆房。北海市政府还强行推出了“株连拆迁”措施，意为拆迁户若未签署协定，家属职业就会被暂停，彻底使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江西宜黄农村，2010年亦发生了一宗被强拆户自焚并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其中当地官员对拆迁户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和对死者的抢尸大战，在媒体曝光后震惊全国。而该县一位地方官员于事后却在媒体发表了一篇《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奇文，其文章和博客吸引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和评论。这位化名官员的“直抒胸臆”，不仅为人们窥见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之一斑，也使人们反思中国大陆的历史。基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的诞生
本来就是暴力的产物。60年来无数人的身家财物被共产，不仅包括掠地强拆，中国大陆的一切都是强取豪夺而来的，被此文一语道破。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土地都是私有制，无论是皇帝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1978年，修宪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为国家所有”的条文，城市化更进一步把农民的土地都以开发的名义转为“国有”。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有化，“国进民退”远远超过1950年代推行的强制性公社名义的国有化。因为当时私有的农地在集体化之后毕竟还是由农民集体所有，而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发生的强征强拆，却代表了对一个为大陆政权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群体的所有资产权，彻底全面地被没收掠夺。这是国家垄断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它靠垄断和掠夺，不靠竞争去掠取巨大的超额利润。大陆各级官员及其庞大的权贵集团，全面地把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无疑开创了一项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强横的剥削压迫记录，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记录。

据大陆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6千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百万人。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

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大量入城的农民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等远无法与有户口的城市人相比。天价的商品楼也使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高昂的住屋租金更令他们难以在城市长居，种种不公使他们不能融入城市而沦落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缺少技术专长，他们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绝大部分处境艰难。例如在深圳，人口有1200万，正式城市户口的却只有3百万，大量的农民工居住、职业、社保、孩子上学等问题，都没有基本的保障。

国家统计局对2942个失地农户家庭抽样调查也显示，7187名劳动力中，征地安置就业只有197人，仅占2.7%；外出务工1784人，约占24.8；经营二、三产业1965人，约占27.3；从事农业1807人，约占25.2%；空闲在家1434人，约占20%。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最宝贵的家庭财富，失去了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就业岗位，失去了上能养老、下能抚幼的长期生活保障资源，而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流离失所，生活毫无保障。

回顾历史，酿成中国朝代更迭的因素，往往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田无家，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而“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华夏自古便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今天，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权贵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无视为其政权立过汗马功劳的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已使中国社会埋下了诸多不稳因素，星火燎原只是时间问题。

据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7%，日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世界银行行预测，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个，届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但同时指出中国有“伪城镇化”问题存在。这些报告指出的都是事实，一方面是有大量的“伪城市化”；还有大量的是“半城市化”。从《厉有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造成这两个特别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现有土地制度，另一方面是现有户籍制度，两者紧密联系。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权利也往往无法获得保障。可以说，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权利、利益都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即使《宪法》和现有的法律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经常被限制被剥夺。

现有的“伪城市化”和“半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有关系，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发生大量的征地现象，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利益遭到很大的损害。另外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已经离开的乡村，进入到城镇中工作和生活，甚至已经工作和生活了十几年，但始终没有获得城镇所在地的户籍，也因此无法行使最基本的权利。比如，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完全悬空，他们没有办法在长住的城镇行使这些权利，因为户口限制，他们不能成为本地的选民和候选人，又因为长期脱离了乡村，也不可能回到乡村参加选举。

中国有一到两亿最有判断力的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民，他们的政治权利被悬空了。先不评论政治权利的分量有多重，但很多人讨论城市化中农民权利的时候这点是很少被注意到的。还有其他的福利如医疗、教育、在《厉有为文集》中，有大量内容，就是论述和呼吁解决这些问题的文章和退休养老保障金等。他们为这个城市做出很多贡献，但是从城市那里得不到本该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在《厉有为文集》中，有大量内容，就是论述和呼吁解决这些问题的文章和提案。

大陆专家们谈到伪城市化的时候，还指另外一个内容，城市化只是土地的城市化，所占用的土地扩张非常快，人口的密度反而在下降，考察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中国城市化的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这种现象涉及到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所以城市化过程中，不管是发展工商业，还是建造住宅，第一步就是征地，政府因此获得巨大的收益，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就拼命的征地，导致了大量城市土地被闲置的现象。

已经完成了征地程序的所谓城市，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工商业，也没有住宅，也没有人居住，这种现象在地级市和县级市非常普遍，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周边也有大片荒废的城市，这也是人类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就是和土地制度有关系，政府就是想通过土地赚钱，对于土地的用途政府没有作科学合理的安排，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逐年下降。

在中国经济失衡即储蓄率和投资过高的问题上，农民工的储蓄率远高于城市居民，在某些城市，前者的储蓄率甚至是后者的两倍。由于没有户籍，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农民工未雨绸缪的动力更大，因此消费更少。在许多沿海城市，这些农民工在劳动力中的占比约有一半，这就是这一群体对中国个人储蓄率影响重大的原因。总体而言，鉴于结构性转型对家庭收入下降和城市储蓄率上升所造成的影响，过去10年造成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中，约有七成可以归结为结构性转型。金融抑制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仅限于三成。

宏观失衡现象可能变得更加极端，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工人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经济活动上。只有在西方国家看来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会反映在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

观念的差异会影响那些旨在减轻中国贸易不平衡程度的西方政策。大多数政策辩论都在关注汇率和利率水平，因为集中关注这些足以吸引媒体的数据远比理解复杂的结构性转型容易得多。但是中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60%至70%，这种转型无法忽视。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宣布，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决策者无法逆转城市化进程，但他们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如果农民工在打工城市享有户口或居住权，他们自然能有安全感，进而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水平。如果决策者想要减轻这种结构性转型的影响，就更应关注中西方城市化的差异。

而上述，也是厉有为一直坚持不懈的关注和努力的目标。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四，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