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07 14:31:49
北京《财经》杂志曾《高官贪腐录》，调研了23年中落马的120名
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该刊编辑雄心勃勃地表示，试图呈现其在不同
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时代特征，通过这些贪腐行为集中于哪些领
域，以何种方式交易，因何暴露，应如何预防、惩治？找出共通规律，
为“政改设计者和实施者鉴”。报道称，中国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
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
1987年至1992年，表现为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流量腐败；1993年至
2002年，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领域腐败；2003年之后，呈现复合式权力
寻租，尤其是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买官卖官”大量出现。对应于每个时
期，体制上正好经历了“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重新定
位、民间资本的躁动、资本市场的开放、房地产市场与国有土地转让的
结合，以及政府向集管理、服务、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为一体的“混合
体”的转型，大大扩充了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落马高
官在地域分布上覆盖更为广泛，在34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1个省的省部级
高官落马。而这一时期，官员腐败的方式极为复杂，呈现出复合性和变
异性。其中官位寻租成为主要、也是最恶劣的贪腐方式之一，为“超越委
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
从1980年代以来，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30年来，官
员腐败的数量不断增加，层级不断提高；滋生腐败的版图涵盖公共权力
各个领域。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
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但也有例外，像广西、贵州，经济相对落后，
高官腐败却并不太落后）；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
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也相对较多。这表明，
谁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腐败的几率就越
大。从年龄结构分析，腐败高官开始犯罪时的平均年龄约51岁，最小的
36岁，最大的65岁。其中，大多数腐败高官是在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
开始犯罪的。从职务结构分析，这些高官都有显赫头衔，包括中央政治
局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省
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从腐败发展趋
势分析，19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高官腐败案件也就是1至2起，个别
年份空白，而从1997年开始，逐渐趋上升之势，2010年达到峰值（12
例），说明高官腐败案例的判决数量在呈逐年上升态势。而且高官贪腐
涉案金额也在不断增加。百例案例中，共涉案金额约万亿元，平均每例
约千万元。而1980年代2例，1例受贿2万多元，另1例没有涉案金额纪
录；19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额约366万元，平均每例约24万元，其中
最高涉案金额55万元。
高官腐败犯罪线路大致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一，通过帮人办理各种证件、争取各种计划指标而受贿；二，通过
工程项目营私舞弊而受贿；三，通过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而受贿；
四，通过土地、房产暗箱操作而受贿；
五，帮助公司违规运营而受贿；
六，组织人事腐败，如通过帮助升职、留任、调动工作、就业等而
受贿；
七，庇护犯罪，如通过庇护经济犯罪，帮助走私或违规进口，干涉
有关案件的办理，为律师谋利等而受贿；
八，贪污挪用公款公物；
九，滥用职权，如，支持开设“博彩”项目、支持和纵容违规经营、
武断决策引进项目失败，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等；
十，权色交易，如包养情妇、重婚等。
1980年代后期及1990年代前期，高官腐败涉案面相对单一，而且主
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
高官利用计划内行政审批权，“走后门”、“批条子”，搞“权力寻租”活动。
1987年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人办理香港单程通行证而受贿；一个为
报答“红颜”而为公司货物走私开绿灯。1990年代初宣判的两个案例，一
个帮助农民联系水利工程和办理采金人员指标而受贿；一个收人钱物
后，帮人办理计划外运煤手续。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高官腐败向权力
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涉及
违规贷款、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股票上市以及产品审批等事项。到
了21世纪，高官腐败开始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如麦崇楷、丁鑫
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韩桂芝、徐国健、侯武
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则“买官卖官”。……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腐败高官大都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
多以个体“点”上的腐败为多；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开始出现“由点到
面”的“集体腐败”，并且陆续挖出了一系列所谓“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
的现象成为反腐常态。如1995年王宝森的自杀，同时牵出北京的另外3名
高官（陈希同、铁英、黄纪诚）；海南的3名副省级干部（韦泽芳、辛业
江、孟庆平）都是在1996年同时落网；广西的徐炳松、成克杰案都是在
1998年和1999年前后被揭发。21世纪初宣判的沈阳原市长慕绥新案就与
马向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案纠缠一起，被称为“慕马案”。“慕马
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与“慕马案”同时
出现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公
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深陷其中。2005年判
刑的韩桂芝，曾多年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后来当了省政协
主席，掌控较大的人事任免权。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大
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2008年宣判的
陈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窝案”的主角，该案也牵涉国家统计局局长邱
晓华和上海的一批官员。2010年立案查处的铁道部腐败案，至今仍有新
的线索被不断地曝光。……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东窗事发，与山西晋城女商人丁书苗不无干系。
据说丁书苗案牵连多位铁路系统中高层人士，也正是这位女人成揭开铁
道部腐败黑盖子的突破口，继而揪出了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副总工程
师张曙光等人系列腐败案。细数中国近十几年的腐败大案，无不与权色
交易有关，每一涉及官员的腐败案件，不管当事人职务高低，背后总有
一个或几个乃至几十个女人一并曝光。这些女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中，用新的权力去遏制已有的权力远非
良策。而真要做到消除寻租，防止设租，关键在于还人民以选举权，并
摆正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位置。
尽管最高层开始要求官员报告个人及家庭的具体事项，包括出国移
民等，但在并没有起到效果。许多官员的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裸
官”一词应运而生。这个词汇最早被用在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身
上，其妻儿早在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其本人于2007年案发，后因受贿
罪、玩忽职守罪在2008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省部级“裸官”还有：
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女儿投资移民美国；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
其子移民新西兰。……
2010年7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重获修
订，与2006年相比，新规还将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
内容，其第三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
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由于规定所要求报告的内容并不公
开，申”而不“公”，使贪腐不能曝于阳光之下。公众无从监督，因而执行
力度有限，被认为治标不治本。目前中国这一制度建设仅限于党内规
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相
差甚远，实效也微乎其微。
研究发现，对权力的制衡缺失和监督不力使得贪腐的多发成为可
能，在天然的逐利冲动下，商业、房地产和金融等领域以及官位买卖成
为贪腐高发带，大型国有企业更是成为贪腐的温床。
根据权力类型的不同，统计表明寻租空间最大的当属“行政审批
权”腐败，达到七成；审批权之外的“其他行政执法权”占10％，“人事任
免权”占32％，“司法权”占16％（其中成克杰等贪腐官员涉及多项权力混
合腐败）。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作为手握审批
权的“一把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双鸽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康裕制药
有限公司等八个单位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以权谋
钱，收受贿赂649万元。
当时药监系统实行集权管理，审批和监督的绝对权力控制在少数行
政官员手中，权力严重“家长化”。而仅将行政权分立并不够。更重要的举
措在于减少、限制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还市场与民间以更大的自由，
由此抑制寻租空间。
司法领域的腐败亦占到很大比例。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
凤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执行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财物，合
计受贿金额76余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利用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五人谋取利益，先
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另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
公款人民币308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2010年3月，黄松有终
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中国大陆司法系统因贪腐被判刑的最高官员。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看来，抑制司法领域的腐败，首要的任务
是推进司法独立改革，在赋予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职能的同时使之去行政
化。
房地产业则是腐败官员的重灾区。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从卖地的
官员，到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都需要行政官员参与。与中国
地产业近年来飞飙猛进一致的是，房地产业也成为钱权交易的“热土”，
在统计中亦占到近四成。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法
院认定2000年至2006年，杜世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诸如解决企
业纠纷、项目审批、开发房地产、购买别墅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的
财务折合人民币626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安徽省原副省长何
闽旭、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等高官的落马，无不与房地产腐败
案有关。媒体评论“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与房地产商形成了一条权钱交易
的利益链条。”
对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发原因的统计为反腐带来的启示是，案中
案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有效方式，而内部反腐则不如群众和舆论监督，党
内反腐不如法治反腐。
在120人的样本中，有据可查的案发方式有91例。在这部分人当
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60.44％；被举报的占
25.27％；存在失踪、出逃等行为异常的占4.4％；另有9.89％的其他案
发方式。上海社保案揭盅之时，一个“夫人俱乐部”映入公众眼帘。这个
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夫人为主要中心的夫人集团，形成了一个独特
的圈子，并与腐败力量利益共沾。而官方针对陈良宇的通报称，“道德败
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有
一人曾3次堕胎。”来自中西部的一位高官妻子，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大
院，如同一个寡妇村，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夫人们在一起议论，发
现最长的一个官员已长达8个月未回家睡觉。”另一位高官夫人告诉记
者，她为人活络圆通，在年轻时拥有男人一般的刚强性格。在那些并太
愉快的年代里，她在丈夫身后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在丈夫勾心斗角
于官场的日子里，更是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用独有的智慧和魅力出
谋划策、冲锋陷阵，甚至博得了“外交夫人”的美誉。但针对丈夫的情
妇，她既不能举报，又无法离婚，移居国外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对照41名样本高官，他们的妻子年龄相仿，但从事的工作多为辅助
性的文秘、离退办等清水单位的闲散职务。对应于高官们的学历与出
身，这些妇人多数为他们“落难”时相识，还有农家妇女，一起走过数十
年，已无分家可能。在缺乏社会监督的环境下，个别官员手中的权力仿
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实惠。
在中国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权力寻租极易通过裙带路径扩
张，制度疏漏还相当严重。纵观高官的“情妇门”现象，即是明证。这些
官员一路扶摇升迁，尾随其至少10年的情妇们亦雨露均沾，足见申报规
章在此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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