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17 17:55:20 浏览 10205 次 | 评论 30 条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
宣之使言。”早在两千八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就睿智地认识到让人民开口说话是一个政权能够存续下
去的保障。如果不让人们说话，就像堵塞了河流一样，终将造成洪水决堤，破坏力极大。因此水利
在于疏通河道，执政在于疏通民意。民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压制民意，无视民意。因为民意并不
会因为当局的压制而消失，反而会因此而与当局形成对立。选择了压制民意，也就是选择了站在民
意的对立面。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长时间地站在民意的对立面而不倒。因为这“维
稳”的代价太高，早晚撑不下去的。就像堵塞了河道一样，即使不断加高堤防，也终究难以承受洪
水的压力，而这洪水却是堵塞河道者自己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压制民意就等于在埋葬政权。
回顾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民意，以及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普遍高
涨，让某些当权者深感恐惧，因此他们进一步加强对网络，尤其是微博的控制。这一切所作所为，
都说明既得利益集团非但不肯在这次惨烈的动车追尾事故中汲取教训，接纳民意，反而顽固地站在
民意的对立面，防民之口，压制民意，与古往今来所有站在民意对立面的政权如出一辙。从政治的
角度来看，只要手中有权力，压制民意是最容易的，只需愚蠢和胆怯就能做到。接纳民意却是最难
的，因为这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一个政治家是否具备智慧和勇气，只要看他如何面对民意就一
目了然。
但在中国当前形势下，非智慧与勇气不足以化解危局，缓和日趋激烈的官民对立。某些当权者
选择进一步压制民意，制造对立，并非当权者不知压制民意的危险，而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暴政给
自己制造出来的汪洋大海般的‘敌对势力”面前，坐困愁城已经失去了突围的信心和勇气，只剩下了
饮鸩止渴。其高歌胜利的一贯作法变得更加娴熟，更加与时俱进，其盛世的伟大辉煌与胜利成功
是：
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
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
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
子！然而，你给他装孙子，他说你不老实；你玩命说老实，他就说你造谣。……
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了，对其原因的探讨，至今依然是理论家感兴趣的话题。一个政权的垮
台，虽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当中蕴涵着必然。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就
是“苏联体制”严重违背民心。
第一，这个体制不要民主，只要独裁。当然，苏联的统治者不叫独裁而叫“民主集中制”，“民
主集中制”就是独裁的别名。在这个制度下，民众的声音根本发不出来，这样一来，人民大众完全
排斥在在这个制度之外，民主的基础完全丧失。在完全排斥民众的前提下搞集中，只能是独裁。因
为有集中权的只能是统治集团。即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所谓的民主也成了“变形金刚”：服从最高
当局就有“民主”，稍有不同意见，不是“反党言论”，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律无情打击。
第二，这个体制不要自由。准确说，是不允许民众自由，只让统治阶级当中极为少数人享有自
由权。在这极为少数的人中，惟有最高领袖拥有绝对的自由权，其他人只能给领袖“跑龙套”：他们
只有点头同意领袖意见的份儿，没有反对的权利。民众一点自由也没有？当然有，那就是完全、坚
决拥护并执行最高当局的指示；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第三，体制不要“法制”更不要“法治”。苏联有法律条文，那基本上是政治花瓶：只治民，不治
官，尤其不治权势者。统治集团内部自然也有不甚合最高领袖心意的人，在这个时候，领袖就要对
他们“依法严惩”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最好的例证。苏联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统统都是用来对
付老百姓与那些政治反对派的，不是用来维护民众利益的。
单就这三个问题论，“苏联体制”严重违背民意、民心是不言而喻的。在苏联存在的近乎3/4个
世纪里，苏联人民基本上沦为该体制的奴仆。“苏联体制”是个奴役民众的体制，是个褫夺人权的体
制，因而是个不得人心的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中国一些理论家对这个问
题可不是这么认识的，比如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吴恩远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就坚持
认为，“苏联解体，体制不是主因”。该文章说：“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其实如同任何社会体制一样，
自身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苏联当时仍然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非一定‘无可救
药’”。不错，“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确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但在这样两种因素当中，
哪一种因素占据着主要地位？综观苏联的一生，其体制当中否定的因素占主导地位。前述三个主要
方面的缺陷就是这个体制的致命伤，它是无法依靠该体制自身的力量来医治好的。
把苏联解体之罪过完全归之于戈尔巴乔夫，说是他的“制度”和“体制”对苏联解体起了坏的作
用。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起过重要作用，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这种作用基本上的正
面的。就算戈尔巴乔夫起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那么一个负面作用的体制居然能够使一个世界第二
个超级大国解体，也说明维护这个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政治体制不堪一击。苏联垮台，连它的党员
都没有人出来捍卫一下，更不要说苏联普通老百姓了。这样丧失人心的政权，从长远来看，所
谓“稳定”必然是短暂的。因为这个体制根本与民心背道而驰，与世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与历史发
展进程背道而驰。即使它能够苟活于一时，但终将灭亡。今天的世界是民主自由大普及的世界，是
独裁专制日益走向死亡的世界。使用种种手段来维持一个历史必将淘汰的体制，是不明智的也是根
本违背人心的。如果今天还有人看不清楚这一点，就实在令人遗憾。
苏联死于落伍政治体制，这是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的事实。但一个经过三次革命（1905年革
命、1917年2月革命和10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考验，拥有90多年
党史、70多年国史、2.8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部人民揭竿造反，却于顷
刻间坍塌解体，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什么是苏联崩溃的罪魁祸首？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
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
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
个人决定论”。他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
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
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
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
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
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
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19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
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
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
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但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依然提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叶利钦的党内投机行为，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
结构矛盾、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矛盾是根本原因；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方
面积重难返的弊端是其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反苏战线）是外
部因素”。原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在《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中认为：“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
了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
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
内”：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党风
败坏，严重脱离群众；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该说的全被说了。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在“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也
提出：“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
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
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该说的全被说了，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说“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原因”，这同“专制早晚要
导致专制崩溃”一样空洞，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蜕化变质”，“蜕化变质”是历史的偶然还是
制度的必然。“选举网”的绝大多数读者认同“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但有评论说：“苏
联最终解体主要是红军不听党的话，心慈手软”，“长远地看，专制导致解体是对的，但就某一阶段
看，残暴的专制是可以让一个独裁权力苟延残喘的。”
应该指出，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专制的历史跟人
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中国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所以，
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
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希望专制马上玩蛋，就老觉得“专制是在苟延残喘”；“不是因为老百姓
极度不满才导致政权崩溃，而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极度不满”的事实表明，专制延续必
有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强大逻辑，而专制崩溃只是这个强大逻辑的“死穴”。一旦触及这个“死
穴”，专制就崩溃。
这个“专制的死穴”，是首脑的遴选和继承制度。“老百姓的极度不满”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它只
是制度的需求方面。而制度的供给方面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即“政权寿命”的主导方面是“统治
能力”的“制度供给”，不是涉及“统治成本”的“制度需求”。“老百姓的极度不满”能催生新的“制度需
求”，给独裁者带来极高的“统治成本”，但若独裁者有极强的“统治能力”，“三垄断”的“制度供
给”照样能镇住局面，“独裁崩溃不远”就变得“很远”。所以，说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
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
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
行不义必自毙”，恰恰说明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
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
但“专制的死穴”就在于：人终有一死。传统君主制在挑战者的威胁面前通过“家族继承”来解决
这个问题，现代独裁制则在民主的威胁面前企图通过“亲族接班”来解决这个问题。“亲族接班”的全
部目的是消除“延续统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延续统治”是否成功，取决于“亲族接班”的制度安排
是否可靠。可靠的“接班制度”解决最关键的“新首脑三大问题”：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
新首脑的执政能力是政权“统治能力”的保障，新首脑的执政时间决定政治预期、政权独裁性质、统
治风险等重要方面，新首脑的观念偏向则决定政权对民主威胁的认识。而“苏联模式”的“接班制
度”恰恰是一个在这三方面都有大漏洞的制度：列宁在职7年，斯大林29年，赫鲁晓夫11年（政变下
台），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罗波夫2年，契尔年科1年，戈尔巴乔夫6年（政变下台）。总共74
年，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斯大林在职最长，有29年，树立苏联模式，被称斯大
林主义。这是一种“要么政变要么死掉才换人”的“终身制”，保证“统治延续”的“执政能力，执政时
间，观念偏向”，根本无法在这个“终身制”中得到可靠的落实。实际上，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
能上任，不是因为苏共元老们不知道此人有“观念偏向”的风险，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选一个“老
朽”而像安德罗波夫（2年）和契尔年科（1年）那样很快死去。表面上，苏联的崩溃是戈尔巴乔
夫“观念偏向”出了问题，其“公开性、透明度”的政治改革，使他和新制度的“统治能力”远远无法应
付“统治成本”的疾速上升；可实际上却完全是因为“接班制度”出了“一旦上坡便无法不往下滑”的致
命问题。其要点在于，非限任的“终身制”滋生了巨大的“统治能力”风险：第一，“终身制”导致了个
人独断而非集体领导的政治文化，削弱了政权发挥集体智慧、共进共退、协调意志的“统治能力”。
第二，个人终身独断，容易放大个人能力的缺陷和意识形态的偏向，前者可以因为“昏庸无能”而降
低“统治能力”，后者可以因为“自由化”和“统治成本”失控而摧毁“统治能力”，两者或者两者的某种
结合，都可以导致政权崩溃。苏联的崩溃就主要属于后者。
“精英转变论”中的“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正如吉
拉斯所论述的“新阶级”一样，事实完全可以是“符合精英利益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权贵
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来给任何“主义”下定义。所以，“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
革”也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问题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这个政治改革是有害还是有利于强化“统治
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如此看来，“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的“不可改革
论”也不彻底，因为任何制度都有“可改革性”，关键依然是“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
学者把“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定义为“统治商数”，简称“治商”（有别于“智
商”）。“治商”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是“统治能力”除以“统治成本”之后得到的商数。
只要一个政权制度的“治商”高，只要其“统治能力”能超过其“统治成本”，再高的“统治成本”或“社
会不满”都不能导致任何政权的崩溃。
传统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制度死穴”就在于，“家族继承”或“亲族接班”制度不能克服一种致
命的“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
政治遗传悲剧。只有既能保持政权首脑、又能保障集体领导的“首脑限任制”能够彻底克服“基因悲
剧”。这就是苏联崩溃的真正而又根本的原因：斯大林主义的现代独裁制，由于其领导终身制无法
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
剧下降，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全面崩溃。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制度才是种种历史重复
的主要根据。
在类似“苏联模式”的现代独裁制里（如卡扎菲政权），“基因悲剧”的潜在威胁，要求统治者竭
力降低“统治成本”，降低“统治成本”的最好方法是维系政治忠诚，维系政治忠诚过“施舍私人物
品”，以收买“民心”的福利政策和以收买“官心”的政治腐败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生存，并不惜用对大
众坏的政策来实现对自己好的政治，最后实现“长治久安”或“长治于不安”的政权延续。
不久前，北京市党政机关、高校及国企进行过涉及84人的重要人事任免，对此有海外媒体评论
指，既得利益集团干部任免“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制度，其执行过程就是一个玩笑。”根据网络解
读，从公布的干部任免名单可以反映出北京市干部工作的特点：一是部分市级党政机关、市属高
校、市属国有企业任职年龄到限的领导干部和领导人员退出了岗位，部分区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
察长因年龄原因不再提名，对空缺的职位进行了相应补充；二是围绕区县换届；三是根据市公安局
及区县公安分局工作需要，在市公安局和区县公安分局间大范围交流调整了一批领导干部；四是扩
大公开选拔副局级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运用，结合干部自身专业特点和区县工作需要，选拔部
分考试成绩优异，经过组织考察，素质能力好、有发展潜力的干部到区县工作。自由亚洲电台刊登
特约评论员吴学灿的评论文章，指既得利益集团干部任免制度存在弊端。文章指，为欺骗老百姓的
任期制，各级官员几年一换，或升迁，或退休，或下台，表面上看这种任期制似乎和人类主流文明
社会通行的惯例差不多，但在实质上，也就是由谁决定这些官员的任命、升迁、退休和下台，与人
类文明的正常做法完全相反。在美、英、法、德、日、台这些地方，从最高官员到最低官员，都是
由公民用选票选出来的。而既得利益集团专制政权的各级官员的任用和升迁，决定权在上级，也就
是更高级别的官员的手里。这就使官员产生过程的黑箱作业带来全社会的不透明。权小的、没权的
人始终处于被权大者和有权者操控和耍弄的境地，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只能是惶惶不可终日。文章
还列举了多例各地官员刚上任不久就落马的实例，更有甚者，当选一小时后就被双规；这种现象的
造成，说明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所谓干部制度，即使不折不扣地被执行，也不可能选拔出真正德才兼
备的人才，“更何况这种漏洞百出、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制度，其执行过程就是一个玩笑。”
作家杨天水早前亦曾撰文表示，买官卖官是专制制度顽症和绝症。他直言，大陆社会的卖官买
官泛滥盛行，只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快速崩溃，人们还会在现代世界的和未来中国的官场实践中看
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遏制卖官买官的腐败行为；当局就是抓捕再多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也不
能挽救旧体制的崩溃。
然而，“统治商数论”有很多政治含义，但最大的一个政治含义是：“残暴专制导致专制解体”是
一种善良的幻想。只有“抛弃幻想”，才能“轻装前进”，“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也才能终结。如果
有人对专制的崩溃还心存幻想，建议去读读网络上“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为什么民主的最
大敌人是民主化？”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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