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6日，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撰文，说人大闭幕，温家宝出席记者招待会，《华盛顿邮报》记者问：“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温家宝回答要“循序渐进”，说：“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这大概是高层的统一观点。
多年来，大家呼吁出台直选时间表，对此当局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如果高层有人反对直选，应该向国人说明真相。现在不能讲，将来温总理卸任可以找机会说明，国内不方便，可以到港、台，出回忆录。李鹏卸任后在海外出了回忆录，朱镕基也出了类似回忆录的《朱镕基讲话实录》，顺理成章温家宝也可以出一本“实录”之类的书，说明高层的重大分歧。
党内的争论、分歧，应公诸于众，这也是一种作为。现在所讲的“循序渐进”，实际上就是无限期拖延；孙文广教授说，我最近要在香港出版一本《选举实录》，其第七章《台湾选举》中有篇《台湾哪年直选乡镇长？》的文章。该文论述了台湾所以能够在1950年开始直选乡镇长，至今已经举行了16届直选，其根源是，台湾当局有“民权”理念，另一点是，当时台湾的掌权者没有太多特权和既得利益需要维护。中国大陆60余年，至今拖延直选进行，其原因应引起深思。
孙文广教授附录了《台湾哪年直选乡镇长？》：“我多次去台湾，常听朋友说他们那里很早就直选乡镇长了，最近查了一下才知道：1950年，台湾开始直选乡镇长；1951年，台湾开始直选县市长；2009年，已经进行了16届这样的直选。事过六十多年，中国大陆，不但县市长没直选，就是小小的乡镇长也不敢放手直选，现在只开放了一个职权很小、不拿工资、兼职的县区人大代表的直选。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选举，当局还要严防死守，不给异见人士留下空隙，不惜大举动用公安暴力干预，关押、抓捕、囚禁独立参选人。大陆在选举进程上至少落后台湾六十多年，而且在“维稳”喧嚣中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真是可悲！可叹！现在台湾不但可以直选市长，还可以直选总统。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开始推行一套选举制度，鼓励民众参选。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非党人士通过选举当上了台湾第一大城市台北市的市长。台湾和大陆在选举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关键是当权者的理念和追求。如果当权者要建立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当然要从推行直选开始，制定出直选日程表。如果当权者只追求少数人的权势、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把直选看做不稳定因素，是洪水猛兽。有人说大陆民众素质低下，不能直选——假设这一自轻自贱的卑贱心理真的成立，那么请问，素质为什么低？难道素质不是在参与中提高的吗？谁都知道小孩子学走路要从爬行、跌跤开始，如果让孩子整天跪着、躺着，他能学会走路吗？大陆的领导者应多向台湾、向民主国家学习，不要把“民众素质差”当做藉口，逆历史潮流而行。很多人在讨论台湾民主化的时候都谈到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其二是反对派的抗争。现在看来，六十年前国民党政府就推行基层直选、开始建立选举制度，这也是功不可没的。”
孙文广教授质疑理直气壮地坚持人大制度特色。请问既然还挂着人民代表大会的牌子，我做为公民请问：有权知道我被谁代表啦？他、她姓啥叫啥，联系方式，他、她是经过什么法律程序当选的？在任期内都做了那些工作？应当给咱被代表述职吧。否则：“应以盗职、骗薪、误民论处”，人大代表中官吏、官商、平民，各占多少？党员、非党各占多少，敢回答吗？否则：就是自打“理直气壮的耳光”。这次人大会议又提出修改刑法，人大的成就，不是制定出多少法律，而是制定出的法律有多少管用，如：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41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压制或打击报复，现在的访民天天被任意遭受各种迫害，天天在喋血，各级人大代表，哪位站出来帮助访民维权？以上法律是废止是落实？！
贪污腐败现象日益普遍严重的原因有二：一是权力，二是市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掌握了政权，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就像林彪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这就给了掌权者支配相应资源的权力，或者为了这个国家，或者为了自己及其家族，全恁掌权人的个人意志。按照大陆政治教科书的说法，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政权，压迫、剥削和掠夺人民，为自己谋利益，花天酒地，为所欲为；正因为这样，共产党才发动和领导人民推翻这个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从本来的意义上讲，应当是共产党打天下，人民坐天下；但在夺取政权的初期，被推翻阶级的残余势力有可能利用人民的名义，重新夺回失去的政权，因此共产党必须紧紧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这就使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处于可能被权力诱惑的危险境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或者为自己的政党、集团和宗派谋取利益，这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政党和政权蜕化变质。这样，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处于两难境地：把权力交给人民，就有可能失去政权；自己掌握政权，就有可能被权力腐化。现在，执政党就处于这种两难境地，让人民来选择，或会失去政权；继续控制政权，就被这种权力完全腐化，最终失去政权或者名存实亡。怎么办？我们已经失去实行“共产党打天下，人民坐天下”的时机，现在这样作，势必会失去政权。现在，唯一可行而且最必要的办法，就是限制权力，在赋以权力的同时，对权力加以周密的限制，以防止掌权者为私利而使用权力。对于官员的去留，人民应有最后的选择权。民主选举各级政府官员的办法，由基层做起，逐级向上实施。只要不失去中央政权，大局就不会失控，共产党就不会失去政权。
现在，贪污腐败现象日益普遍严重，是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一起发生的，其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就是拓展商品经济法则作用范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把许许多多的东西变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把许许多多的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的关系。权力、物品、知识、劳动力、灵魂和肉体等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都正在变成商品。商家和顾客、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法官律师和原告被告等各种关系，都正在变成商品交易的关系。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权钱交易、贪污腐败以及各种丑恶现象，就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伴生现象。它正在腐蚀着我们的党和政权以及整个社会，如果不阻断这一过程，社会主义就面临灭亡的危险。
这并非中国大陆应该放弃市场化。不市场化，就不能参加国际经济大系统，被排斥在这个大系统之外，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就势必会滞后。现在就处在两难的境地：不市场化，会落后；市场化，又有负面影响。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制定和完善商品经济的法规，限制其副作用，规范各种社会关系。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来制定和完善商品经济的法规。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主动、自觉、加快完成这一过程。制定法规总的原则应该是：抑制强者，保护弱者。也就是说，在厂商和顾客的关系上，要抑制厂商，保护顾客；在官员和民众的关系上，要抑制官员，保护民众；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上，要抑制医生，保护病人；在警民的关系上，要抑制警界，保护民众；在公检法和被告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要抑制前者，保护后者；在商家互相竞争的关系上，要抑制垄断性的大公司，保护中小公司；诸如此类的关系，不胜枚举，都应当遵循这个原则。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原则，因为强者在权力和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如不加以限制，就会为所欲为，危害弱小的一方。
现在，中国大陆处于最虚弱地位的是农民和工人，特别是那些离开家庭到城市打工的人群，处在极为虚弱无力无权的地位，应当在立法上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立法上应当特别遵循守的原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大都注意到保护弱者。用法律法规来限制权力和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可以作为借鉴。但是，只靠这一条，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存。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就是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存在。
中国的前景有三种可能：一是既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二是强大了，却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没有强大，又失去了社会主义。而现在。正面临第三种处境。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阻断自我蜕变过程的途径和办法，能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能否使这些措施真正贯彻落实。限制权力，人民坐天下，这牵涉到各级官员的利益，因而，必然会遇到各方面的巨大阻力。这方面的措施能否出台，能否落实，确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字意义非凡。相传汉字的创造者叫仓颉，他在世时任我们先祖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一文提到：“好书都众矣，而仓颉独传者意也”。此文句也作证了仓颉造字一说，后李斯作《仓颉篇》、胡母敬作《博学篇》和赵高作《爱历篇》等都曾推崇仓颉造字一说，近三百年的清朝历史中，先后有孙星衍、任大椿和王国维等人的辑本也作证了仓颉造字一说。从众多的古书中我们了解到了仓颉造字是建立在与事物象形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把汉字的最早字形称之为“象形文字”，随着历史发展，后来的文人将其不断发展，又使汉字朝着“象义字形”、“形声字形”等等发展，最后才有了今天的定型汉字。虽然仓颉造字的初衷是什么，但自古同一汉字和词组都存在文学知识意义的正解和生活玩笑式的侃解，其中“政治”、“政客”就颇具代表性。
文学知识意义正解：1：政治——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并在社会上层建筑居于统帅地位。无产阶级政治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力发展生产力、健全社会的民主法制和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2：政客——不讲原则，玩弄权术，图谋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人。但如今玩笑式生活的侃解是：1：政治——“政”字由斜“正”旁和斜“文”旁构成，“治”字由三点“水”旁和“台”字构成，其“政治”二字的侃解就是：“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2：政客——“政”字侃解同前，“客”字由“家”字上头，“各”字为“己”义构成，这里的“家”字头泛指国家之义。其侃解就是：“正不正，文不文，窃国为己有”。回首改革开放之路，纷纷落马的贪官污吏，就是政治、政客侃解嘴脸的真是写照。落马前，他们在政治上不讲原则、玩弄权术，“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发展经济”等等口号比谁都叫得响，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疯狂敛财比谁都干得大，窃国家之财占为己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比谁都拿得多，这正是政客们“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结果。政治为经济服务，给经济发展以巨大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至今政企不分、官商合一，护假、纵假、吃假无处不在，“鸟为食亡”的悲剧在消费的陷阱市场中已演变成“人也为食亡”的悲剧，无形中使“3·15”变成了闹剧。这难道不是政治在给市场经济下的百姓生活开玩笑？“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政治脱得了干系吗？无产阶级政治代表关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看“以钱为本”的今天，世风与日俱下、道德诚信难觅、欺诈无处不在，下流淫秽泛滥，政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地方和部门利益，黑恶势力保护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政客们“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结晶。
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前行，正是由于政客们不讲原则，玩弄权术，图谋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结果，他们反对政企分开，他们青睐政商合一，至今在中国处处可见，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愈演愈烈，难以遏制也就并不奇怪。最近，官方微博宣布免去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由张德江接任。事实证明，“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政客们乱党，祸国，殃民，根本原因在政治之体制。该体制相当于“制造假核毒素的反应堆”假核毒素，向党，向官吏，向人民传播，该假核毒素的威力之大，之深，可无孔不入。如：权力官员不受人民监督共染“腐毒”不受约束，无底线，共染贪婪无度的“淫毒”人民天天被洗脑，共染“造假核毒素”而成“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约朿，没有任何底线的黑社会老大”。甚至把司法机关都给弄瘫了，堵死了疏导民怒的渠道，而使访民年年增，维稳经费年年涨，雇用黑恶，绑架访民，监视异议人士；更恶劣的是把被雇佣者培养成无人格，无正义，无底线的土匪。
值得赞扬的是乌坎事件有了初步成果，然而用汪洋的话说是“没有创新，只是落实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几十年了，只有经过乌坎村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用薛锦波的生命才落实法律，这条法律在此之前100%的没落实。只有干部有及时接受监督的制度，才可有效克制村干部的腐败，乌坎原村支书薛昌案举一省之力查一村之案数月无果，要把全国村干部都查清得多少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变成废纸，“遍地都是火药库”谁应对此后果负责？！王立军是警界的楷模，又是涉黑，涉腐，涉渎职的恶人，一人牵涉最高层腐败人无数，广东韶关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的叶树养贪污1800多万元，他一人牵出30多位厅级干部，60多位处级干部，100多位科级干部，辽宁沈阳市的慕马案，把一个省会给弄腐败了，靖宇县原县委书李铁成把一个县给弄腐败了处理的结果是，抓几个大的，养了一大批小的，这些事实都理直气壮说明了“人大制度特色”。
德国之声中文网，刊载了中国著名思想启蒙人、学者吴祚来先生的文章“两会，你是否对得起每年的春天？”，论及国民与人大代表。他说，大街上，司机也偶尔会谈论两会，多是牢骚满腹，认为两会没有解决老百姓的面临的问题，只是摆花架子开会，弄得满城交通紧张，不是这里戒严，就是那里管制，没有会议代表出行，也出现多处管制，令人不解。两会之前，有司机希望利用两会罢工，想引起两会代表对出租行业的关注，因为出租司机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时间。由于油价与物价上涨，工作与生活越来越紧张。听说带头起事的司机两会前就被拘留，出租司机行业没有自己的工会，也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更没有政协委员，所以只有个别司机通过号召罢工来试图解决自己行业的问题。吴祚来问一位司机，过去有这样的事情吗？司机说，几年前有过，当时也是抓了几个司机，还判了刑。其实那次没有罢工，但政府还是做了许多让步，减免了许多费用，差不多一个月一个人少交七八百元费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应该帮帮那些为我们争取权益的受政府判刑的司机。而这次，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应，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司机们将获得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就是每月会减少四天的份钱，一天平均二百元的话，也能减少八九百元的份钱。
任何社会群体利益受损，都是社会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或者说是没有权利代言人，吴祚来通过网络检索，希望在媒体报道或网络信息中，找到出租司机中的人大代表，可惜没有。也就是说，全国有一百多万辆出租汽车，但却没有专业性的人大代表，全国农民工有一点五亿人，而属于农民工的人大代表，也只有三名。尽管农民与城市市民的代表将实现1：1，如果这个比例中，具体代表数字被官员占用，代表的意义也就被弱化了，或者没有实质意义。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独立参选的公民人大代表，这一条路被行政部门阻断，如果所有的代表都由党政机构内定，这些代表只能是党政机构的外围人员，百姓的声音无法上达，国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
媒体报道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大幅下降：在全部代表中，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媒体无法知晓，减少了三分之一之后，领导干部的代表还占有多少？如果人大代表的数字都是国家秘密，这样的人大代表对百姓有何意义？所以，不仅要公开人大代表姓名身份，还应该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接待日。否则一年一度的会议难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平时有效的沟通所代表的社区百姓，提交的议案提案也是临时作文。
的确应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要发挥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果形象地说，全国人大是铺路架桥的，而党的意志则是火车头；但要问的是人民在哪里？人民在火车上还是在铁路旁，是一群观望者。如果火车上装的都是权贵，而人民只有旁观的权利，那火车的合法性与铺路的目的又是什么？！
没有人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们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权贵资本主义。自邓小平时代以后，党不再主张自己的政治意志直接成为国家意志，而是通过全国人大，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予以实施。这一点，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毕竟执政党不再直接干预社会，不再在前台操盘国家行政事务。但问题是，全国人大如果将自己定性为确保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人大就成为虚设的橡皮图章，执政党如果决策错误，如果某些政策法规只体现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那么人大的“确保”的只能是背离人民的权益。
执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发现人民的精神需要与经济需要，从而制定国策，改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执政党固守自己的权力意志，一厢情愿地代表最先进的思想与文化，替天行道一样，具有无可争辩的先进性，并拥有真理，那么执政党的政治意志，通过全国人大，转化为国家意志予以实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执政党如果犯错了，全国人大也要保证其错误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全国人大的职能不能倒置，全国人大代表要分清国家权力与自己代表人民的神圣权利。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里说，90%以上的人大代表分不清权力和权利，人大代表的使命是代表权利制衡和挤缩权力，但现在的人大代表却本末倒置，代表权力去压迫权利。最典型的就是要为公民建道德档案，最荒唐的是与领导握手就欣喜若狂，最无耻的是装哑巴或从不投反对票。……
即便是现在的共和国制度设计，也有着三权分立的角色扮演。执政党代表党派权利，作为社会组织，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精神追求，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代表人民，是人民权利意志与精英智囊的合作，一方面它制约或影响执政党，另一方面它直接决定政府的作为，它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使执政党与政府不至于一体化，不至于权贵合力，使国家经济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而现实的悲剧在于，人大因为既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贯彻执政党的权力意志，又受制于政府的经济拨款，这样的人大就不能成为独立的行使人民权利意志的主体，而成为执政党与政府的一部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机制被模糊了，被消解了，人民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不可能通过代表的选票，来影响国家决策，来影响执政党的权力意志。
汪洋在谈到乌坎村民主选举时说到，乌坎村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制度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相关规定，完全赋予村民自治与独立选举权，村民选举村长或村党员选举村支书，都是国家制度规定的，完全没有任何创新。但由于人大代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权利，也没有意识到全国人大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要限制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将人民的意志做成国家意志，让政府与执政党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宗教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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