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历史倒车，失败是必然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27 21:43:11
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学习期间，厉有为一共写了4篇文章，其中《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提出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1997年初遭到“首都理论界人士”猛批，号召“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能等闲视之，做坚决的斗争。厉有为“当时我就蒙了”。有评论称“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
这次大批判，厉有为感到“几乎和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15年后，中国的文革遗风依旧盛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文章中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
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实际生活中看出来。
当然，文革后一段时间不搞公审大会了，也不再使用“罪犯”的称呼而改为“犯罪嫌疑人”了，而且他们也能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了；再后来，要实行给嫌疑人戴头套的制度，以保证他们在押送、审判的过程中的尊严。说实话，这些都说明中国在进步。但若以为随着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
种文革丑恶不会再出现了，就太天真。不仅批厉有为似的文霸在横行，而且连这种法霸丑恶现象仍然肆虐，批斗、公审大会和游街示众的沉滓又泛起。只不过不叫“公审”而是改叫“公捕公判”。2006年就有地方搞公捕公判大会，开始是小县城，后来大城市也纷纷在搞了。如果说，对于那些严重犯罪的刑事案件，用公捕公判的方式还有一点点震慑作用的正面意义话，那么对于按照政府给予的合法手段“上访”来维护自身的权利的公民，也采用这种方式，那就是比文革还“文革”。也许文革时被批斗、被公审的那些人，不管是否被冤枉，至少表面还是“有罪”的。而现在则发展到直接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大批斗。例如官媒报道《进京上访渭南一农妇被开万人批斗大会》说：“2010年3月5日，富平县县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等主要领导出席为段定梅和另一个农民在富平县人民政府广场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原因是段定梅进京上访。”这种大批斗，标示着对上访者的打压已从半公开的“截访”到公开的“镇压”。而这种肆无忌惮，也越来越体现出公权力的流氓化。
如果说“挑起群众斗群众”，是典型的文革方式的话，那么人们担忧文革会重来就是很有根据的。有人说“文革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这话有很深刻的寓意。在表面上它并不客观，因为中国大陆确实结束了文革，并也想彻底的告别它；然而“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种结束方式意味着批判和控诉，而不是反省和认识，并且试图用遗忘而不是记忆来告别文革。
笔者认为，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面对自己民族的苦难，决定了她是否能告别苦难。只有反思、认识并记忆，才能真正地告别苦难。
鸦片战争和文革是我们民族近现代的两大的苦难，但同时也是留给我们反思、认识和记忆的珍贵宝藏。遗憾的是，我们从鸦片战争中找到了“外族掠夺”的借口，今天我们又想遗忘文革。如果仅想遗忘，或仅从中找寻苦难的借口而不是它的根源，那么苦难仍会卷土重来。
1997年对厉有为的“大批斗”与2010年沉滓泛起的“公捕公判”，性质是一样的。而这又和在土改、镇反，以及文革期间流行的“大批斗”、游街示众和公审大会，异曲同工。那时的情景，当代人只能从一些书籍、影视作品以及长辈们的谈话中有一点肤浅的了解，没有切身体会；而对文革后期和1983年严打的公审大会，倒是很多人亲身经历过，但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笔者隐隐记得，1970年代那时候好像每年都有公审大会，胆子大一点的会事先到刑场去看枪毙人。在我们这些小男孩儿中就开始传播关于枪毙人时的各种描述，要津津乐道几天。随年龄增长，到1983年严打的时候就开始有些看法了，不过对严打本身并没不同意见，只是觉得扩大化不好。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惭愧，那时没有人权概念，不懂得这种公审是不人道的，当然也因有对罪犯憎恶的因素。
童年时的记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而破四旧的主力军是红卫兵（后来迅速扩
展全民）。他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上街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
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冲击寺院道观，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砸毁文化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毁灭数千年的文明的运动大声喝彩。当时，文化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批斗，抄家，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改造，迫害致死多少人，至今没有统计。文艺作品，只允许歌颂工农兵；电影只放映《南
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舞台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文学作品，连四大古典名著都禁印，幸存的作家只有鲁迅、浩然等几个。学校停课闹革命，后来复课，教科书宣扬的是阶级斗争学说，连数理化课本都编撰成政治教材。毛泽东一声号令，大学统统停办，大学老师被撵到五七干校和农村。后来大学复办，大学的任务竟是“斗批改”，更雷人的是推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用没文化的人管文化人；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文化知识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孽。
文革，一面摧毁传统文化，又一面大搞封建帝王崇拜和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三忠于”活动中，每家每户要对毛主席画像或塑像早敬晚敬，还要跳忠字舞。什么文化都可以不要，什么知识都可以不学，但绝对不能不学毛泽东思想，绝对不能不读毛主席的书；学生批斗老师，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不带毛主席语录不敢出远门，就像今日出远门必须带身份证一样。在列车上，乘客必须向毛主席表忠心，教科书没一点中华文化的影子。
而同一时期的1966年，蒋介石则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1966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大陆正以其“毛泽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他说：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
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大陆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
想行动。”蒋介石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成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运动在台湾和海外推行。当炎帝、孔子、舜帝、仓颉的陵墓被毁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文化界人士痛哭流涕，上街游行抗议。
对于文化复兴会，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化复兴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此外还有“孔孟学会”，“中国文化大学”等机构。就政治层面而言，国民党制造了一套中华道统的传承论述；就文化层面而言，鼓励发表出版系列中华文化的学术著作，并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编印《文化基本教材》，让学者推行孔孟学说，并在中小学实施公民伦理课程。但台湾大力提倡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却不排斥外来、时尚文化。大陆的文革十年，也是台湾进行“十大工程”建设的时期，为台湾现代化基本设施奠定下基础。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其遗嘱写道:“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
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居住地区，中华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善的地区。
然而大陆，则堕落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屠宰场，道德沦丧，经济频临崩溃，文化血腥弥漫。邓小平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年中，这些方面在权力阶级中虽然大部分思想已经统一，但文革遗毒并未消失，又以
变种形式愈演愈烈。比如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典型例子。
薄熙来的文革变种形式“唱红打黑”，搞得重庆不得安生，最终垮台收尾。但仍有人被“重庆模式”忽悠蒙在鼓里。据官媒记者周方撰文披露，薄熙来靠其提出建设“五个重庆”为名，到处“借”，“骗”，导致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重庆模式”其实是一大窟窿。
周方日前在博联社撰文指，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模式”，远看是个灯笼，近看却是个大窟窿。目前，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11年全国发债的一半，包括兴建3000万套公租房、六成城镇化、增加30万人就业、校园配备警员等，所需费用为天文数字。而市政府更以国企及民生项目的名义到处放债，导致政府总债务高达5000亿，但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约1000亿元，仅勉强够支付公务员和政府各项行政事业支出，实际上市政府已经破产。
除经济外，更严重的是当地的法制和公安司法系统被彻底搞乱。文章指，不仅无数人蒙冤受屈、被抓被杀，而且在薄熙来的管理下，当地警察和司法工作人员人人自危，冤假错案成堆，堪比“文革十年”。许多警察和司法工作人员因为实在不堪忍受良心的谴责愤而辞职，反而遭到迫害，其中更有人下落不明。文章还指，重庆媒体由初期最卖力的“放毒”，到至今仍在继续“贩毒”，在虚情假意地“欢呼”和“拥护”之余，继续画“大饼”，继续忽悠重庆百姓。文章还以其本人亲身经历说明重庆的治安问题，指到重庆机场会发现车型混乱，车况很坏，标识混乱，司乘人员职业素质很差，总体上给人以极不安全的感觉。
前重庆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那一刻始，就成为世界舆论焦点；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由于受此事牵连的被免职，更好像是刚刚开局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原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为美国执照律师、美国“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会长高光俊律师指出，薄熙来在重
庆大举“唱红打黑”，是个开历史倒车的人，其失败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他说：“他想在中国这个思想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抓住一个思想上或纲领上的东西来引导中国，可他抓的东西是毛泽东时代这么一个过时的东西，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薄熙来搞的唱红是违背基本的时代进程的。电视台这种唱红的宣传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可他还要强播、强搞，把各个事业单位的人和大学生搞去唱红，让一些漂亮的女孩子穿着裙子送到渣滓洞、白公馆这些地方去唱红，可另一方面他让自己的孩子薄瓜瓜到美国去留学。有的民众气愤地
说：你让你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天天陪着他唱。所以，这种违反时代进程的事，即使没有王立军事件发生也是违背人心，不会长久。
高光俊律师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在重庆生活了很长时间，把重庆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重庆的公检法系统绝大多数都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薄熙来到重庆一打黑，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的同学和学生，这几年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得太多了”；“一年前国内的朋友就跟我传信说：‘等着瞧吧，忍一忍吧，会有他的好戏看的。’”高光俊认为，薄熙来搞的打黑实际是黑打。是藉打黑清除异己，把政敌干掉，换成自己的人马，这也和文革没什么两样。“薄熙来和王立军对中国高检、高法、司法系统根本就不当回事，说抓谁就抓谁，连律师也敢抓，而且捏造罪名在抓”；“由薄熙来主导、王立军具体执行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残酷之极呀”；“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对政治犯、良心犯或宗教犯等搞的酷刑折磨多少都是源于重庆的模式，也是引起社会公愤的地方。”；“薄熙来本人也不干净。他藉打黑还打掉了一些私营企业家”；“一旦政治风向不对的时候，他竟动用一些下流的方式，如发动什么百万人签名啊、游行啊等买通一些群众，以群众的名义和上面对抗。”
由于打黑（黑打）已走到了极端，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此，网络作诗曰：
文化被颠覆，文明被坑辱；道德被沦丧，善良被割喉。
仁爱被禁止，才智不准优；祸国亦殃民，孽出人间兽。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必然之路，当前阻挡改革开放前进的无疑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政客们，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势必要与人民为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破坏了共产党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当务之急，
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清理门户，就从政客下手，社会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有保障。改革开放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以利益追逐为目标的年代，自己管自己，最终很难管住自己，自律已经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就如“烽火戏诸侯”一样可笑，最佳的办法就是集民意、用民智，打开宪政民主的言论自由之大门，否则，别无他路。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
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2011年笔者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建言中，提倡说真话、道真相、传真知、辨真理，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继续改革不停步；目前改革的最大难点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魄
力。
一，清理文革遗毒与封建残余；
二，坚定反腐，依法行政，伸张公平；
三，倡导社会和解，与世界进步文明全面接轨。
而文革遗毒，主要是阶级斗争思想根深蒂固，无法达成社会和解，所以难
以实现和谐社会。靠唱红，唱不来民主，靠打黑，更打不来法治；惟和解才能共生，惟公平才有正义。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而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进行国家新建设，否则就成了不断的割肉补创。
笔者说，为什么30年来中国人民对胡耀邦的感情弥久愈新？最大的因素是源于胡耀邦对前30年冤假错案的有力而彻底的追究。如今中国又经历了30年，其中又产生了多少冤假错案？！民怨不平，则民愤堰塞；与其高价维稳，不如泻出民怨！笔者还建议：
第一，18大即执行公布党政官员资产的阳光法案，可先有条件的执行，例如把下届政府提升官员的第一个必需的条件定为：公布自己的资产，带头实行阳光法案；
第二，由率先公布了财产的领导人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一步步实行
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赦免以前所有因制度弊端而拥有“不明财产”者的罪错，以达成全民和解；
第三，政府可率先考虑借助得天独厚的互联网建立过渡性的协商民主机制，利用率先觉醒而步入公民行列的网民来监督政府、帮助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如果这样，中国的前途将充满光明。
然而，从理性出发，正如茅于轼所说的，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大家都非常赞成；但如果具体做法
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中国的前途就真是难说得很。
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
当政者没有政治伦理，社会没有是非感，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1996年秋，厉有为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没有公开发表，就遭到“首都理论界人士”猛批，号召“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差点被权力惨整；15年后中国大陆高层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却缺乏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权贵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我们允许生活玩笑，因为它有时充满幽默和快乐；但我们不允许玩笑生活，因为它往往满忧伤和痛苦，尤其是政治。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二，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2012-03-27 21:43:11
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学习期间，厉有为一共写了4篇文章，其中《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提出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1997年初遭到“首都理论界人士”猛批，号召“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能等闲视之，做坚决的斗争。厉有为“当时我就蒙了”。有评论称“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
这次大批判，厉有为感到“几乎和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15年后，中国的文革遗风依旧盛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文章中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
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实际生活中看出来。
当然，文革后一段时间不搞公审大会了，也不再使用“罪犯”的称呼而改为“犯罪嫌疑人”了，而且他们也能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了；再后来，要实行给嫌疑人戴头套的制度，以保证他们在押送、审判的过程中的尊严。说实话，这些都说明中国在进步。但若以为随着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
种文革丑恶不会再出现了，就太天真。不仅批厉有为似的文霸在横行，而且连这种法霸丑恶现象仍然肆虐，批斗、公审大会和游街示众的沉滓又泛起。只不过不叫“公审”而是改叫“公捕公判”。2006年就有地方搞公捕公判大会，开始是小县城，后来大城市也纷纷在搞了。如果说，对于那些严重犯罪的刑事案件，用公捕公判的方式还有一点点震慑作用的正面意义话，那么对于按照政府给予的合法手段“上访”来维护自身的权利的公民，也采用这种方式，那就是比文革还“文革”。也许文革时被批斗、被公审的那些人，不管是否被冤枉，至少表面还是“有罪”的。而现在则发展到直接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大批斗。例如官媒报道《进京上访渭南一农妇被开万人批斗大会》说：“2010年3月5日，富平县县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等主要领导出席为段定梅和另一个农民在富平县人民政府广场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原因是段定梅进京上访。”这种大批斗，标示着对上访者的打压已从半公开的“截访”到公开的“镇压”。而这种肆无忌惮，也越来越体现出公权力的流氓化。
如果说“挑起群众斗群众”，是典型的文革方式的话，那么人们担忧文革会重来就是很有根据的。有人说“文革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这话有很深刻的寓意。在表面上它并不客观，因为中国大陆确实结束了文革，并也想彻底的告别它；然而“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种结束方式意味着批判和控诉，而不是反省和认识，并且试图用遗忘而不是记忆来告别文革。
笔者认为，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面对自己民族的苦难，决定了她是否能告别苦难。只有反思、认识并记忆，才能真正地告别苦难。
鸦片战争和文革是我们民族近现代的两大的苦难，但同时也是留给我们反思、认识和记忆的珍贵宝藏。遗憾的是，我们从鸦片战争中找到了“外族掠夺”的借口，今天我们又想遗忘文革。如果仅想遗忘，或仅从中找寻苦难的借口而不是它的根源，那么苦难仍会卷土重来。
1997年对厉有为的“大批斗”与2010年沉滓泛起的“公捕公判”，性质是一样的。而这又和在土改、镇反，以及文革期间流行的“大批斗”、游街示众和公审大会，异曲同工。那时的情景，当代人只能从一些书籍、影视作品以及长辈们的谈话中有一点肤浅的了解，没有切身体会；而对文革后期和1983年严打的公审大会，倒是很多人亲身经历过，但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笔者隐隐记得，1970年代那时候好像每年都有公审大会，胆子大一点的会事先到刑场去看枪毙人。在我们这些小男孩儿中就开始传播关于枪毙人时的各种描述，要津津乐道几天。随年龄增长，到1983年严打的时候就开始有些看法了，不过对严打本身并没不同意见，只是觉得扩大化不好。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惭愧，那时没有人权概念，不懂得这种公审是不人道的，当然也因有对罪犯憎恶的因素。
童年时的记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而破四旧的主力军是红卫兵（后来迅速扩
展全民）。他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上街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
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冲击寺院道观，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砸毁文化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毁灭数千年的文明的运动大声喝彩。当时，文化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批斗，抄家，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改造，迫害致死多少人，至今没有统计。文艺作品，只允许歌颂工农兵；电影只放映《南
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舞台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文学作品，连四大古典名著都禁印，幸存的作家只有鲁迅、浩然等几个。学校停课闹革命，后来复课，教科书宣扬的是阶级斗争学说，连数理化课本都编撰成政治教材。毛泽东一声号令，大学统统停办，大学老师被撵到五七干校和农村。后来大学复办，大学的任务竟是“斗批改”，更雷人的是推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用没文化的人管文化人；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文化知识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孽。
文革，一面摧毁传统文化，又一面大搞封建帝王崇拜和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三忠于”活动中，每家每户要对毛主席画像或塑像早敬晚敬，还要跳忠字舞。什么文化都可以不要，什么知识都可以不学，但绝对不能不学毛泽东思想，绝对不能不读毛主席的书；学生批斗老师，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不带毛主席语录不敢出远门，就像今日出远门必须带身份证一样。在列车上，乘客必须向毛主席表忠心，教科书没一点中华文化的影子。
而同一时期的1966年，蒋介石则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1966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大陆正以其“毛泽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他说：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
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大陆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
想行动。”蒋介石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成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运动在台湾和海外推行。当炎帝、孔子、舜帝、仓颉的陵墓被毁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文化界人士痛哭流涕，上街游行抗议。
对于文化复兴会，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化复兴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此外还有“孔孟学会”，“中国文化大学”等机构。就政治层面而言，国民党制造了一套中华道统的传承论述；就文化层面而言，鼓励发表出版系列中华文化的学术著作，并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编印《文化基本教材》，让学者推行孔孟学说，并在中小学实施公民伦理课程。但台湾大力提倡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却不排斥外来、时尚文化。大陆的文革十年，也是台湾进行“十大工程”建设的时期，为台湾现代化基本设施奠定下基础。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其遗嘱写道:“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
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居住地区，中华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善的地区。
然而大陆，则堕落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屠宰场，道德沦丧，经济频临崩溃，文化血腥弥漫。邓小平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年中，这些方面在权力阶级中虽然大部分思想已经统一，但文革遗毒并未消失，又以
变种形式愈演愈烈。比如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典型例子。
薄熙来的文革变种形式“唱红打黑”，搞得重庆不得安生，最终垮台收尾。但仍有人被“重庆模式”忽悠蒙在鼓里。据官媒记者周方撰文披露，薄熙来靠其提出建设“五个重庆”为名，到处“借”，“骗”，导致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重庆模式”其实是一大窟窿。
周方日前在博联社撰文指，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模式”，远看是个灯笼，近看却是个大窟窿。目前，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11年全国发债的一半，包括兴建3000万套公租房、六成城镇化、增加30万人就业、校园配备警员等，所需费用为天文数字。而市政府更以国企及民生项目的名义到处放债，导致政府总债务高达5000亿，但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约1000亿元，仅勉强够支付公务员和政府各项行政事业支出，实际上市政府已经破产。
除经济外，更严重的是当地的法制和公安司法系统被彻底搞乱。文章指，不仅无数人蒙冤受屈、被抓被杀，而且在薄熙来的管理下，当地警察和司法工作人员人人自危，冤假错案成堆，堪比“文革十年”。许多警察和司法工作人员因为实在不堪忍受良心的谴责愤而辞职，反而遭到迫害，其中更有人下落不明。文章还指，重庆媒体由初期最卖力的“放毒”，到至今仍在继续“贩毒”，在虚情假意地“欢呼”和“拥护”之余，继续画“大饼”，继续忽悠重庆百姓。文章还以其本人亲身经历说明重庆的治安问题，指到重庆机场会发现车型混乱，车况很坏，标识混乱，司乘人员职业素质很差，总体上给人以极不安全的感觉。
前重庆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那一刻始，就成为世界舆论焦点；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由于受此事牵连的被免职，更好像是刚刚开局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原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为美国执照律师、美国“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会长高光俊律师指出，薄熙来在重
庆大举“唱红打黑”，是个开历史倒车的人，其失败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他说：“他想在中国这个思想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抓住一个思想上或纲领上的东西来引导中国，可他抓的东西是毛泽东时代这么一个过时的东西，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薄熙来搞的唱红是违背基本的时代进程的。电视台这种唱红的宣传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可他还要强播、强搞，把各个事业单位的人和大学生搞去唱红，让一些漂亮的女孩子穿着裙子送到渣滓洞、白公馆这些地方去唱红，可另一方面他让自己的孩子薄瓜瓜到美国去留学。有的民众气愤地
说：你让你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天天陪着他唱。所以，这种违反时代进程的事，即使没有王立军事件发生也是违背人心，不会长久。
高光俊律师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在重庆生活了很长时间，把重庆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重庆的公检法系统绝大多数都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薄熙来到重庆一打黑，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的同学和学生，这几年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得太多了”；“一年前国内的朋友就跟我传信说：‘等着瞧吧，忍一忍吧，会有他的好戏看的。’”高光俊认为，薄熙来搞的打黑实际是黑打。是藉打黑清除异己，把政敌干掉，换成自己的人马，这也和文革没什么两样。“薄熙来和王立军对中国高检、高法、司法系统根本就不当回事，说抓谁就抓谁，连律师也敢抓，而且捏造罪名在抓”；“由薄熙来主导、王立军具体执行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残酷之极呀”；“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对政治犯、良心犯或宗教犯等搞的酷刑折磨多少都是源于重庆的模式，也是引起社会公愤的地方。”；“薄熙来本人也不干净。他藉打黑还打掉了一些私营企业家”；“一旦政治风向不对的时候，他竟动用一些下流的方式，如发动什么百万人签名啊、游行啊等买通一些群众，以群众的名义和上面对抗。”
由于打黑（黑打）已走到了极端，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此，网络作诗曰：
文化被颠覆，文明被坑辱；道德被沦丧，善良被割喉。
仁爱被禁止，才智不准优；祸国亦殃民，孽出人间兽。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必然之路，当前阻挡改革开放前进的无疑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政客们，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势必要与人民为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破坏了共产党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当务之急，
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清理门户，就从政客下手，社会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有保障。改革开放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以利益追逐为目标的年代，自己管自己，最终很难管住自己，自律已经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就如“烽火戏诸侯”一样可笑，最佳的办法就是集民意、用民智，打开宪政民主的言论自由之大门，否则，别无他路。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
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2011年笔者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建言中，提倡说真话、道真相、传真知、辨真理，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继续改革不停步；目前改革的最大难点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魄
力。
一，清理文革遗毒与封建残余；
二，坚定反腐，依法行政，伸张公平；
三，倡导社会和解，与世界进步文明全面接轨。
而文革遗毒，主要是阶级斗争思想根深蒂固，无法达成社会和解，所以难
以实现和谐社会。靠唱红，唱不来民主，靠打黑，更打不来法治；惟和解才能共生，惟公平才有正义。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而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进行国家新建设，否则就成了不断的割肉补创。
笔者说，为什么30年来中国人民对胡耀邦的感情弥久愈新？最大的因素是源于胡耀邦对前30年冤假错案的有力而彻底的追究。如今中国又经历了30年，其中又产生了多少冤假错案？！民怨不平，则民愤堰塞；与其高价维稳，不如泻出民怨！笔者还建议：
第一，18大即执行公布党政官员资产的阳光法案，可先有条件的执行，例如把下届政府提升官员的第一个必需的条件定为：公布自己的资产，带头实行阳光法案；
第二，由率先公布了财产的领导人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一步步实行
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赦免以前所有因制度弊端而拥有“不明财产”者的罪错，以达成全民和解；
第三，政府可率先考虑借助得天独厚的互联网建立过渡性的协商民主机制，利用率先觉醒而步入公民行列的网民来监督政府、帮助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如果这样，中国的前途将充满光明。
然而，从理性出发，正如茅于轼所说的，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大家都非常赞成；但如果具体做法
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中国的前途就真是难说得很。
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
当政者没有政治伦理，社会没有是非感，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1996年秋，厉有为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没有公开发表，就遭到“首都理论界人士”猛批，号召“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差点被权力惨整；15年后中国大陆高层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却缺乏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权贵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我们允许生活玩笑，因为它有时充满幽默和快乐；但我们不允许玩笑生活，因为它往往满忧伤和痛苦，尤其是政治。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二，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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