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18 16:12:33 浏览 3763 次 | 评论 11 条
不久前，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来中国访问，参加了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
制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的发布会。这项研究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现已走到发展道路
上的一个转折点”，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避免“没有太多预兆”情况下
经济快速放缓的危险。这份报告还警示说，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银行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
恶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进一步改革
不行的关头，但问题是如何改？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着手？如何启动？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又是什么？上述报告向中国政府决策层提出了六条建议：（1）、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
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2）、推动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型社会；（3）、
促进绿色发展；（4）、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5）、加强财政体系建设，改善财政
可持续性。这涉及三个关键领域：确保各级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以满足支出需求、筹集更多的财政收
入以及调整支出结构，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支出比重；（6）、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
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这六条建议乍看来宏大、全面且现实，但仔细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条建议均非常“虚”，并没有
真正触及到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运行的深层次核心问题。而且，即使这六条建议所涉及
到的确实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其具体可操作性也值得怀疑。
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大致可以
将其归纳为以下八大类：
（1）、政府官员贪腐案件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
（2）、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3）、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
（4）、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5）、广义货币不断膨胀，房价和消费品物价快速上升，导致中国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价
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6）、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用在医保和社保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又严重不
足，导致民生困顿、民怨积累；
（7）、社会诚信和商业伦理严重缺失，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乃至商业欺诈等问题
在各种媒体上不断曝光；
（8）、上述几类问题不断恶化，衍生出了困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第八个问题──一些恶性事件
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社会内部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强。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催生并积累下来上述八大社会问题，且交织在一起而不断恶
化？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上述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都与政府的行政
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与制衡有关。
单从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体制来看，当下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已掌握了十几万亿的财税收入，加上
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保守估计也要十七八万亿元（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
估算到，在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已达到了15万亿元）。这么大的政府财力盘子，各
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又不公开透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而屡治不果，就是缺少民主预算和财
政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
中国大多数富人多与权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更与具有这种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关。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八大类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告诉人们，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到了不改
不行的时候了。换言之，与政府体制和整个政治体制连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
的问题，而是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政府不但调控和管理着市场，而且以市场化的手
段直接参与市场的问题，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
大资源来为自己家人和亲友谋利和寻租的问题。
因此，未来中国要走向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用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制度规则来使政府
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政府
权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实质性制衡，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都只能会流于空谈，也肯定达不
到预想的后果。
一句话，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之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
及其官员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权没有受到人民代表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之前，试图重新
界定“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边界与作用”，甚至主张将现有国有大企业进一步私有化，只是流于空
谈。若真的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会使一些直接掌握着行政权力和与权力有关的人在国有企业的
进一步私有化过程中再次暴富，从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恶
化而不可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上述八大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显然是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未来的改革，也显然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地考虑和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当然，中国社会两
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均告诉世人：中国社会的改革，往往是在
危机中“应对出来的”。现在看来，从约束和制衡政府的财税收支权入手，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有
限政府，应当是探索未来中国改革道路的一条基本思路。
已经酝酿并蹉跎了十余年、但目前仍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进行内部“协
调”和“博弈”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尽快挂在全国人大的网站上，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广
泛讨论和征求意见，最后修订出一部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预算法，这才符合这种渐进性的改革
思路和大方向。
与上世纪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的情况不同，人们对改革的功过和改革的前途意见纷纭。有
人说改革共识破裂了，甚至认为改革已死。但从最近两个月以来几个论坛上传递出来的观点来看，
大多数人对改革是有共识的，虽然他们对前一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感到失望，但大家对经济
改革和政治改革还是满怀期待。
日前，点研究咨询集团今天发布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公务员是“大众情人”，也是
最幸福的人。务员被认为是“最幸福的人”(59.3%)；稳定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41.6%)是确保居民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仅次于家庭和睦(48.6%)。谈及谁获得的幸福感更高：59.3%的居民认为是国
家公务员，其次是国企人员(10.7%)。同时，在2011年的两会调查中，40.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对
伴侣的职业有要求，希望他是公务员”。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到幸福？21.4%的居民认为是“思想豁达，容易得到满足的
人”，仅次于“家庭和睦的人”(27.2%)。如此看来，要想与幸福近一点，并不一定非要是公务员。对
京沪穗三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家庭和睦(48.6%)是代表居民幸福感的第一指标，其次是稳定
的社会保障(41.6%)，接下来是良好的社会治安(29.9%)与“居有其所”(28.4%)。尽管较高的收入水
平不是最能代表幸福感的指标，但是经济条件毕竟是生活的基础，过半居民(53.1%)表示“提升工资
水平”可以提升幸福感，同时保证“社会公平公正”(45.1%)对于提升幸福感也很重要。
总体来看，居民的幸福感既需要小家的和谐，也需要社会利益的均衡。由网评认为，北京刚上
演美女香车的盛会，让广大屁民惊艳那豪华的丽人生活，但琢磨一下整胸美女兽兽因不雅视频门而
从一个首席车模变身为媒体的台前主持人，她的香艳再露骨好像也非常值得了，因为在伟大的盛
世，拥有人民币是衡量所谓个人成败的不二准则。面对盛世，连媒体人都自绝于民了，还能让屁民
看到什么真相？！每年“5.1”劳动节，大陆几乎所有的主旋律媒体开始歌唱劳动最光荣的主旋律，
特别是听到领导说要让劳动者有体面工作，有收入的增加，就无比感动。人们干“美好的性福事”，
也许收获人民币更多，更有体面；其实，一点小恩小惠，就能加重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吴敬琏教授认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还
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
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从这种体制建立之
日起，就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的状况。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
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1）为过去
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
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
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
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
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
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
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
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
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
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
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
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
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
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
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
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
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两种前途摆在我
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
选择。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1990年代初期，在“南巡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
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
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
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
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
改革。
这样，就使中国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
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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