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27 21:50:00
新华社2002年3月24日发文《国资委：央企诉今年形势比2008年更难》，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称，不少中央企业反映，当前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形势可能更为严峻。一些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被掩盖、被忽视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更加显露出来。同日中国经营报报道，《3月外汇占款将再次负增长，流动性格局酿巨变》，在外贸逆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外商直接投资数月负增长的同时，2月新增外汇占款环比下降八成，而3月外汇占款可能再次陷入负增长；“今年来看，外汇占款将踏入下降轨道，这对中国流动性将会产生较大影响，货币政策也会因此改变。”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倒闭的都是一些外贸企业”，记者从佛山某陶瓷市场调查了解到，一层楼中，老是不开灯的、门锁已经布满灰尘的外贸公司占到总数的一半，显然，这些公司要不暂时关门，要不已经倒闭。
其他大陆媒体报道，3万多人的大裁员创下了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裁员纪录，去年底以来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美的”大裁员得到证实；深圳国宏涉嫌非法集资10亿参与集资人数逾6万人，网友从“曝光的高利贷非法集资案来看，全国总数目绝对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上万亿的民间财富（而且是中下层）被洗劫一空。还指望靠内需来拉动经济，钱都没了，靠什么拉动内需啊？由于庞大的地方债存量，大搞基建投资也显然是不现实的；内需由于民众财富被洗劫也泡汤了。”
对此，网友纷纷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严峻。“南方网”网友反馈，广东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年前到现在业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整体都不行，2008年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小型企业玩玩了，要不了几个月失业潮一定出现。煤矿网友爆料，“我们煤矿今年以来销售就不好，库存10万吨以上这是去年这时，不可想象的现在价格也比去年一吨低100。”网友表示冷汗直流，“中国70%以上的就业靠私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失业潮来之后，没有外贸，没有内需，下面10年靠什么来发展？真的要靠土地流转？大规模失地，这可是恐怖的事情。”网友指出：“现如今是庞大的公务猿财政饭阶层，两桶油亏损、五大发电集团亏损、造船、钢铁……都是亏损，银行年报靓丽，只是说地方债、房地产的炸药包，究竟有多厉害，只有炸了才知道”；“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
为什么国有企业都这样，说到底还是所有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1950年代起大陆官场一直在争斗。改革开放后也在“姓社姓资”上夹缠不休；直到1997年初，北京极左们还在用大棒打人，险将当时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置之死地。
当时厉有为的观点是，要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认为，为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而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他设计的路径，主要是实行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制。深圳在1993年就发了文件，制定了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能上市的公司实行公众股份制，实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因为生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所以股份制就应运而生。当时深圳的试验已经在进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生产资料占有社会转变之后，开始崭露头角。中兴通讯起初是国有企业，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资产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公众流通股，占到38%。厉有为认为，社会制度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和占有的情况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是否和谐等最本质的指标。当年厉有为大声疾呼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的问题，要让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形成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但厉有为的理论，被认为“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
近16年过去，时间证明他1996年的思考具有真知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针对中国“公有制”国企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势成水火。3月18日，经济学者张维迎教授表示，很难想象在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资产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之一。“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但3月21日，经济学者华生先生表示，央企股份可分掉，但这些巨型企业必很快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早前改制的中小企就是活例子。“到那时，即便换装如叶利钦的俄罗斯，今天的乌克兰和东南亚，改革没戏，革命完完，官僚权贵笑傲江湖。全面进入权贵资本主义，这些人必得首功。”
所以，在称赞厉有为的同时，人们绝对不应该忘记为什么会从国退民进走向国进民退，2004年前后有那么多人一呼百应反对当时的市场化改革。应深刻的反思是，改革过了利益均沾的阶段之后，少数人得利而多数人承担成本，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权贵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剥夺民众权益的现象，在做低企业资产后低价收购，这是掠夺的过程，而绝非健康的私有化过程。
比如一个中等城市，当地的某个老字号企业被公司高管收购，这些既得利益者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企业，却不思进取尸位素餐，员工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这样的私有化过程当然会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弹。在2008年，厉有为就认为在分配上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避免两极分化，要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对早年退休的老干部、老职工、老工人的退休金的待遇太低，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现在收入的成果，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应该让他们来享受；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和高管人员的收入有的差距就100多倍，应当规范和缩小差距；垄断行业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国有大型企业派出的领导有的年薪几百万，而这些大型企业都是几代人创造和积累的财富，等等。
毫无疑问，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张维迎所提出分股方式，前苏联已经实行，结果却是权贵以低价收购股票，在极短的时间内在重要行业形成寡头垄断，导致社会民粹思潮横行。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后共产体制，会进入恶性循环，不是往权贵资本主义路上走，就是让低效国企盘踞市场，而后以灰色收入、财富世袭的方式逐渐掏空国企资产。民族性与人性，不可深刻信任，自利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所以，若要让国人逐渐恢复的理性、客观与越来越公开的博弈平台，中国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向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
经济学家叶檀认为，目前良性转变已经初现端倪，民生社会、消费社会与近三年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大幅提升，正是公平市场社会的风向标。国企以股票的形式分给国民以后，到底是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走向民生、共享的公平社会，取决于制约因素。两大制约因素，一是信托责任，二是法律救济底线。国企私有化的过程，需要两大左右护法，一是建立信托责任社会，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二是建立基本的法律救济底线，当弱势阶层受到侵害后，可以通过底线救济获得公平。缺乏信托责任是缺乏健康市场、寻租集团利益板结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证券市场而论，在新股发行过程中机构可以用人情价消解询价机构的公平性与有效性，而在PE市场中，则以券商直投的方式使PE成为无风险的利益输送。询价不必为自己的报价负责，券商不必为自己投资的公司真正尽扶持考察之责，所有的专业诚信公司只能靠边站。上市之后，将所有的寻租收入一一通过套现。如此下去，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出现市场化的准确的定价，而除了寻租公司之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公司，更不必说天使投资、种子基金等风险投资公司。目前在证券等市场的改良，着眼于建立信托责任机制，一些券商的直投部门被解散，是大好消息，延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中国的证券市场将逐渐建立公平市场的根基。更值得关注的是，对农民土地资产收益权的保障，将使中国不通过激进的土地私有化而获得原始积累，既稳妥而符合现实，也最终向统一的公平市场迈进。
在私有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难免会受到侵害。此时，通过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是第一步，如在股改时建立类别表决机制，普通投资者第一次可以用手投票，而不是无奈地用脚投票离开市场。股改后取消类别表决制是一个倒退，是对强势集团的绥靖之举。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刻意取消网络投票，加大股东表达意见的成本，是对普通投资者权益的严重损害。
如果制度设计仍不足以阻止侵害，独立而公平的法律将是最后一道防火墙，无论是民事赔偿机制，无论是集体诉讼机制，无论是高速审判庭，都是对公民利益的保护。没有独立的法律，则司法救济将成为泡影。
以谁的利益为主、基本的底线是否存在，是私有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为什么台湾地区的土改能够成功？走入田间地头的高官，苦口婆心劝农民不要卖地的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的改革不会失败；为什么俄罗斯的私有化遭致强烈抵制，是以往的政府官员与前国企掌门人摇身一变，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样的改革必然失败。所以，中国国企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大多数企业有必要私有化；但私有化稳妥推进，为了达到健康良性市场的目标，从现在开始培育信托责任机制，建立相对公平的法制社会，是当务之急。
厉有为“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目的是解决“财富的分配，财富的去向”问题。中国大陆GDP就是全国人民一年创造的财富总量；但财富总量干什么用了呢？三个方面：第一、消费了，家庭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消费掉了；第二、政府收取做公共服务的成本；第三、形成了固定资产，盖楼房了，修地铁了。最后有一点，则留到国外去了。
用掉的财富中间，最大的比例是投资，形成固定资产，占比例49%；居民的消费34%，政府的消费13%，跑到外国去，出口减掉进口4%，占GDP总量的4%。这样的分配中国老百姓自己不觉得，如果跟国际比较就看出来了，我们投资比例太高，而且更要命的就是我们的投资不是为了将来的消费，而是为了GDP把它花掉，或者交换投资拉动GDP。所以，政府购买变成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高铁、地下铁。政府的消费占了13%-14%，而且政府消费掉的这部分，和政府给百姓提供的服务，不成比例；服务太少，消费的太多。
老百姓提出要减税，就是要减少政府的消费。对此中国经济学界已经讲了好几年。因为我们GDP的分配给政府分配的不断地上升，比GDP的增量9%加一倍还多，20%多。但从企业家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恐怕除了减税，更需要的是得到保障。对他们的财产和人生要很好的保证，他们的财产利用要得到自由。这是当前企业家心里头最犯愁的一件事。中国大陆的企业家跟外国的企业家比较，风险非常大，因为中国大陆还不算是一个法治国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人生，可随便被政府侵犯，重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这两年很多企业家往外移民。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因此写过不少文章，呼吁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为富人说话，最后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富人，全都是穷人；即穷人本身有希望变富，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
中国大陆改革30多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发展了民营企业，而不是坚持“公有制”。由于引进了私有制，才有今天的大好天地，所以对于私有制部分，不好好地保护，将来要出大事。所以，要保护财产，保护人生，要给人充分的自由，要给财产充分的自由，让人和资金都有自由流动的机会，自由流动就能够找到最佳的配置。
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同时也是自由国家；其不管是土地，资本，还是人，都能够自由。中国大陆改变的成功之处，也是因为扩大了自由；比如原来农民不能进城，现在不但可以进城，还可以创业，可以出国。有了这些自由，中国的面貌就改善了。所以，自由与改变中国关系密切。而私有制，跟人的生命的保障，财产的保障，即人权的保障都有紧密关系。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把保护人权写进宪法，但在实施上面还不远远够，不过，方向已经有了。
所谓“公有制”，实质就是官有制，不仅与老百姓无关，甚至还成了剥削、压榨老百姓的制度性工具。比如，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大陆央企内部发文通知全国各地分公司，不惜降价也务必要在今年7月前卖完手上所有存量房，猜测京城或许会在6、7月出台一些重磅型的调控政策，导致央企开始甩货快跑。据此传言，网民推测“京城或许会在6、7月出台一些重磅型的调控政策，导致央企开始甩货快跑，建议民企对此要加强警戒。”这一消息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开来，实名认证的北京粤京联达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少校是男人”评论道，“此小道消息靠谱，节后我已经听10位不同国字头的公司有关人士说了，内容差不多，只涉及国企，内容半句没有关联到民企！”
由此可见，官有制比私有化更加恶劣，毫无道德。
官有制下，经济发展中的国民创造的财富再多，也被官僚体制耗费殆尽。比如，我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4%，2006年上升为24%，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十倍。而这个十倍的前提是，我们的GDP不到日本的60%，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却是日本的1.2倍；换算一下，同等条件我们的官耗是日本的20倍。2004年的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300亿美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政府，相当一个物业公司，行政成本相当于物业费，樱花物业的物业费是每月100元，我们大华物业费是2000元，服务还远不如樱花物业。那么，大华物业剥夺了老百姓多少利益？！这样的物业，说一百个“崛起”理由，都无人相信。
2007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100美元，折合人民币为7500元。相当于每月收入为623元。其中城市平均收入为1150元。农民是345元。这个数据包含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占中国人口的比例70%的农民收入仅为345元。考虑到有相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际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低于345元。
事实上，高昂的物业费导致业主财产大量地缩水，甚至生计困难，于是不少人走上犯罪道路，治安开始恶化。少数人也开始抗议物业公司的垄断行为。物业公司为了维持垄断地位开始雇佣更多的保安，甚至不惜采用非人道手段对待业主。山姆物业公司开始指责大华物业，认为大华物业侵犯业主人权。大华物业对外辩称：我们坚持一贯不干涉别的小区的物业管理，也不希望别的小区以人权为借口干预我们。而对内则蛊惑业主：我们的小区有特殊的区情，小区成立时间短，小区业主素质差，不宜实行其它小区的物业公司竞标的形式。山姆公司的竞标成功是假的，是靠贿赂得来的，是虚伪的……。
最近，在网上看到重庆的债务有5000亿，网友分析：“按8％的利息，年息400亿，重庆年财政收入1000亿。不可能拿400亿还息。那只能赖帐。也许借的时候就没准备还。最后吃定银行销坏帐了事，最后是全国存款人买单。银行销掉10％的坏帐，您的一块钱就变九毛。高官吃定国有银行，银行吃定百姓。这就是金融垄断的结果。”网友总结说：“历史惊人的相似，那时的国有企业的倒闭和今天民营企业关门，最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要解决还得下岗，不过这次是公务员！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认错，就熬到你认错，这就是天道。”
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的内外条件都大不一样了。沿着原来的改革道路很难继续前进，何况原来的道路也逐渐走了样。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认真地思考下一步的方向。现在国内外的矛盾一大堆，一个个去解决抓不住主线，事倍功半。这些矛盾归结为一点，就是执政的权力欲望得不到限制，侵蚀了市场，甚至侵蚀了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欲望模糊了判断力，在国际国内一些重要的是非，显而易见的正确和错误，都被权力欲望所扭曲。
千头万绪的矛盾，返本归宗要还权于民。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和集权有关。官民冲突，土地纠纷，国进民退，贪污腐化，贫富分化，都与权力过分集中有关，更何况这个权力是一个缺乏监督的权力。如果不加限制，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中国的前途堪忧。举一个例子，比如中央把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放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上；听起来这个政策覆盖了中低收入者，只有高收入者不在内。全国人民都寄希望于保障性住房能为自己买上房。可是一想：政府一点也不创造财富，所有建房的物资都是老百姓自己生产出来的。住房由市场分配改由政府分配，即把原有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交给了政府，变为由政府选择。以为这样能更多地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是政府在集中它的权力。集权，用于解决民生问题，中外所有例子都证明，最后都是失败的。唯有公平正确的分配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民生。
虽然16年过去，证明厉有为的思考具有真知灼，经得起历史检验；但厉有为曾认为“公有制道路越走越宽”，现实却回答，它越走越无出路。近两年发生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导致的问题，不仅仅用“严重”二字就能解释，搞得企业的投资方向都难，因为赚钱的路都给政府垄断了。这跟世界的发展潮流很不符合。国进民退就是政府集权的一面，也和改革初期放权相反，已成改革前景的主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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