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09 16:23:43 浏览 4948 次 | 评论 30 条
教育本是高尚神圣的育人事业，但在中国却备受诟病。
2012 年 2 月 7 日，河南郑州某著名高中爆发惊天血案，一名 17 岁的高二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
将对其管教甚严的亲生母亲用哑铃活活砸死！惨案的发生，引发人们对中国教育制度一系列弊端的
思考。因为像这样的由学生手刃自己父母的残忍事件，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中国的教育沿袭了前苏联的教育方针，时至今日，弊端重重，严重扭曲，成为压在家长和孩子
们身上的一座“大山”。第一是分数教育，分数至上。所谓“分分小命根”，差一分考不上，差一分得
多花几万元。只看分数，不看能力，高分低能盛行。第二是应试教育，孩子们得为考试活着，一考
定终身。选择好的小学，考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再努力拚命考上好的大学，一步一步几乎成为
孩子们的必然选择。人说中国孩子擅长考试，其实从另一角度看是因为所经历的各类考试太多太
多，平时小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加上统考、抽考、模拟考、过级考……学校或主管部门喜
欢“命题”，学生只好被动应考，从小到大不停地学习，伴随而来的就是不停地考试，这是中国学习
教育的主要特点。第三是收费教育，这大概是中国特色之一。在校内需要缴学费等各种费用，校外
得参加各种补习班辅导班，花钱更多。所以，中国的学生是靠钱培育起来的。第四是教育产业化。
把教育专门打造成一个产业，一部能够赚钱生财的机器。使教育成了全社会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第
五是教育的等级化、差别化。过去古代讲“有教无类”，现在是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什么重点、非
重点、一般之类，高校也分一本二本三本， “985” 、 “211” 等，学生因就读学校的不同，自是就划分
出了等级，人为地产生了不平等不公平。 第六是党文化教育，马列课、政治课，学生集体入队（少
先队）入团（共青团）及入党。第七是学习的负担太重，使中国孩子成为世界上负担大概最沉重的
一族。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得背上厚厚的大书包。而且，不仅学生受累，家长也跟着遭受同样的命
运。上面郑州学生弑母惨剧中，其母平时给其子报 4 个补习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年前寒
假一口气又报了 5 个，过年的一周休息时间，还得在家写作业。所以，中国孩子是为学习而生的，
被套上沉重的学习枷锁。……
这种教育方式，何谈什么创造性、素质教育？“书呆子”就不说了，身体虚弱性格孤僻心理承受
能力差也不提了，从本质上说等于抹杀了孩子们的天性，摧残了广大青少年的人性，让他们从小就
与世隔绝，何谈社会责任感为了国家民族；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些精髓的东西，更是
奢谈。有人说中国的教育不是“教育”，而是“教愚”，培养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话虽绝对但不
能不说没有道理。
教育的弊端已经存在多年，很多专家学者也多方呼吁过，素质教育年年在提，教育改革不时在
搞，但弊端还是依然固我，枷锁似乎越套越紧。原因何在？关键还在于制度本身。好的制度能使坏
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恶。教育既然是“党和政府”的事业，那么必然打上“党和政府”的烙
印，归根到底教育要为“党和政府”服务，为政治服务。因此，中国的教育不过是政治统治在教育领
域的继续，出现一系列弊端就不奇怪了。
官权通过教育，以达到控制人民，掠夺财富，麻痹愚弄人民的目的，是中国式教育的悲剧根
源。中国人很穷，经济虽然迅猛发展，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社会成员一生都得为生计操劳，上学、就
业、房子、工作、结婚、孩子，几乎陷入这个循环圈里不能自拔。穷，表面是一种自然状态；但在
中国，穷却是官权力用以控制社会摆布人民的统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心于“党和政
府”领导，甚至给点小恩小惠都感激涕零。否则，老百姓都富裕了，无需为生活操心了，参与政治
要权要民主怎么办？到那时官权力肯定愚民不了。教育也是如此，把亿万学生圈进层层加码的紧张
学习环境里，不仅身心劳累健康受损，还得忍受高额学杂费，这与经济上遭受官权力盘剥剥削别无
二致。所以，教育的弊端并非教育本身的问题，它仍然是权力本质的体现。当教育严重背离教育发
展规律，成为官权力统治工具，成为“大山”的时候，任何悲剧的发生也就有了必然性。
不过，这次的两会终于出现敢言直谏的政协委员，直接对权力发威。令人拍案叫好的是，他还
是一位教师，也是对教育问题对官员发威。据悉，政协教育界别会议上，在教育部长发言前，复旦
大学教授葛剑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洩题事件作出答覆，并向全体考生道
歉。”他说，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
腐败犯罪行为？！
中国大陆近几年，频传学术造假、论文抄袭、花钱买学位等学术腐败问题。对此现象，全国政
协常委葛剑雄批评教育管理部门的“零作为”，致使学术腐败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据官媒报导，葛
剑雄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当然从这个意义
上说，葛剑雄也是官的一份子。不过，葛剑雄深刻认识官权的危害，经常对官权说不。他曾说，在
现行体制下，绝大多数科研单位和学校都属公办，无法摆脱掌握权力和经费的主管者的影响；一旦
出现企图利用权力和金钱换取学术成果、地位或声誉，一般是难以拒绝。他说，近年来，大陆科研
和教育经费总量急剧增长，这些经费中大都集中在主管部门和官员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制度和
机构的缺陷使得学术腐败得不到及时查处和有效的惩治，往往纪检部门以学术问题难以界定为由，
不受理对学术腐败的举报。教育部设立的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也难以发挥作用。即使案件涉及党政首
长，当局并不移交第三者监管，无法做到公正透明。葛剑雄还说，要赋予科研机构和学校必要的自
主权，保证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独立和尊严；不要将科研和教学人员的职称、待遇、地位简单地与项
目、经费、成果挂钩，不要“逼良为娼”。葛剑雄还说，要建立保证学术独立机制，而不能听命于领
导或行政部门。……
其实，象葛剑雄这样“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教师，在中国普通教育者中，不乏其人，代
表着中国教育的良心和未来。比如2011年5月13日，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博士，就曾以公开信
形式致信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张雪忠称，此信是依据中国宪法第41条关于“公民
建议权”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向教育部提出的“公民建议书”，全文约1万余字，张雪忠将其发表在个
人的SINA博客后，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许多讨论和反响。
建议书中，张雪忠首先提出，“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
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无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而且还将极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
格，扼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良知，贬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严。”；“行为或许可以用奖惩来驱
动，信仰却只能以说服为基础。”他说，在准备政治考试以及修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
思想”等课程的过程中，人们不能自由地对相关学说进行批评和质疑，而是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
完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和观点。
如果对最重大的问题及最高层次的原则，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讨，那么一个民
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个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达令人尊敬
的高度。
在一个连上帝的全知、全能，甚至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质疑的时代，13亿中国人还要将一个
德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对此，张雪忠说，“真想问问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到底是什么
样的想法和企图，竟然会让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禁锢13亿中国同胞的理性，如此想方设法地贬低13
亿中国同胞的尊严？”
张雪忠质疑，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
治观点，违反中国宪法第35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根据目前的教育政策，大学
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公共必修课，这事实上是将承认某种
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作为人们获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将剥夺教育机会
作为一种胁迫手段，压制和侵害人们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这种做法的危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确定这些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
底是对是错，而一旦它们确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就等于在强迫所有的中国人同时在最重
大的问题上犯错。张雪忠认为，在信仰问题上，政府不应享有任何权威。政府既不能在信仰问题上
提供比个人更可靠的判断，也不能帮助个人为来世的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政府的权
力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正当性。一个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听任
他人——不管是一位国王，还是一个政党——来决定自己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即使我们的教育
决策者真诚地认为灌输给学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一点实际上大可怀疑），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格对
学生进行这种强制性的思想灌输。由于教育决策者自己并不是全知无错的，因此他们并没有资格代
替 13 亿中国人进行判断，更没有资格剥夺其他中国人进行判断的权利。如果他们断定自己的看法是
正确的，并且不容别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就等于是把自己视为全知无错的，也就等于把自己视
为人世间的上帝。如果他们握在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到处听到的都是赞同而不是质疑，那就必将进
一步加强了他们自以为全知无错的幻觉。他们只不过是占据了最容易让人狂妄自大的权位，却误以
为自己掌管了代表着全知全能的神砥。
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灌输官方学说的办法，将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理智
蒙昧状态，还将使这种学说本身失去活力，同时阻碍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长。在中国，那些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进行直率批评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业或升迁等方面遭遇不利的
后果。因此，在各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即使是那些最富探索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真正
相信的原则隐藏起来，并极力使自己的言论看上去合乎自己并不相信的官方学说。
这样的学者也许算得上很聪明，但却很难成为毫无畏惧、逻辑严谨以及前后一贯的真理追求
者。更多的人为了不触怒掌权者和官方学说的信奉者，干脆避免谈及那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专注
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而这种确立官方学说的做法，对特定学说来说，也是一种损害。当人们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
而是必须被动接受官方指定的学说时，人们就不再有必要去努力反驳不同的学说，甚至没有必要去
真正理解被灌输的学说。人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僵化的、空洞的言辞，但却丢弃了其深刻和鲜
活的内涵。
现在，许多人都可以郎朗上口地诵读出一条条所谓的“基本原理”，但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
习惯的盲从，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理解与信服。这样一来，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也就不可能不
逐渐演变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鹦鹉园地，而鹦鹉是绝不会以追求真理而见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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