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政治的必然结果

伪君子政治的必然结果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23 13:38

今年是个多事之秋。新年前后，被捧为青年偶像的上海赛车手韩寒，因为发表了对民主自由的悲观论调和反对革命，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并因此失去了偶像的光环，同时还丢掉了大批的粉丝。这场好戏还没有散场，另一场好戏就轰轰烈烈地闯了进来，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眼球。这就是重庆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赞为打黑英雄的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一时间满城风雨，中文网络上消息和评论铺天盖地。中国和美国的发言人们吞吞吐吐，一日三变。一个公安局长竟然牵动了大国外交，可见内幕并不简单。

按照官场以往的规律，凡是成功的破格升迁或者咸鱼翻身者，大多数都是有不一般的建树或者建策，而又为最高权力认可。重庆掌门显然是想按照这个路子走。所以“摸索”出一个被大家称为重庆模式的，骇人听闻的唱红打黑。以此来收买人心，打民意牌，意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这也是大多数评论的出发点。

唱红打黑的设计前提是什么？就是权力机构现在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权贵主义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毛泽东模式和邓小平模式的成功之处，或者说根本的依靠，是获取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无论是靠什么，总之他们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但现在这种认可正在迅速消失，一党专政从根基上溃败。要想拯救一党专政，就必须重新收取民心。正是根据这个基本形势，重庆掌门设计了唱红打黑。

唱红歌是因为社会底层很多百姓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福利措施——均平或均贫主义，所以新毛派在底层民众里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被现代权贵主义剥夺了医疗、教育、住房等等福利的升斗小民，具有强烈的反叛情绪。他们大多数人不敢反对权贵政治，只好藉助古人来反对当前的政治，也就是用毛泽东时代的福利政策，对比当前的权贵主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重庆掌门就是想藉助于这股势力获得一部分人的民意支持。但是，唱完了红歌之后，并没有改变财富分配的实际行动，也不敢改变现有的权贵主义的实质。所以唱红也就不过是流于形式，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成就，不可能得到民意的支持，也就不符合改变执政党群众基础的设计要求。所以唱红歌运动出台不久，就名存实亡了。

重庆模式的另一半，就是打黑。中国现在黑社会泛滥，正在向官匪一家转化。老百姓除了受到执政党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还要受到黑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早已经积怨甚深。所以重庆掌门发动打黑运动，一开始就获得了大部份民众的喝采。但是和唱红运动一样。假的就是假的，很快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人们讽刺说：打黑变成了黑打。什么是黑打？就是重庆掌门和王立军在辽宁省成功运作的黑社会垄断化。

它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把零散的，难以控制的小股黑社会消灭，保留和扩大自己能够控制的黑社会；使得黑社会的一统天下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从事一些官方不便于出面的违法活动，这样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一统天下。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打黑的行动清除异己；只要把清除目标和黑社会联系起来，就可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清除政治对手和不听指挥的官员，同时消灭一批经济上的对手，没收一批财产来填补财政亏空，以此来实现政治和经济双丰收，顺便还获得好名声。

要完成上述两个假打黑的特点，就必然会动用酷刑等等非法手段，就必然会制造冤假错案。和毛泽东时代后期一样，就必然会触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集团，也就必然会引起反弹。按照孙子兵法的惯例，先剪除较弱的羽翼，再攻击变弱的主力。于是重庆掌门的黑打手王立军就处在了风口浪尖的位置：假打黑不可能没有把柄让人家抓住。于是重庆掌门也按照惯例划清界限，试图把烂掉的尾巴切割出去。遗憾的是王立军冲出包围圈把事情闹大，来个鱼死网破。

表面上看这是王立军个人的偶然行为，实际上是伪君子政治的必然结果，古今中外有无数的先例。

说王立军的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说来话长。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极端的希望中国能够再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秩序，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噩耗、摆脱文革浩劫。所以到了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什么？改革的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条路线，不再继续进行公开的斗争、大鸣大放这样的社会运动来进行“阶级斗争”。但是并没有改革执政党的统治制度，所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上面改革和开放。对国外开放，经济上走上从取消人民公社，把土地的使用权慢慢还给农民，也允许民营经济慢慢恢复。当时的经济收入非常低，需要有外国的资本进来，所以把大门打开。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的让社会的经济活力恢复起来，能够维持这个政权的统治，目的是要保护执政党的统治。要维持统治，就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持。为保护执政党的统治，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方式，什么方式都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能够赚钱、能够发财那就是好猫，这个主导思想一直贯穿到现在。但是走了这条路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恶化、农村破落、城乡差距加大，造成一大批贪污腐败的官僚，并且外国资本进来把中国的一些企业慢慢的也卖给外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了一部分人居然是当权者和权力紧密勾结的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中国所有这些问题，社会问题、政治的矛盾问题不但没有减少，还在继续增加。所以，就引起了另外一派力量兴起即所谓“毛派”。

“毛派”这个力量始终有其政治根基。在改革开放没多久的在新宪法里也列入“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共产党领导；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主导思想；第三、走社会主义道路；第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四条在政治上是紧箍咒，所以这个社会就很畸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推行政治改革，两者就不合拍、步调不一，就产生了众多的弊端，尤其产生了庞大的贪官污吏的队伍。这条路走到现在，走到了如清华大学以孙立平教授为代表写的一篇报告里边提到，叫作“转型陷阱”，这陷阱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但石头摸到了，现在不想过河了。因为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他们知道一过河，一定丧失利益。

“毛派”这一极左势力在中国的大地上始终存在，他们对邓小平所走的改革开放道路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执政党的叛徒，他们现在要号召起来革邓小平、革走资派的命。以《乌有之乡》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这批人为精神领袖作代表，提出现在的社会，改革开放走进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当权者相当一批人都成为了卖国贼、成了汉奸，他们要求再恢复到正统的毛泽东思想，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

这批力量始终没有消失，并且逐渐逐渐壮大。但“毛派”一直反对邓小平的路线，希望要把邓小平路线推翻，把毛泽东主义这一套思想再拿回来。重庆掌门看准这个时机，就在重庆大树特树毛泽东，并且“唱红打黑”，扬言要在中国再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过，这条路仅仅是在重庆这块地区走了 4 年，还没扩大到全国，可是其恶劣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扩散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执政党绝大多数干部的利益，他们并不希望文化大革命再来。可针对怎么去解决权贵者的贪污腐败，又被骂成是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的这批人所存在的这个问题，斗争非常激烈。两个典型的代表，一个是“炎黄春秋”主张要进行政治改革；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乌有之乡”主张的要回到毛泽东路线，极力支持重庆掌门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乌有之乡上面有篇文章说，重庆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未来一个代表，把重庆作为一个路线斗争的指标，要准备向全国推广。

就在这个时候不久，发生了王立军事件。王立军就是重庆掌门在辽宁一路提拔上来的。重庆掌门为了实行“唱红打黑”而问鼎中原，借用文化大革命这条路子往上爬，而并不管今后能不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王立军调到了重庆，不到半年把几乎整个重庆的司法机构、公安系统全部换掉。但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连已经退休的元老都出面要制止这个行为。虽然这场浩劫过去了近 40 年，老一代活着的人还记忆犹新，不希望这个浩劫像恶梦一样再回来，并且文化大革命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把中国拖向了死亡的边缘，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把中国再退回去 40 年，中国现有的问题能解决吗？能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把 96% 的执政党员的贪官污吏都给杀掉吗？不可能。

到现在为止，执政党内部有三条路线斗争，一派是既得利益派，这派人掌握着主要的经济命脉、地方大权，他们不想改革了；第二派“毛派”或接近于“毛派”，在行动上、政策上偏左；第三派就是要普世价值，要政治改革，其中有过世的两个总书记为代表，想把中国执政党改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或者是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到了现在更明确了，温家宝就提出来要走普世价值道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要政治改革。不政治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这是邓小平讲的话，温家宝重复这句话，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完成政治改革就去世了，而既得利益派拒绝政治改革。

在三派斗争的过程中间，激烈斗争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个王立军事件。因此，这三条路线的斗争摆在面前，中国今后怎么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是各派之间争来争去，还没有解决最终中国往哪个方向走。但很明显，拒绝政治改革是死路一条。因为不改革了，社会矛盾急遽扩大。维稳、维稳，政权是越维越不稳，加大的维稳费超过了军费；即使再加下去都不能够稳住社会，因为社会矛盾太大了，因为大小官员贪污腐败。

根本的原因，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既保留了毛泽东这个思想，又允许执政官员无法无天；既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却又要用权贵资本主义方式去拚命发财、赚钱，培养了一大批买办、官僚、贪污分子，甚至于是卖国贼。不想进行政治改革，慢慢死拖；可是越拖那就拖死，因为没有前景。而走马列主义道路——也就是走毛泽东的道路，它是一个体系的、没有出路的，苏联即是前车之鉴。毛泽东走的一条路是跟保持马克思主义这条路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政策策略不同而已。毛泽东思想已经实验过一次了， 28 年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全面败溃，

中国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外交，根本破落。经过 30 年的经济改革以后，产生更多的问题，毛派的主义没有能力，不可能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两套都走不通。只有最后一条路，就是走普世价值道路。但普世价值道路，要开放党禁、报禁、网禁，让人民来选择谁来当领导人。

只有走上民主政治，还权予民、还政予民、还财予民，走上公平、正义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人类的普世价值道路，走自由民主道路，选举，由人民选择政府。

执政党愿不愿意选择一条普世价值道路？这不能不给人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关键就在下一代。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人类普世价值道路，由习近
平、李克强、汪洋这一代人带上去的话，那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国今后走向哪一个方向，现在已经摆在执政党的面前，也摆在下一代的面前。

而王立军的事件把这个问题捅开了，迫使人们在王立军事件出来以后，思考中国该怎么走。执政党要么就是改革，求得一个新生；要么是坚持不改革，走向死亡道路。老百姓会不会接受这种模棱两可拖死狗的方式？不会的，因为整个世界大局在变化。

相信通过王立军这个事件让人们可以看到，这路线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各派的势力正在中国大地上充分较量。王立军事件在网络上一直发酵、在传播，当权者也知道这件事情压不住，因为越压，人们会跑到墙外来看，因为外国人非常关注王立军的事件，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一个中国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