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重申擁南沙群島主權

(08:25) 台灣外交部凌晨發表聲明，重申對南沙群島等地的主權。 聲明指出，針對菲律賓將在南沙群島中業島興建碼頭，宣稱有權在主 權範圍內修建設施，但是中業島為南沙群島島礁之一，無論就歷史、 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 周遭水域，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不容置 疑。 聲明稱，中華民國對四群島及其水域享有一切應有權益，任何國家無 論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主張或佔據，中華民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 外交部說，中華民國政府呼籲，相鄰南海各島礁的國家，應依據國際 法的原則與精神，避免採取任何影響南海地區安定和平的片面措施， 自我節制，透過協商對話，和平解決南海爭端。 （聯合晚報）


要注意的是:是台灣的主權，不是中華民國的，更不是中國的，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譚慧珠：相信梁不是黨員

(12:20) 港區人大代譚慧珠表示，她與候任特首梁振英認識了二十多年，他從 沒提及是共產黨或地下黨員，她相信他不是黨員。 譚慧珠呼籲記者，不要不斷重複詢問梁振英有關問題。 （即時新聞）


黨的話,黨員都當信,不論公開的還是地下的.

国家统计局不发布的数据

(转载）国家统计局不发布的数据_信力建_新浪博客
(转载） (2012-03-31 08:37:02)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

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
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

现实中，
美国是3：1，
日本是4：1，
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8.5：1，
纽约7.9：1，
伦敦6.9：1，
首尔7.7：1，
东京7.9：1，
新加坡5：1，
而中国20~30：1，
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40：1。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一向将称成功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5亿，高居世界第二
位。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

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

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1910年水准。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25.6%
印度：6.3%
美国：3.4%
日本：2.8%

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知道现在我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２００４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３７．６％，美国为１２．５％；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１１．６％，美国为５．０％；我国用
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２５％，美国为７５％；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２５．８％和７．５％。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
单项统计：
1. 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2. 中国每年约有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3. 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估算）
4. 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约5000人（估算）
5. 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
6. 2005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3508114例，死亡13185人
7. 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
8. 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
9. 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
10. 每年触电死亡约8000人
11. 我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2. 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3. 中国每年死刑执行近万宗
14. 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5. 广州每年产生约1200具无主尸体
16. 中国每年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
17. 每年食物中毒死亡数万
18. 1986年因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19. 我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
20.承每年因大气污染死亡38.5万!
以上合计约230.5万！！！
21. 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三十九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新华社）
22. 中国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合计：328万以上，扣除可能存在重复部分，同时考虑统计不全部分，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300万应该没有问题！！！其中80%属于责任事故。

据官方统计，2006年中国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两倍。同样，因涉 嫌 危害 国 家 安 全 罪 而 遭 逮 捕的人数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

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

各国政府费用比较： 德国：财政收入的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分。今年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 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物价：97号汽油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宝马Z4中国9万美元，美国是3万，Levi’s牛仔裤价格是美国的7 倍。房价，早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了。

1997-2008年间，劳动力工资的增速是11.6%左右，但是财富性收入，比如国企利润增速是32%多，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过33.6%。
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
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天则所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企相比，2001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

中国政府开支44%用于养活公务员 日本仅为2.5%

保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 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

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致死的人数为65万以上。 世界银行同年估计污染在中国每年致死75万，当是所有污染致死的数字!

（来源：凯迪网，原载于中华网2011.9.15）

伪城市化的陷阱

伪城市化的陷阱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30 16:59:53
现在，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将重点放在失衡问题上，也就是储蓄率和投资过高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访问北京时再次强调中国的汇率问题。很多批评人士都忽略了这一点：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结构性转型，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30年前，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业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一以上。而如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各占50%，但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0%。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存在失衡现象，但中国消费占国内GDP的比重并没有被刻意压低。相反，它是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的。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失衡现象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大陆近些年来的所谓结构性通胀，主要来自农业，特别是广泛急速的“城市化”贻害无穷，造成整体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供应城市副食品的生产基地改在遥远的未开发区，加重了生产和运输成本，这些都成了这一轮CPI涨幅格外凶猛并持续蹿升的主要源头、祸根。

肥沃的珠江三角洲早已无田可耕、无菜可种。今天，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农耕时代物产丰饶的杭州，也随着城市化而容不下一块菜地了。据杭州市农业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杭州市主城区蔬菜种植面积22.33万亩，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16.3万亩，平均以每年10%的速度在减少。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像杭州、苏州、嘉兴等城市的蔬菜自给率都不超过30%。

据中国2010《改革内参》第42期文载，在1980年至2005年中国城市急剧扩张期，GDP每增长1%，便占用农地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从1965年至1984年快速发展期，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仅2千5百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占地面积是日本的8倍。

正当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时候，大陆官场竟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群。2003年，官场就鼓吹大陆的城市化水准已达到40.5%，提前6至7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并已进入“加快发展期”。宣称至本世纪中期，全国“城市化”水准要达到65%至75%。在官场狂热的/推动下，数年来各地“城市大规划”达到了高潮，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34倍进行规划。2010年8月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城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而当“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造城”盛况更发人深省。比如内蒙古清水河县历时10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3千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英国城市化水准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中国大陆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10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要走完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还美其名曰“跨越式”发展，官场热衷“超英赶美”的劲头又上来了。高铁建设太超前，温州动车之祸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当年毛泽东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的“大跃进”饿死了4千万人，官场为了自身的利益，至今不愿正视并从中汲取教训。“城市化”这种罔顾市场规律，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设定的揠苖助长瞎折腾，越来
越多的老百姓在问：祸国殃民何时休？！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迈进，还是近30年的事情，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从来就是一件任重道远之事，非常复杂，需要解决许许多多的前置性、伴生性和矛盾性的问题。将农地变成工地、将农民变成市民，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只是城市化进程一个小小开头，还处于名义上的城市化阶段。还有一个二次城市化的问题，必须在收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取得与城市化速度相并进的增长，并且使这个综合权益结构层面转变达到非常稳固的水平。本质地看，这才是城市化的终极要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是一个建构坚实社会福利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育消费能力的过程。绕开这些重要环节，凭空地、人为地要搞什么城市化的“大跃进”，灾难性的结果必然是难以逆转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农立国之格局，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

一是人口太多，而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与发达国家比相差都很远。

如果2020年中国有15亿人口，60%城市人口就是9亿；本世纪中人口17亿，那么75%的城市人口就是12.75亿。这样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设施才能支持？中国大陆并没有周全和通盘的考虑与规划。

二是中国可利用土地资源十分贫乏。中国的陆地面积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但不可利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干旱地区占去三分之二以上，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仅为全球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按规划，中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3%至6%，约30万到60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即几乎相当于全国平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在西部地区甚至高达80.9%。如今中国大陆一年审批的各种建设用地大概是400万亩，其中约280万亩左右是耕地。通过简单的推算可得出：若中国维持这一速度占用耕地，10年内就将触及18亿亩最低耕地的红线。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尚有19.45亿亩，仅过7年，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而1997年到2010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就达2746.5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版图。随着大批豪华厂房、楼宇和各种“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不仅造成了一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粮食产量接连滑坡；更为甚者，耕地消失，不可再生，如此滥殇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造成了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恶果，我们的子孙后代吃什么？谁来养活未来的中国？！

在大陆，2008年全国卖地收入为9千6百亿，2009年为1.59万亿。2010年为2.9万亿。政府每年从中国大地掠夺12万亿，这些钱成为党政的私款，单2010年的三公消费是1万1千6百69亿元。城市化衍生的土地开发，房地产虚旺，为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贪官掠财的主要途径。10多年来，大陆涉房地产贪渎的大案层出不穷，数量谁都无法作出准确统计。官商利益一体化在中国大陆疯狂追求GDP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的毒瘤。大到政府官员小到根本算不上政府工作人员的村委书记都妄图从中谋取暴利。

仅看首都北京，大陆权贵们通过国企、央企把黄金地段土地，以国家的名义霸占下来，然后，高价转手图利。比如2010年，北京市在新一轮的抢地热潮中，有6块土地被央企拿走。尽管很多央企没有房地产开发这一项业务，但是他们却通过技术处理，可以让央企资金流入“子”公司，由“子”公司出面买地。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资料显示，仅2010年6月份，北京的土地出让收入就超过百亿元。土地市场上演的这出“国进民退”大戏，已促使京城溢价率超过100%的土地，在短短一个月之间由17%蹿升至56%。人们不禁质疑，央企为何频拿地王？拿到了大笔国家投资的央企不去搞实体经济，而是跑到房地产市场来兴风作浪，

混水摸鱼，背后都有中国大陆的政策开路，牵涉黑幕重重的官场。天子脚下的北京尚且如此，地方上就更不用说了。

英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进程，都充分考虑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并在社会公平方面着力，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英国的“圈地运动”源于工业化需求而非城市扩张需求，面对大量失地农民，英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

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中国大陆城市化土地制度却非如此，而是所有城市化用地，一律经政府征收，转为国有。这些土地不是用来发展工业为城市化配套，而是大量用来发展房地产，被党官变作生财的工具。失地的农民得到的赔偿微不足道，不少地方的农民的集体土地甚至被村委书记私自卖掉，村民一分钱补偿都得不到。就算侥幸有，政府征用农地最高补偿标准只能是该土地农业产值的30倍，而很多地方补偿标准不过是农业年产值的10倍左右。近十几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所得价值总额，据说高达20万亿至30万亿元，“国退民进”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以福建为例，按照当地政府的标准，一等农田产值被划为每亩,1600百元，征地补偿按该耕地年产值的25倍合并计算，一等地征地补偿仅为每亩4万元左右。而福建省厦门市
2009年土地出让价格可以达到每亩20至30万元，若经过2、3级市场的再转让，土地价格可达到每亩百万元以上，农民集体所获得的征地补偿只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几十分之一。

2006年四月，国土部将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列为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至2009年又陆续批准了19个试点省市。该政策下，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就让地方政府有机会把手伸向农民的宅基地，让农民“被上楼”以获得良好地段土地谋取暴利。

在中国大陆这种双重盘剥政策下，农民不仅失去赖以为生的田地，连住宅也在国家开发、政策征地的名义下被强抢去，以致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农民为“保家园，抗强拆、反征地、反灭村”的无数冲突、上访、打官司，甚至演变成骇人听闻的暴力侵地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2010年中国估计出现了18.7万起“群体性事件”，其中65%与土地纠纷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四川成都的唐福珍，江苏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湖南株州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抗争；到温州乐清反征地的“维权村长”离奇地命丧车轮下，背后都有中国大陆官员直接支撑参与。

2010年10月8日，广西北海市为了拆迁几个村庄，有关部门不惜动用防暴警员，于凌晨五点将睡梦中的村民铐上拖出家门，然后强搬东西、拆房。北海市政府还强行推出了“株连拆迁”措施，意为拆迁户若未签署协定，家属职业就会被暂停，彻底使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江西宜黄农村，2010年亦发生了一宗被强拆户自焚并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其中当地官员对拆迁户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和对死者的抢尸大战，在媒体曝光后震惊全国。而该县一位地方官员于事后却在媒体发表了一篇《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奇文，其文章和博客吸引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和评论。这位化名官员的“直抒胸臆”，不仅为人们窥见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之一斑，也使人们反思中国大陆的历史。基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的诞生
本来就是暴力的产物。60年来无数人的身家财物被共产，不仅包括掠地强拆，中国大陆的一切都是强取豪夺而来的，被此文一语道破。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土地都是私有制，无论是皇帝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1978年，修宪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为国家所有”的条文，城市化更进一步把农民的土地都以开发的名义转为“国有”。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有化，“国进民退”远远超过1950年代推行的强制性公社名义的国有化。因为当时私有的农地在集体化之后毕竟还是由农民集体所有，而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发生的强征强拆，却代表了对一个为大陆政权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群体的所有资产权，彻底全面地被没收掠夺。这是国家垄断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它靠垄断和掠夺，不靠竞争去掠取巨大的超额利润。大陆各级官员及其庞大的权贵集团，全面地把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无疑开创了一项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强横的剥削压迫记录，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记录。

据大陆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6千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百万人。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

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大量入城的农民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等远无法与有户口的城市人相比。天价的商品楼也使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高昂的住屋租金更令他们难以在城市长居，种种不公使他们不能融入城市而沦落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缺少技术专长，他们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绝大部分处境艰难。例如在深圳，人口有1200万，正式城市户口的却只有3百万，大量的农民工居住、职业、社保、孩子上学等问题，都没有基本的保障。

国家统计局对2942个失地农户家庭抽样调查也显示，7187名劳动力中，征地安置就业只有197人，仅占2.7%；外出务工1784人，约占24.8；经营二、三产业1965人，约占27.3；从事农业1807人，约占25.2%；空闲在家1434人，约占20%。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最宝贵的家庭财富，失去了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就业岗位，失去了上能养老、下能抚幼的长期生活保障资源，而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流离失所，生活毫无保障。

回顾历史，酿成中国朝代更迭的因素，往往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田无家，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而“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华夏自古便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今天，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权贵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无视为其政权立过汗马功劳的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已使中国社会埋下了诸多不稳因素，星火燎原只是时间问题。

据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7%，日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世界银行行预测，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个，届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但同时指出中国有“伪城镇化”问题存在。这些报告指出的都是事实，一方面是有大量的“伪城市化”；还有大量的是“半城市化”。从《厉有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造成这两个特别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现有土地制度，另一方面是现有户籍制度，两者紧密联系。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权利也往往无法获得保障。可以说，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权利、利益都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即使《宪法》和现有的法律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经常被限制被剥夺。

现有的“伪城市化”和“半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有关系，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发生大量的征地现象，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利益遭到很大的损害。另外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已经离开的乡村，进入到城镇中工作和生活，甚至已经工作和生活了十几年，但始终没有获得城镇所在地的户籍，也因此无法行使最基本的权利。比如，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完全悬空，他们没有办法在长住的城镇行使这些权利，因为户口限制，他们不能成为本地的选民和候选人，又因为长期脱离了乡村，也不可能回到乡村参加选举。

中国有一到两亿最有判断力的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民，他们的政治权利被悬空了。先不评论政治权利的分量有多重，但很多人讨论城市化中农民权利的时候这点是很少被注意到的。还有其他的福利如医疗、教育、在《厉有为文集》中，有大量内容，就是论述和呼吁解决这些问题的文章和退休养老保障金等。他们为这个城市做出很多贡献，但是从城市那里得不到本该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在《厉有为文集》中，有大量内容，就是论述和呼吁解决这些问题的文章和提案。

大陆专家们谈到伪城市化的时候，还指另外一个内容，城市化只是土地的城市化，所占用的土地扩张非常快，人口的密度反而在下降，考察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中国城市化的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这种现象涉及到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所以城市化过程中，不管是发展工商业，还是建造住宅，第一步就是征地，政府因此获得巨大的收益，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就拼命的征地，导致了大量城市土地被闲置的现象。

已经完成了征地程序的所谓城市，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工商业，也没有住宅，也没有人居住，这种现象在地级市和县级市非常普遍，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周边也有大片荒废的城市，这也是人类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就是和土地制度有关系，政府就是想通过土地赚钱，对于土地的用途政府没有作科学合理的安排，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逐年下降。

在中国经济失衡即储蓄率和投资过高的问题上，农民工的储蓄率远高于城市居民，在某些城市，前者的储蓄率甚至是后者的两倍。由于没有户籍，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农民工未雨绸缪的动力更大，因此消费更少。在许多沿海城市，这些农民工在劳动力中的占比约有一半，这就是这一群体对中国个人储蓄率影响重大的原因。总体而言，鉴于结构性转型对家庭收入下降和城市储蓄率上升所造成的影响，过去10年造成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中，约有七成可以归结为结构性转型。金融抑制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仅限于三成。

宏观失衡现象可能变得更加极端，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工人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经济活动上。只有在西方国家看来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会反映在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

观念的差异会影响那些旨在减轻中国贸易不平衡程度的西方政策。大多数政策辩论都在关注汇率和利率水平，因为集中关注这些足以吸引媒体的数据远比理解复杂的结构性转型容易得多。但是中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60%至70%，这种转型无法忽视。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宣布，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决策者无法逆转城市化进程，但他们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如果农民工在打工城市享有户口或居住权，他们自然能有安全感，进而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水平。如果决策者想要减轻这种结构性转型的影响，就更应关注中西方城市化的差异。

而上述，也是厉有为一直坚持不懈的关注和努力的目标。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四，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目前全国每天发生近 1000起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北京，中国——3月27日，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在网络访谈中透露，目前全国每天发生近 1000起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因事故死亡人数将近200人，平均5天就有一起重大以上事故发生。 黄毅说，当前我国事故总量仍然还比较多，重特大事故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职业危害也相当严重，有关指标和 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引用：中新网

官有制比私有化更加恶劣

官有制比私有化更加恶劣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27 21:50:00

新华社2002年3月24日发文《国资委：央企诉今年形势比2008年更难》，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称，不少中央企业反映，当前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形势可能更为严峻。一些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被掩盖、被忽视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更加显露出来。同日中国经营报报道，《3月外汇占款将再次负增长，流动性格局酿巨变》，在外贸逆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外商直接投资数月负增长的同时，2月新增外汇占款环比下降八成，而3月外汇占款可能再次陷入负增长；“今年来看，外汇占款将踏入下降轨道，这对中国流动性将会产生较大影响，货币政策也会因此改变。”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倒闭的都是一些外贸企业”，记者从佛山某陶瓷市场调查了解到，一层楼中，老是不开灯的、门锁已经布满灰尘的外贸公司占到总数的一半，显然，这些公司要不暂时关门，要不已经倒闭。

其他大陆媒体报道，3万多人的大裁员创下了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裁员纪录，去年底以来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美的”大裁员得到证实；深圳国宏涉嫌非法集资10亿参与集资人数逾6万人，网友从“曝光的高利贷非法集资案来看，全国总数目绝对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上万亿的民间财富（而且是中下层）被洗劫一空。还指望靠内需来拉动经济，钱都没了，靠什么拉动内需啊？由于庞大的地方债存量，大搞基建投资也显然是不现实的；内需由于民众财富被洗劫也泡汤了。”

对此，网友纷纷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严峻。“南方网”网友反馈，广东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年前到现在业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整体都不行，2008年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小型企业玩玩了，要不了几个月失业潮一定出现。煤矿网友爆料，“我们煤矿今年以来销售就不好，库存10万吨以上这是去年这时，不可想象的现在价格也比去年一吨低100。”网友表示冷汗直流，“中国70%以上的就业靠私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失业潮来之后，没有外贸，没有内需，下面10年靠什么来发展？真的要靠土地流转？大规模失地，这可是恐怖的事情。”网友指出：“现如今是庞大的公务猿财政饭阶层，两桶油亏损、五大发电集团亏损、造船、钢铁……都是亏损，银行年报靓丽，只是说地方债、房地产的炸药包，究竟有多厉害，只有炸了才知道”；“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

为什么国有企业都这样，说到底还是所有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1950年代起大陆官场一直在争斗。改革开放后也在“姓社姓资”上夹缠不休；直到1997年初，北京极左们还在用大棒打人，险将当时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置之死地。

当时厉有为的观点是，要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认为，为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而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他设计的路径，主要是实行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制。深圳在1993年就发了文件，制定了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能上市的公司实行公众股份制，实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因为生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所以股份制就应运而生。当时深圳的试验已经在进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生产资料占有社会转变之后，开始崭露头角。中兴通讯起初是国有企业，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资产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公众流通股，占到38%。厉有为认为，社会制度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和占有的情况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是否和谐等最本质的指标。当年厉有为大声疾呼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的问题，要让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形成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但厉有为的理论，被认为“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

近16年过去，时间证明他1996年的思考具有真知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针对中国“公有制”国企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势成水火。3月18日，经济学者张维迎教授表示，很难想象在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资产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之一。“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但3月21日，经济学者华生先生表示，央企股份可分掉，但这些巨型企业必很快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早前改制的中小企就是活例子。“到那时，即便换装如叶利钦的俄罗斯，今天的乌克兰和东南亚，改革没戏，革命完完，官僚权贵笑傲江湖。全面进入权贵资本主义，这些人必得首功。”

所以，在称赞厉有为的同时，人们绝对不应该忘记为什么会从国退民进走向国进民退，2004年前后有那么多人一呼百应反对当时的市场化改革。应深刻的反思是，改革过了利益均沾的阶段之后，少数人得利而多数人承担成本，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权贵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剥夺民众权益的现象，在做低企业资产后低价收购，这是掠夺的过程，而绝非健康的私有化过程。

比如一个中等城市，当地的某个老字号企业被公司高管收购，这些既得利益者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企业，却不思进取尸位素餐，员工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这样的私有化过程当然会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弹。在2008年，厉有为就认为在分配上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避免两极分化，要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对早年退休的老干部、老职工、老工人的退休金的待遇太低，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现在收入的成果，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应该让他们来享受；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和高管人员的收入有的差距就100多倍，应当规范和缩小差距；垄断行业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国有大型企业派出的领导有的年薪几百万，而这些大型企业都是几代人创造和积累的财富，等等。

毫无疑问，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张维迎所提出分股方式，前苏联已经实行，结果却是权贵以低价收购股票，在极短的时间内在重要行业形成寡头垄断，导致社会民粹思潮横行。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后共产体制，会进入恶性循环，不是往权贵资本主义路上走，就是让低效国企盘踞市场，而后以灰色收入、财富世袭的方式逐渐掏空国企资产。民族性与人性，不可深刻信任，自利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所以，若要让国人逐渐恢复的理性、客观与越来越公开的博弈平台，中国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向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

经济学家叶檀认为，目前良性转变已经初现端倪，民生社会、消费社会与近三年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大幅提升，正是公平市场社会的风向标。国企以股票的形式分给国民以后，到底是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走向民生、共享的公平社会，取决于制约因素。两大制约因素，一是信托责任，二是法律救济底线。国企私有化的过程，需要两大左右护法，一是建立信托责任社会，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二是建立基本的法律救济底线，当弱势阶层受到侵害后，可以通过底线救济获得公平。缺乏信托责任是缺乏健康市场、寻租集团利益板结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证券市场而论，在新股发行过程中机构可以用人情价消解询价机构的公平性与有效性，而在PE市场中，则以券商直投的方式使PE成为无风险的利益输送。询价不必为自己的报价负责，券商不必为自己投资的公司真正尽扶持考察之责，所有的专业诚信公司只能靠边站。上市之后，将所有的寻租收入一一通过套现。如此下去，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出现市场化的准确的定价，而除了寻租公司之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公司，更不必说天使投资、种子基金等风险投资公司。目前在证券等市场的改良，着眼于建立信托责任机制，一些券商的直投部门被解散，是大好消息，延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中国的证券市场将逐渐建立公平市场的根基。更值得关注的是，对农民土地资产收益权的保障，将使中国不通过激进的土地私有化而获得原始积累，既稳妥而符合现实，也最终向统一的公平市场迈进。

在私有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难免会受到侵害。此时，通过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是第一步，如在股改时建立类别表决机制，普通投资者第一次可以用手投票，而不是无奈地用脚投票离开市场。股改后取消类别表决制是一个倒退，是对强势集团的绥靖之举。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刻意取消网络投票，加大股东表达意见的成本，是对普通投资者权益的严重损害。

如果制度设计仍不足以阻止侵害，独立而公平的法律将是最后一道防火墙，无论是民事赔偿机制，无论是集体诉讼机制，无论是高速审判庭，都是对公民利益的保护。没有独立的法律，则司法救济将成为泡影。

以谁的利益为主、基本的底线是否存在，是私有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为什么台湾地区的土改能够成功？走入田间地头的高官，苦口婆心劝农民不要卖地的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的改革不会失败；为什么俄罗斯的私有化遭致强烈抵制，是以往的政府官员与前国企掌门人摇身一变，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样的改革必然失败。所以，中国国企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大多数企业有必要私有化；但私有化稳妥推进，为了达到健康良性市场的目标，从现在开始培育信托责任机制，建立相对公平的法制社会，是当务之急。

厉有为“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目的是解决“财富的分配，财富的去向”问题。中国大陆GDP就是全国人民一年创造的财富总量；但财富总量干什么用了呢？三个方面：第一、消费了，家庭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消费掉了；第二、政府收取做公共服务的成本；第三、形成了固定资产，盖楼房了，修地铁了。最后有一点，则留到国外去了。

用掉的财富中间，最大的比例是投资，形成固定资产，占比例49%；居民的消费34%，政府的消费13%，跑到外国去，出口减掉进口4%，占GDP总量的4%。这样的分配中国老百姓自己不觉得，如果跟国际比较就看出来了，我们投资比例太高，而且更要命的就是我们的投资不是为了将来的消费，而是为了GDP把它花掉，或者交换投资拉动GDP。所以，政府购买变成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高铁、地下铁。政府的消费占了13%-14%，而且政府消费掉的这部分，和政府给百姓提供的服务，不成比例；服务太少，消费的太多。

老百姓提出要减税，就是要减少政府的消费。对此中国经济学界已经讲了好几年。因为我们GDP的分配给政府分配的不断地上升，比GDP的增量9%加一倍还多，20%多。但从企业家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恐怕除了减税，更需要的是得到保障。对他们的财产和人生要很好的保证，他们的财产利用要得到自由。这是当前企业家心里头最犯愁的一件事。中国大陆的企业家跟外国的企业家比较，风险非常大，因为中国大陆还不算是一个法治国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人生，可随便被政府侵犯，重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这两年很多企业家往外移民。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因此写过不少文章，呼吁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为富人说话，最后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富人，全都是穷人；即穷人本身有希望变富，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

中国大陆改革30多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发展了民营企业，而不是坚持“公有制”。由于引进了私有制，才有今天的大好天地，所以对于私有制部分，不好好地保护，将来要出大事。所以，要保护财产，保护人生，要给人充分的自由，要给财产充分的自由，让人和资金都有自由流动的机会，自由流动就能够找到最佳的配置。

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同时也是自由国家；其不管是土地，资本，还是人，都能够自由。中国大陆改变的成功之处，也是因为扩大了自由；比如原来农民不能进城，现在不但可以进城，还可以创业，可以出国。有了这些自由，中国的面貌就改善了。所以，自由与改变中国关系密切。而私有制，跟人的生命的保障，财产的保障，即人权的保障都有紧密关系。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把保护人权写进宪法，但在实施上面还不远远够，不过，方向已经有了。

所谓“公有制”，实质就是官有制，不仅与老百姓无关，甚至还成了剥削、压榨老百姓的制度性工具。比如，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大陆央企内部发文通知全国各地分公司，不惜降价也务必要在今年7月前卖完手上所有存量房，猜测京城或许会在6、7月出台一些重磅型的调控政策，导致央企开始甩货快跑。据此传言，网民推测“京城或许会在6、7月出台一些重磅型的调控政策，导致央企开始甩货快跑，建议民企对此要加强警戒。”这一消息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开来，实名认证的北京粤京联达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少校是男人”评论道，“此小道消息靠谱，节后我已经听10位不同国字头的公司有关人士说了，内容差不多，只涉及国企，内容半句没有关联到民企！”

由此可见，官有制比私有化更加恶劣，毫无道德。

官有制下，经济发展中的国民创造的财富再多，也被官僚体制耗费殆尽。比如，我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4%，2006年上升为24%，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十倍。而这个十倍的前提是，我们的GDP不到日本的60%，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却是日本的1.2倍；换算一下，同等条件我们的官耗是日本的20倍。2004年的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300亿美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政府，相当一个物业公司，行政成本相当于物业费，樱花物业的物业费是每月100元，我们大华物业费是2000元，服务还远不如樱花物业。那么，大华物业剥夺了老百姓多少利益？！这样的物业，说一百个“崛起”理由，都无人相信。

2007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100美元，折合人民币为7500元。相当于每月收入为623元。其中城市平均收入为1150元。农民是345元。这个数据包含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占中国人口的比例70%的农民收入仅为345元。考虑到有相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际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低于345元。

事实上，高昂的物业费导致业主财产大量地缩水，甚至生计困难，于是不少人走上犯罪道路，治安开始恶化。少数人也开始抗议物业公司的垄断行为。物业公司为了维持垄断地位开始雇佣更多的保安，甚至不惜采用非人道手段对待业主。山姆物业公司开始指责大华物业，认为大华物业侵犯业主人权。大华物业对外辩称：我们坚持一贯不干涉别的小区的物业管理，也不希望别的小区以人权为借口干预我们。而对内则蛊惑业主：我们的小区有特殊的区情，小区成立时间短，小区业主素质差，不宜实行其它小区的物业公司竞标的形式。山姆公司的竞标成功是假的，是靠贿赂得来的，是虚伪的……。

最近，在网上看到重庆的债务有5000亿，网友分析：“按8％的利息，年息400亿，重庆年财政收入1000亿。不可能拿400亿还息。那只能赖帐。也许借的时候就没准备还。最后吃定银行销坏帐了事，最后是全国存款人买单。银行销掉10％的坏帐，您的一块钱就变九毛。高官吃定国有银行，银行吃定百姓。这就是金融垄断的结果。”网友总结说：“历史惊人的相似，那时的国有企业的倒闭和今天民营企业关门，最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要解决还得下岗，不过这次是公务员！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认错，就熬到你认错，这就是天道。”

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的内外条件都大不一样了。沿着原来的改革道路很难继续前进，何况原来的道路也逐渐走了样。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认真地思考下一步的方向。现在国内外的矛盾一大堆，一个个去解决抓不住主线，事倍功半。这些矛盾归结为一点，就是执政的权力欲望得不到限制，侵蚀了市场，甚至侵蚀了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欲望模糊了判断力，在国际国内一些重要的是非，显而易见的正确和错误，都被权力欲望所扭曲。

千头万绪的矛盾，返本归宗要还权于民。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和集权有关。官民冲突，土地纠纷，国进民退，贪污腐化，贫富分化，都与权力过分集中有关，更何况这个权力是一个缺乏监督的权力。如果不加限制，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中国的前途堪忧。举一个例子，比如中央把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放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上；听起来这个政策覆盖了中低收入者，只有高收入者不在内。全国人民都寄希望于保障性住房能为自己买上房。可是一想：政府一点也不创造财富，所有建房的物资都是老百姓自己生产出来的。住房由市场分配改由政府分配，即把原有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交给了政府，变为由政府选择。以为这样能更多地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是政府在集中它的权力。集权，用于解决民生问题，中外所有例子都证明，最后都是失败的。唯有公平正确的分配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民生。

虽然16年过去，证明厉有为的思考具有真知灼，经得起历史检验；但厉有为曾认为“公有制道路越走越宽”，现实却回答，它越走越无出路。近两年发生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导致的问题，不仅仅用“严重”二字就能解释，搞得企业的投资方向都难，因为赚钱的路都给政府垄断了。这跟世界的发展潮流很不符合。国进民退就是政府集权的一面，也和改革初期放权相反，已成改革前景的主要危险。

开历史倒车，失败是必然

开历史倒车，失败是必然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27 21:43:11

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学习期间，厉有为一共写了4篇文章，其中《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提出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1997年初遭到“首都理论界人士”猛批，号召“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能等闲视之，做坚决的斗争。厉有为“当时我就蒙了”。有评论称“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
这次大批判，厉有为感到“几乎和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15年后，中国的文革遗风依旧盛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文章中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

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实际生活中看出来。

当然，文革后一段时间不搞公审大会了，也不再使用“罪犯”的称呼而改为“犯罪嫌疑人”了，而且他们也能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了；再后来，要实行给嫌疑人戴头套的制度，以保证他们在押送、审判的过程中的尊严。说实话，这些都说明中国在进步。但若以为随着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
种文革丑恶不会再出现了，就太天真。不仅批厉有为似的文霸在横行，而且连这种法霸丑恶现象仍然肆虐，批斗、公审大会和游街示众的沉滓又泛起。只不过不叫“公审”而是改叫“公捕公判”。2006年就有地方搞公捕公判大会，开始是小县城，后来大城市也纷纷在搞了。如果说，对于那些严重犯罪的刑事案件，用公捕公判的方式还有一点点震慑作用的正面意义话，那么对于按照政府给予的合法手段“上访”来维护自身的权利的公民，也采用这种方式，那就是比文革还“文革”。也许文革时被批斗、被公审的那些人，不管是否被冤枉，至少表面还是“有罪”的。而现在则发展到直接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大批斗。例如官媒报道《进京上访渭南一农妇被开万人批斗大会》说：“2010年3月5日，富平县县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等主要领导出席为段定梅和另一个农民在富平县人民政府广场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原因是段定梅进京上访。”这种大批斗，标示着对上访者的打压已从半公开的“截访”到公开的“镇压”。而这种肆无忌惮，也越来越体现出公权力的流氓化。

如果说“挑起群众斗群众”，是典型的文革方式的话，那么人们担忧文革会重来就是很有根据的。有人说“文革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这话有很深刻的寓意。在表面上它并不客观，因为中国大陆确实结束了文革，并也想彻底的告别它；然而“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种结束方式意味着批判和控诉，而不是反省和认识，并且试图用遗忘而不是记忆来告别文革。

笔者认为，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面对自己民族的苦难，决定了她是否能告别苦难。只有反思、认识并记忆，才能真正地告别苦难。

鸦片战争和文革是我们民族近现代的两大的苦难，但同时也是留给我们反思、认识和记忆的珍贵宝藏。遗憾的是，我们从鸦片战争中找到了“外族掠夺”的借口，今天我们又想遗忘文革。如果仅想遗忘，或仅从中找寻苦难的借口而不是它的根源，那么苦难仍会卷土重来。

1997年对厉有为的“大批斗”与2010年沉滓泛起的“公捕公判”，性质是一样的。而这又和在土改、镇反，以及文革期间流行的“大批斗”、游街示众和公审大会，异曲同工。那时的情景，当代人只能从一些书籍、影视作品以及长辈们的谈话中有一点肤浅的了解，没有切身体会；而对文革后期和1983年严打的公审大会，倒是很多人亲身经历过，但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笔者隐隐记得，1970年代那时候好像每年都有公审大会，胆子大一点的会事先到刑场去看枪毙人。在我们这些小男孩儿中就开始传播关于枪毙人时的各种描述，要津津乐道几天。随年龄增长，到1983年严打的时候就开始有些看法了，不过对严打本身并没不同意见，只是觉得扩大化不好。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惭愧，那时没有人权概念，不懂得这种公审是不人道的，当然也因有对罪犯憎恶的因素。

童年时的记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而破四旧的主力军是红卫兵（后来迅速扩
展全民）。他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上街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

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冲击寺院道观，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砸毁文化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毁灭数千年的文明的运动大声喝彩。当时，文化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批斗，抄家，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改造，迫害致死多少人，至今没有统计。文艺作品，只允许歌颂工农兵；电影只放映《南
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舞台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文学作品，连四大古典名著都禁印，幸存的作家只有鲁迅、浩然等几个。学校停课闹革命，后来复课，教科书宣扬的是阶级斗争学说，连数理化课本都编撰成政治教材。毛泽东一声号令，大学统统停办，大学老师被撵到五七干校和农村。后来大学复办，大学的任务竟是“斗批改”，更雷人的是推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用没文化的人管文化人；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文化知识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孽。

文革，一面摧毁传统文化，又一面大搞封建帝王崇拜和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三忠于”活动中，每家每户要对毛主席画像或塑像早敬晚敬，还要跳忠字舞。什么文化都可以不要，什么知识都可以不学，但绝对不能不学毛泽东思想，绝对不能不读毛主席的书；学生批斗老师，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不带毛主席语录不敢出远门，就像今日出远门必须带身份证一样。在列车上，乘客必须向毛主席表忠心，教科书没一点中华文化的影子。

而同一时期的1966年，蒋介石则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1966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大陆正以其“毛泽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他说：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
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大陆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
想行动。”蒋介石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成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运动在台湾和海外推行。当炎帝、孔子、舜帝、仓颉的陵墓被毁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文化界人士痛哭流涕，上街游行抗议。

对于文化复兴会，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化复兴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此外还有“孔孟学会”，“中国文化大学”等机构。就政治层面而言，国民党制造了一套中华道统的传承论述；就文化层面而言，鼓励发表出版系列中华文化的学术著作，并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编印《文化基本教材》，让学者推行孔孟学说，并在中小学实施公民伦理课程。但台湾大力提倡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却不排斥外来、时尚文化。大陆的文革十年，也是台湾进行“十大工程”建设的时期，为台湾现代化基本设施奠定下基础。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其遗嘱写道:“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

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居住地区，中华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善的地区。

然而大陆，则堕落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屠宰场，道德沦丧，经济频临崩溃，文化血腥弥漫。邓小平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年中，这些方面在权力阶级中虽然大部分思想已经统一，但文革遗毒并未消失，又以
变种形式愈演愈烈。比如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典型例子。

薄熙来的文革变种形式“唱红打黑”，搞得重庆不得安生，最终垮台收尾。但仍有人被“重庆模式”忽悠蒙在鼓里。据官媒记者周方撰文披露，薄熙来靠其提出建设“五个重庆”为名，到处“借”，“骗”，导致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重庆模式”其实是一大窟窿。

周方日前在博联社撰文指，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模式”，远看是个灯笼，近看却是个大窟窿。目前，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11年全国发债的一半，包括兴建3000万套公租房、六成城镇化、增加30万人就业、校园配备警员等，所需费用为天文数字。而市政府更以国企及民生项目的名义到处放债，导致政府总债务高达5000亿，但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约1000亿元，仅勉强够支付公务员和政府各项行政事业支出，实际上市政府已经破产。

除经济外，更严重的是当地的法制和公安司法系统被彻底搞乱。文章指，不仅无数人蒙冤受屈、被抓被杀，而且在薄熙来的管理下，当地警察和司法工作人员人人自危，冤假错案成堆，堪比“文革十年”。许多警察和司法工作人员因为实在不堪忍受良心的谴责愤而辞职，反而遭到迫害，其中更有人下落不明。文章还指，重庆媒体由初期最卖力的“放毒”，到至今仍在继续“贩毒”，在虚情假意地“欢呼”和“拥护”之余，继续画“大饼”，继续忽悠重庆百姓。文章还以其本人亲身经历说明重庆的治安问题，指到重庆机场会发现车型混乱，车况很坏，标识混乱，司乘人员职业素质很差，总体上给人以极不安全的感觉。

前重庆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那一刻始，就成为世界舆论焦点；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由于受此事牵连的被免职，更好像是刚刚开局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原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为美国执照律师、美国“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会长高光俊律师指出，薄熙来在重
庆大举“唱红打黑”，是个开历史倒车的人，其失败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他说：“他想在中国这个思想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抓住一个思想上或纲领上的东西来引导中国，可他抓的东西是毛泽东时代这么一个过时的东西，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薄熙来搞的唱红是违背基本的时代进程的。电视台这种唱红的宣传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可他还要强播、强搞，把各个事业单位的人和大学生搞去唱红，让一些漂亮的女孩子穿着裙子送到渣滓洞、白公馆这些地方去唱红，可另一方面他让自己的孩子薄瓜瓜到美国去留学。有的民众气愤地
说：你让你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天天陪着他唱。所以，这种违反时代进程的事，即使没有王立军事件发生也是违背人心，不会长久。

高光俊律师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在重庆生活了很长时间，把重庆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重庆的公检法系统绝大多数都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薄熙来到重庆一打黑，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的同学和学生，这几年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得太多了”；“一年前国内的朋友就跟我传信说：‘等着瞧吧，忍一忍吧，会有他的好戏看的。’”高光俊认为，薄熙来搞的打黑实际是黑打。是藉打黑清除异己，把政敌干掉，换成自己的人马，这也和文革没什么两样。“薄熙来和王立军对中国高检、高法、司法系统根本就不当回事，说抓谁就抓谁，连律师也敢抓，而且捏造罪名在抓”；“由薄熙来主导、王立军具体执行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残酷之极呀”；“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对政治犯、良心犯或宗教犯等搞的酷刑折磨多少都是源于重庆的模式，也是引起社会公愤的地方。”；“薄熙来本人也不干净。他藉打黑还打掉了一些私营企业家”；“一旦政治风向不对的时候，他竟动用一些下流的方式，如发动什么百万人签名啊、游行啊等买通一些群众，以群众的名义和上面对抗。”

由于打黑（黑打）已走到了极端，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此，网络作诗曰：
文化被颠覆，文明被坑辱；道德被沦丧，善良被割喉。
仁爱被禁止，才智不准优；祸国亦殃民，孽出人间兽。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必然之路，当前阻挡改革开放前进的无疑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政客们，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势必要与人民为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破坏了共产党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当务之急，

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清理门户，就从政客下手，社会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有保障。改革开放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以利益追逐为目标的年代，自己管自己，最终很难管住自己，自律已经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就如“烽火戏诸侯”一样可笑，最佳的办法就是集民意、用民智，打开宪政民主的言论自由之大门，否则，别无他路。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
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2011年笔者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建言中，提倡说真话、道真相、传真知、辨真理，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继续改革不停步；目前改革的最大难点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魄
力。
一，清理文革遗毒与封建残余；
二，坚定反腐，依法行政，伸张公平；
三，倡导社会和解，与世界进步文明全面接轨。

而文革遗毒，主要是阶级斗争思想根深蒂固，无法达成社会和解，所以难
以实现和谐社会。靠唱红，唱不来民主，靠打黑，更打不来法治；惟和解才能共生，惟公平才有正义。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而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进行国家新建设，否则就成了不断的割肉补创。

笔者说，为什么30年来中国人民对胡耀邦的感情弥久愈新？最大的因素是源于胡耀邦对前30年冤假错案的有力而彻底的追究。如今中国又经历了30年，其中又产生了多少冤假错案？！民怨不平，则民愤堰塞；与其高价维稳，不如泻出民怨！笔者还建议：

第一，18大即执行公布党政官员资产的阳光法案，可先有条件的执行，例如把下届政府提升官员的第一个必需的条件定为：公布自己的资产，带头实行阳光法案；

第二，由率先公布了财产的领导人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一步步实行
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赦免以前所有因制度弊端而拥有“不明财产”者的罪错，以达成全民和解；

第三，政府可率先考虑借助得天独厚的互联网建立过渡性的协商民主机制，利用率先觉醒而步入公民行列的网民来监督政府、帮助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如果这样，中国的前途将充满光明。

然而，从理性出发，正如茅于轼所说的，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大家都非常赞成；但如果具体做法
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中国的前途就真是难说得很。

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

当政者没有政治伦理，社会没有是非感，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1996年秋，厉有为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没有公开发表，就遭到“首都理论界人士”猛批，号召“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差点被权力惨整；15年后中国大陆高层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却缺乏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权贵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我们允许生活玩笑，因为它有时充满幽默和快乐；但我们不允许玩笑生活，因为它往往满忧伤和痛苦，尤其是政治。

（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二，有后续并请广大博友垂注、指正。）

伪君子政治的必然结果

伪君子政治的必然结果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23 13:38

今年是个多事之秋。新年前后，被捧为青年偶像的上海赛车手韩寒，因为发表了对民主自由的悲观论调和反对革命，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并因此失去了偶像的光环，同时还丢掉了大批的粉丝。这场好戏还没有散场，另一场好戏就轰轰烈烈地闯了进来，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眼球。这就是重庆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赞为打黑英雄的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一时间满城风雨，中文网络上消息和评论铺天盖地。中国和美国的发言人们吞吞吐吐，一日三变。一个公安局长竟然牵动了大国外交，可见内幕并不简单。

按照官场以往的规律，凡是成功的破格升迁或者咸鱼翻身者，大多数都是有不一般的建树或者建策，而又为最高权力认可。重庆掌门显然是想按照这个路子走。所以“摸索”出一个被大家称为重庆模式的，骇人听闻的唱红打黑。以此来收买人心，打民意牌，意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这也是大多数评论的出发点。

唱红打黑的设计前提是什么？就是权力机构现在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权贵主义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毛泽东模式和邓小平模式的成功之处，或者说根本的依靠，是获取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无论是靠什么，总之他们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但现在这种认可正在迅速消失，一党专政从根基上溃败。要想拯救一党专政，就必须重新收取民心。正是根据这个基本形势，重庆掌门设计了唱红打黑。

唱红歌是因为社会底层很多百姓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福利措施——均平或均贫主义，所以新毛派在底层民众里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被现代权贵主义剥夺了医疗、教育、住房等等福利的升斗小民，具有强烈的反叛情绪。他们大多数人不敢反对权贵政治，只好藉助古人来反对当前的政治，也就是用毛泽东时代的福利政策，对比当前的权贵主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重庆掌门就是想藉助于这股势力获得一部分人的民意支持。但是，唱完了红歌之后，并没有改变财富分配的实际行动，也不敢改变现有的权贵主义的实质。所以唱红也就不过是流于形式，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成就，不可能得到民意的支持，也就不符合改变执政党群众基础的设计要求。所以唱红歌运动出台不久，就名存实亡了。

重庆模式的另一半，就是打黑。中国现在黑社会泛滥，正在向官匪一家转化。老百姓除了受到执政党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还要受到黑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早已经积怨甚深。所以重庆掌门发动打黑运动，一开始就获得了大部份民众的喝采。但是和唱红运动一样。假的就是假的，很快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人们讽刺说：打黑变成了黑打。什么是黑打？就是重庆掌门和王立军在辽宁省成功运作的黑社会垄断化。

它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把零散的，难以控制的小股黑社会消灭，保留和扩大自己能够控制的黑社会；使得黑社会的一统天下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从事一些官方不便于出面的违法活动，这样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一统天下。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打黑的行动清除异己；只要把清除目标和黑社会联系起来，就可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清除政治对手和不听指挥的官员，同时消灭一批经济上的对手，没收一批财产来填补财政亏空，以此来实现政治和经济双丰收，顺便还获得好名声。

要完成上述两个假打黑的特点，就必然会动用酷刑等等非法手段，就必然会制造冤假错案。和毛泽东时代后期一样，就必然会触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集团，也就必然会引起反弹。按照孙子兵法的惯例，先剪除较弱的羽翼，再攻击变弱的主力。于是重庆掌门的黑打手王立军就处在了风口浪尖的位置：假打黑不可能没有把柄让人家抓住。于是重庆掌门也按照惯例划清界限，试图把烂掉的尾巴切割出去。遗憾的是王立军冲出包围圈把事情闹大，来个鱼死网破。

表面上看这是王立军个人的偶然行为，实际上是伪君子政治的必然结果，古今中外有无数的先例。

说王立军的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说来话长。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极端的希望中国能够再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秩序，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噩耗、摆脱文革浩劫。所以到了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什么？改革的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条路线，不再继续进行公开的斗争、大鸣大放这样的社会运动来进行“阶级斗争”。但是并没有改革执政党的统治制度，所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上面改革和开放。对国外开放，经济上走上从取消人民公社，把土地的使用权慢慢还给农民，也允许民营经济慢慢恢复。当时的经济收入非常低，需要有外国的资本进来，所以把大门打开。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的让社会的经济活力恢复起来，能够维持这个政权的统治，目的是要保护执政党的统治。要维持统治，就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持。为保护执政党的统治，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方式，什么方式都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能够赚钱、能够发财那就是好猫，这个主导思想一直贯穿到现在。但是走了这条路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恶化、农村破落、城乡差距加大，造成一大批贪污腐败的官僚，并且外国资本进来把中国的一些企业慢慢的也卖给外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了一部分人居然是当权者和权力紧密勾结的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中国所有这些问题，社会问题、政治的矛盾问题不但没有减少，还在继续增加。所以，就引起了另外一派力量兴起即所谓“毛派”。

“毛派”这个力量始终有其政治根基。在改革开放没多久的在新宪法里也列入“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共产党领导；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主导思想；第三、走社会主义道路；第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四条在政治上是紧箍咒，所以这个社会就很畸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推行政治改革，两者就不合拍、步调不一，就产生了众多的弊端，尤其产生了庞大的贪官污吏的队伍。这条路走到现在，走到了如清华大学以孙立平教授为代表写的一篇报告里边提到，叫作“转型陷阱”，这陷阱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但石头摸到了，现在不想过河了。因为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他们知道一过河，一定丧失利益。

“毛派”这一极左势力在中国的大地上始终存在，他们对邓小平所走的改革开放道路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执政党的叛徒，他们现在要号召起来革邓小平、革走资派的命。以《乌有之乡》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这批人为精神领袖作代表，提出现在的社会，改革开放走进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当权者相当一批人都成为了卖国贼、成了汉奸，他们要求再恢复到正统的毛泽东思想，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

这批力量始终没有消失，并且逐渐逐渐壮大。但“毛派”一直反对邓小平的路线，希望要把邓小平路线推翻，把毛泽东主义这一套思想再拿回来。重庆掌门看准这个时机，就在重庆大树特树毛泽东，并且“唱红打黑”，扬言要在中国再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过，这条路仅仅是在重庆这块地区走了 4 年，还没扩大到全国，可是其恶劣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扩散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执政党绝大多数干部的利益，他们并不希望文化大革命再来。可针对怎么去解决权贵者的贪污腐败，又被骂成是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的这批人所存在的这个问题，斗争非常激烈。两个典型的代表，一个是“炎黄春秋”主张要进行政治改革；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乌有之乡”主张的要回到毛泽东路线，极力支持重庆掌门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乌有之乡上面有篇文章说，重庆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未来一个代表，把重庆作为一个路线斗争的指标，要准备向全国推广。

就在这个时候不久，发生了王立军事件。王立军就是重庆掌门在辽宁一路提拔上来的。重庆掌门为了实行“唱红打黑”而问鼎中原，借用文化大革命这条路子往上爬，而并不管今后能不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王立军调到了重庆，不到半年把几乎整个重庆的司法机构、公安系统全部换掉。但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连已经退休的元老都出面要制止这个行为。虽然这场浩劫过去了近 40 年，老一代活着的人还记忆犹新，不希望这个浩劫像恶梦一样再回来，并且文化大革命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把中国拖向了死亡的边缘，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把中国再退回去 40 年，中国现有的问题能解决吗？能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把 96% 的执政党员的贪官污吏都给杀掉吗？不可能。

到现在为止，执政党内部有三条路线斗争，一派是既得利益派，这派人掌握着主要的经济命脉、地方大权，他们不想改革了；第二派“毛派”或接近于“毛派”，在行动上、政策上偏左；第三派就是要普世价值，要政治改革，其中有过世的两个总书记为代表，想把中国执政党改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或者是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到了现在更明确了，温家宝就提出来要走普世价值道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要政治改革。不政治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这是邓小平讲的话，温家宝重复这句话，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完成政治改革就去世了，而既得利益派拒绝政治改革。

在三派斗争的过程中间，激烈斗争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个王立军事件。因此，这三条路线的斗争摆在面前，中国今后怎么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是各派之间争来争去，还没有解决最终中国往哪个方向走。但很明显，拒绝政治改革是死路一条。因为不改革了，社会矛盾急遽扩大。维稳、维稳，政权是越维越不稳，加大的维稳费超过了军费；即使再加下去都不能够稳住社会，因为社会矛盾太大了，因为大小官员贪污腐败。

根本的原因，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既保留了毛泽东这个思想，又允许执政官员无法无天；既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却又要用权贵资本主义方式去拚命发财、赚钱，培养了一大批买办、官僚、贪污分子，甚至于是卖国贼。不想进行政治改革，慢慢死拖；可是越拖那就拖死，因为没有前景。而走马列主义道路——也就是走毛泽东的道路，它是一个体系的、没有出路的，苏联即是前车之鉴。毛泽东走的一条路是跟保持马克思主义这条路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政策策略不同而已。毛泽东思想已经实验过一次了， 28 年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全面败溃，

中国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外交，根本破落。经过 30 年的经济改革以后，产生更多的问题，毛派的主义没有能力，不可能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两套都走不通。只有最后一条路，就是走普世价值道路。但普世价值道路，要开放党禁、报禁、网禁，让人民来选择谁来当领导人。

只有走上民主政治，还权予民、还政予民、还财予民，走上公平、正义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人类的普世价值道路，走自由民主道路，选举，由人民选择政府。

执政党愿不愿意选择一条普世价值道路？这不能不给人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关键就在下一代。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人类普世价值道路，由习近
平、李克强、汪洋这一代人带上去的话，那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国今后走向哪一个方向，现在已经摆在执政党的面前，也摆在下一代的面前。

而王立军的事件把这个问题捅开了，迫使人们在王立军事件出来以后，思考中国该怎么走。执政党要么就是改革，求得一个新生；要么是坚持不改革，走向死亡道路。老百姓会不会接受这种模棱两可拖死狗的方式？不会的，因为整个世界大局在变化。

相信通过王立军这个事件让人们可以看到，这路线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各派的势力正在中国大地上充分较量。王立军事件在网络上一直发酵、在传播，当权者也知道这件事情压不住，因为越压，人们会跑到墙外来看，因为外国人非常关注王立军的事件，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一个中国的事件。

“朱镕基智囊”林毅夫

“朱镕基智囊”林毅夫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3-26 15:04:01

2012年3月23日，中新网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马英九办公室22日
说，林毅夫如果返台到案，将由军法机关依台湾法律办理，没有任何例
外。
林毅夫妻子陈云英日前曾说，一家人想回台湾看看。对林毅夫若返
台的法律问题，马英九办公室22日晚间表示，林毅夫目前仍由台军高等
军事法院检察署通缉中，若返台到案，将由军法机关依法律办理，没有
模糊空间，也没有任何例外。台军方负责人高华柱22日赴台湾立法机构
涉外及防务事务会议备询时，针对林毅夫案强调，台军方对此事没有模
糊空间，届时若解释改变，他会辞职负责。
林毅夫，台湾宜兰县人，1952年10月出生，原名林正义，亦名林正
谊。1971年考入台湾大学农工系，1972年放弃台大就读陆军官校，毕业
后留校任学生连排长，并结婚生子。后考上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
1978年获硕士，随即返军任金门马山连连长。1979年5月驻守金门时泅
水至厦门登陆，1982年获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86年获芝加哥大
学经济学博士，1987年学成归国，1994年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并任主任，2002年被台湾国防部以“投敌罪”通缉至今，2008年出
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行长。
林毅夫透露当年泅海投奔大陆，是认为民族复兴、统一的希望在中
国大陆，统一前提一定是经济发展。他跳入大海游向大陆，实际上是要
超越海峡对峙，游向中国现代化未来。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在海
外拿了经济学博士后回国的“海归”；是第一位登上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
——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是第一个提出了“新农村运
动”概念，为中国大陆新农村建设提供学术支持的经济学家。而在2008年
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任命林毅夫为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后，林毅夫又创下不少的第一：第一个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中
国人，也是第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这么高职务的中国人，更是世
界银行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佐利克声明，
林毅夫的上任将会给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期待着在非洲
发展、南南合作以及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等诸多领域与林毅夫进行密切合
作。
据悉，林毅夫一直在思考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接受亚洲周刊主笔
专访时他认为，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不统一很多力量会内耗。
那时他经常自问，复兴的希望、统一的希望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答案一
定是在大陆，统一的前提一定就是经济的发展。2008年3月末，林毅夫应
邀到澳洲开会，回程路过香港深圳，每天一场，连续安排三场演讲，在
香港中文大学讲《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在香港科技
大学讲《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转道深圳，林毅夫又到北大深
圳研究院讲《收入分配不均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每
一场演讲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但主题都围绕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追寻中
国现代化之路，这是林毅夫一直以来的梦，是他之所以从台湾投身大海
游向大陆的追求。在林毅夫的时间表中很少有假日的安排，他曾经教育
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
上。”接受亚洲周刊的独家访问时，林毅夫他把个人的成就都归于集体和
国家的荣耀。
林毅夫在中国的经济学术界他是“唱好派”，肯定中国30年来取得的
成就，并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蜜月期还可以有2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
不过后来，林毅夫在他撰写文章或者演讲中，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发展
中所面对的问题。他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认为中国大
陆经济存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这“三
过”怪圈，而根源在收入分配不均，需要政策上“扬汤止沸”、“釜底抽
薪”。林毅夫任职世行，关注方向比在中国更广一些，一方面第三世界很
多国家在转型发展，中国经验对他们有参考价值，“我也会去了解他们的
问题，以我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去分析他们的机遇会在什么地方，采取
有效的措施，让他们的经济能够像中国那样，通过政策变动带来经济发
展，由这些发展产生更多资源，推动更多改革开放”。但林毅夫心系的还
是中国，“我认为对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外会有不少具参
考价值的经验”。即使到世行上任，林毅夫内心还承载着学习国际经验为
中国所用的念头。林毅夫表示：“在世行的位子上，只要国内有需求，我
会义不容辞，会积极参与。”
林正义、林正谊、林毅夫都是同一个人。他1952年十月十五日出生
于台湾宜兰县。幼时家境清苦，读初中时，母亲要帮人洗衣维持家计，
林正义每天放学必须先到宜兰新生综合医院载运馊水回去喂猪。由于家
住夜市附近，环境十分嘈杂，林正义晚饭后先倒头大睡，到了午夜12点
才起来念书，念到第二天清晨为止。由于功课很好，宜兰初中毕业后获
得保送，直升宜兰高中就读。以后林正义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农工
系的水利组就读。大一的林正义在“保钓运动”和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
事件影响下，投入社会运动，发起成立“大一学生代表会”组织，在台大
校园争取发言权。在成功岭受训的林正义决定要投笔从戎，不回台大念
书了，要留在军中，受到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蒋经国的赞
赏。
林正义主动请求转入军事训练严格的陆军军官学校，又以军职身份
国防公费进入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就读。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才
回部队，被派到金门马山连当连长。金门马山连在金门东北角，是国军
距离大陆的最前哨，与共军据点角屿退潮时的距离只有二千公尺。因和
长官同名，林正义改名林正谊。
1978年12月初，中共召开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强调解
放思想开始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发展时代，以后中美建交。到
1979年元旦，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任国防部长
徐向前宣布停止对金门的炮击。海峡对岸的这些重大事变，或许正是启
动林正谊内心裂变的动力。1979年5月16日晚，林正谊在马山观测所附近
潜入海中游向大陆。成功登陆后，改名林毅夫，进入北大研究生院，攻
读经济学硕士。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兹教授访问北大的时候，林
毅夫主动要求担任翻译而大受赏识，1982年在舒尔兹教授的协助下，获
得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86年毕业，再赴耶鲁大
学博士后研究一年。他留下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
证》，被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期间，夫人陈云英带着
孩子与他在美国重聚团圆。
林毅夫很少面对过去这段历史，从不愿意公开讲个人的这些经历，
两岸的媒体只能道听途说，更为之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以至到20多年
后，林毅夫的夫人陈云英才得以澄清，当年林毅夫并没有像外界传言般
手抱两篮球游到对岸的。林毅夫很善游泳，一次游2千米不在话下。但夫
人陈云英认为：“他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执着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
理想可以游过台湾海峡。”林毅夫说：“作为知识分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
是以天下为己任。”比较喜欢读历史的林毅夫，从小受课本和受父母的影
响，耳濡目染，慢慢形成这样一个大中华的情怀。美国读书结束，林毅
夫毫不犹豫回国工作。当时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正
式给予教职，林毅夫都婉拒了。
回到北京，政府希望林毅夫到职能部委工作，国家教委还给了一个
不小的官位，林毅夫谢绝了。林毅夫相继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农村部副部长，以后又任职北大教授，并于1994年
筹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说：“基本上知道我想做什么，
能贡献什么，如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内心还是不安。”自回国后在中国
经济学术耕耘二十多年，林毅夫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的理论贡
献。他率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他也提研究聚焦低收入
人群，被赞誉提出及完善了“穷人经济学”。林毅夫坦承，从小出生在宜兰
穷苦家庭，对以后研究农村有关系，“当然我在农村长大，有这方面的感
受，但也并不完全是这样，我最关心的是现代化”。但林毅夫强调，他更
注重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
1993年底，林毅夫发表《关键在于战略目标的转移——评中共中央
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除了肯定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之外，也检讨
了当时经济问题的所在，例如：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
就死的循环；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不彰；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
重、以及中央政府收入占整个政府收入比重的不合理等。其后几年，中
共总理朱镕基主导的经济改革理念，都和林毅夫的分析不谋而合，因此
他也就有了“朱镕基智囊”之称。
林毅夫研究很多农村问题，是因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绝对不能绕过农
村，农村问题的解决不完全只是农村。要增加农民收入，考虑就两种，
一种是不断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到现代化的产业部门，另外，留
下来的农民生产力水平要提高，生活环境要改善，其实都是两条腿走
路”。
其实，林毅夫关注的经济领域是广泛的，他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金
融、外贸领域等，写过很多文章及着作。他认为：“总的是研究中国的现
代化问题，但中国现代化问题必须面对那么多的农民。而如果穷人都变
富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一个旧体制怎么改革的问题，是中
华民族复兴的问题。”
中国实际存在的分配不均而引发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这是林毅
夫重点关注的问题。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林毅夫表示：“我一直在解决问
题，不谈问题如何提出政策建议？我为什么要特别谈，是觉得这些问题
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一方面分配问题很关键；另一方面分配解决不
好，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所得税，把富人的钱收过来补贴给穷人。”他
说，但这样的话，经济发展就有困难；有能力的人不多劳多得，绝大部
分的钱上缴变成所得税，发展生产没有动力，很可能减少就业，低收入
者变成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要推出既解决问题，又能促进经济发展
的方式；我们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
差过大。“三过”问题是2003年以后都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几个
问题同时并存。“三过”最大的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由于投资增长过快，
生产过多，国内消化不了，就变成外贸盈馀较大，接着变成基础货币发
放多，然后银行资金就多，信贷增长就快，又反过来支持投资增长快，
成为怪圈。
收入分配不均是“三过”怪圈的根源。一般人的收入主要用在两部
分，一部分消费，一部分储蓄和投资。从经济学研究来看，收入低的穷
人，消费倾向较高。但是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穷人的钱有限，没钱消
费。富人吃穿用就这么多，自己能消费的钱有限，多的钱就是用来投
资。现在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过低，其实是因为收入的不均，导致
投资比重增加，压不下来。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生产能力增加过
多，国内消费不了，导致外贸顺差过多，导致外汇积累过多，人民币增
发过大，变成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过多，结果投资增加过大。这个怪圈一
直困扰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要解决收入分配，
让穷人或有劳动力的人，比富人收入增长更快。如果能让穷人收入增长
比富人快的话，那么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合
理。还要形成一个机制，让富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导致穷人
的收入增长比他们要快。如能这样，“三过”怪圈就能从根本上消除。
林毅夫的理论构想是，低收入人群唯一能赚钱的就是劳动力。如果
能充分就业，就能分享经济发展果实。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而且可以
让我们的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发挥最大的竞争力。有竞争力就能占领
巨大市场，创造巨大利润，就可用来作为资本积累。靠这种方式，资本
的积累速度就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馀，资本的回报就
会不断下降。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力的工资就会
增长。穷人的比较优势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力，他的资产可不断增值。他
认为政府这几年宏观调控是有效的，否则中国的经济问题会更严重。经
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均，根本原因是向市场
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到位。政策上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扬汤止沸，以宏观
调控的手段遏止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问题；一种是釜底抽薪，解决这些
问题最根本是把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就能趋向平均，“三
过”的问题就能自然被解决。
关于在中国现在的制度框架内，能不能建立一个真正反映市场的经
济体制的问题，他曾经和朋友杨小凯（已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文革中
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向向何处去”的作者）争论过，林毅夫认为，“即使他
观点和我不一样，他的出发点还是希望中国好。比如他第一个观点，认
为一个极权的国家税比较高。可是我们来看，欧洲国家不是民主国家
吗？但是税一般超过五成。我们是一个中央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
的税率不到二成。他还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先建立一个和发达国家
一样的宪政体制，才能去发展经济。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
家建立他所说的宪政体制后，国家经济就好了。印度是从英国那里继承
了所谓的英国式宪政体制，印度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好吗？我认为发展中
国家，应该推行我们现在所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模
式。必须从过去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同时我们也必须从西方现有的
教条中解放出来。不能说是哪个诺贝尔奖学者，或是亚当•斯密怎么说，
就必须怎么做。只有用这种态度才能推动中国现代化，推动中国进
步。”……
很钦佩林毅夫“林毅夫超越海峡对峙，游向中国现代化未来”。但似
乎钦佩之余还更有期待，因为朱镕基是个老右派，对中国大陆的政经有
着自己深刻的体味。而林毅夫从小到大都一帆风顺，在台湾生活时就活
在掌声里（尽管年幼时他贫苦，毕竟不失温饱），到大陆后更是鲜花不
断。所以，笔者希望他能仍旧留在大陆，不要去台湾了。笔者希望看
到，他不仅从西方现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也能够从马列现有的教条中
解放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毕竟比过去好太多了；因为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
步。然而不光你好了，全世界都好了；人家比我们更好，况且我们的好
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可以再看看林毅夫出任世行副行长时的数据：当
年，中国大陆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1949年GDP占世界经济的
5.7%。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了近30年，不但还落后于世界
经济大盘，还欠下来大量内债和外债，又付出了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
2007年，大陆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100美元，折合人民币为7500元，相当
于每月收入为623元。其中城市平均收入为1150元，农民是345元；这数
据包含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占人口的比例70%的农民收入仅为345
元。考虑到有相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际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低
于345元。表面上看，中国大陆比印度先进富裕， GDP 是印度的两倍，按
说要比印度富裕。但真实情况确相反，大陆人比印度人生活艰难的多、
苦的多。
印度农民没有苛捐杂税。印度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中国大陆差不
多，但印度农民自给自足，国家根本不从农业上提取税收，也不象中国
大陆地方有那么多官员要养活，尽管印度的农业技术比中国大陆落后，
这主要是印度农民懒造成的。要是印度农民有中国大陆农民这么能吃
苦，印度农村肯定要比中国大陆富裕。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中国大陆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暂住
证。印度人可以在总统府的对面要饭，也可以在象中国大陆长安街一样
繁华的地段搭棚生活，印度也没有象中国大陆一样到处打砸摊主的城
管，而在中国大陆官员们关心对外形象重于关心百姓生活。印度人的工
资水平高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劳动成本比
印度低的多。中国大陆的 GDP 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大陆人民难以从中得
到实惠；印度没有那么多大盖帽。在中国大陆大盖帽满天飞，“九项大盖
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大陆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着人民来的，每顶
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一些大盖帽领导贪了太多的钱以后卷辅盖走人
跑到国外去，这些人带走的财富可以供养几千万儿童免费的生活与上
学。
印度没有官员终身制；中国大陆只要进了官场，除非因腐败被抓起
来，否则国家要养一辈子。中国大陆的官员总数和法国总人口差不多，
这还不包括乡村及编外的官员。印度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即免费医疗，
国家为公民支付医疗费用；可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免费医疗只是
个梦想。印度的国际生存环境比中国大陆好的多；由于政权的性质，中
国大陆目前基本上受到世界的围堵，而且这种围堵都十分有效。中国大
陆很有可能因为一场战争，被国际势力打压下去，而印度与主要强国关
系友好，所以，印度的发展空间比中国大陆好的多。
总体上看，中国大陆的 GDP 虽然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大陆被要养
活比印度多 10 倍的官员队伍、要养活无数的公车和公车司机和修理费、
要喂饱中国大陆官员庞大的将军肚、要装满外逃官员的行李箱、要养活
无数的大盖帽，中国大陆的 GDP 余钱肯定不多，用于人民福利的钱更不会
比印度多。
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物业公司，那么高昂的物业费导致业主财产大
量地缩水，甚至生计困难，于是不少人走上犯罪道路，治安恶化。不少
人也开始抗议物业公司的垄断行为。物业公司为了维持垄断地位开始雇
佣更多的保安，甚至不惜采用非人道手段对待业主。……
骂印度的愤青，其实对印度并不了解，骨子里是反民主。可是民主
都已经是普世价值了，也不能反，就来个反西式民主。愤青之所以称之
为愤青，因为并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看得很清
楚，早把老婆孩子送到西方）。这是愤青们最可怜，也最可悲的地方。
但林毅夫超越海峡对峙，是游向中国现代化未来的指导性人物，何必计
较回不了台湾。林毅夫希望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道路更为顺利，那么他
留在大陆，正好发挥指导性作用，不要说回台湾养老，而是留在大陆“不
需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