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你年12月23日，著名作家韩寒发表了一篇博文《谈革命 》。笔调依然轻松诙谐、写法依然绵里藏针……。但网上一片非 议，纷纷评说这是一篇很失败的作品。天涯观察主笔、著有《梦 回宋朝》的何仁勇，就是其中之一。
何仁勇说，按照韩寒的说法，《谈革命》一文是为了回答读 者和媒体的提问而做，主题就是“革命”。应该说，在当前的中国 ，选择在个人博客中公开讨论这种话题，是需要一定的胆识和智 慧。通读全文可以看到，在革命与改革之间，韩寒选择了“改革” 。他的论据主要有两点：
一、革命的后果会很严重：“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 辣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 力”，革命最后会变成“掠夺式的均富”……
二、中国缺乏革命的土壤：“大部分国人”的素质很低。他们所 追求的不是“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 由、政治自由”，而是违反道德法律的自由，“能自由的喧哗，自 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或者“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 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
韩寒甚至也不赞成“一人一票选主席”的渐进式民主。“一人一 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 这难道不是“西方民主的本质就是金钱政治，金融寡头操作民主选 举”的翻版？）。
总而言之，在韩寒看来，中国人的素质很低，现在不是革命 （也包括民主）的好时机。“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 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 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韩寒俏皮地说。
或许是“素质论”太臭名昭著，《谈革命》遭到众多质疑。韩寒 迅速在第二日发表姊妹博文《说民主》为自己辩护。这一次，韩 寒不再把“素质”当成民主（或革命）的必要条件了，而是说“国民 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 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
何仁勇说，其实这还是“素质论”的变种：“低素质国民”产生低 质量的民主，比如卢旺达式的民主；“高素质国民”产生高质量的 民主。要应对也很简单。既然“高素质国民”才能产生高质量民主 ，我们可否先在相对素质较高的大学里推行民主试验呢？不一定 要大面积推广，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几所高校 票选校长，可好？
对于韩寒在这两篇博文中出现的谬误，不少评论者心知肚明 ，反驳也不难。说到底，还是韩寒的自身学识修养不够，不小心 露了“马脚”。毕竟，仅凭“常识”是不能包打天下的。这就是为什么 韩寒在具体事例上常有独特之见，更在嬉笑怒骂间直抵事实本质 ——无论多错综复杂的事情，总是被他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可 一涉及比较抽象宏大的叙述对象，比如“自由、民主、革命”一类 ，他就显得不堪重任，只能靠行文的诙谐来自圆其说。可惜，没 有深刻的剖析，没有独到的见解，诙谐是很容易变成“轻浮”的。
当然，这不是韩寒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草根意见领袖共 同面对的难题。好在韩寒还很年轻，能够写出这样的烂文章，说 明还有上升的空间。在这之前，大家也不必一厢情愿地在韩寒身 上构建自己美好的向往，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啊，什么“现代鲁迅” 啊。使得他背负过重，以至于迷失了自我。
由韩寒受到炮轰，也令人王朔。这两位都是在中国大陆具有 影响力的著名作家，粉丝无数。都有幽默的天才，而且都是被这 个体制摒弃在外的思想家——首先是用小说思想，用形象思维感 染人，然后逐步进入时政评论，以逻辑思维点化人。他们是两代 人，各自在当时的时代成为思想启蒙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幽默。让人在笑声中感到阵痛，在阵痛中审视这个被意识形态麻 醉的社会，人们慢慢地苏醒过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而这就是 笨体制严词排拒的原因，更是他们让人尊敬的理由。
在王朔的时代，他被人称为“痞子”作家，就是因为体制内没 办法用“颠覆政权罪”去禁锢他，抓不到他的把柄，才谓之“油痞”； 韩寒的本人形象更为整齐，无可攻击，但和王朔一样——“油滑” 。在王朔时代，他是被笔者摆在第一位的作家。当时，王朔几乎 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没有病的正常作家。同时代的作家几乎都 有“精神病”，不同程度地患有伪善，伪君子、伪道学等等精神病 。而当时，中国无疑是一个伪善专政的国家，这是群众暴政和个 人专制能够在咱们祖国和谐共处的真正纽带。在这令人窒息的精 神病国家里，几乎只能见到王朔这么一个明白人。王朔的文字得 从两个角度去解读。第一，思想层面，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王 朔不会对此不会买账，会贼兮兮地说“丫别跟我玩思想”。但他的 确有思想，他的思想就是“牛黄解毒丸”，对被伪善憋得红头涨脸 或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人来说，是急诊，是对症下药。当然，反 过来说，他的文字也就是“牛黄解毒丸””的水平，不要非得嚼出一 点黄金来。第二，在语言审美层面，王朔玩的是扒短裤游戏，先 从扒别人的短裤起兴，然后到扒自己的短裤到达审美高潮。当然 这种语言神秘之舞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局限：在地域上，那是北京 的；在时间上，那种快感连接了1960-1970-1980-1990四个年代 。现在，王朔又活过来了，因为网络语言和扒短裤事业终于胜利 会师了。
其他“作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叫“体制内作家”——不一定 身份是体制内的，但他们是靠体制养活的。余秋雨就属于这一类 ，他们站在王朔的左边。另外一类可以称为“体制外作家”，但这 一类靠反体制养活自己，他们站在王朔的右边，刘晓波可归为一 类。这左、右两边的作家当然是互相厌恶的，然而，在谱系他们 可归于同一类。他们的共同点在两个方面：一、伪善，因此共同 形成中国精神监狱上的文学石头。右边的阵营是最近几年才加入 赤裸裸伪善的队伍的；二、时代的文字垃圾生产者或个体制造商 。当然，这些文字垃圾的颜色是各不相同的。余秋雨把垃圾放在 花瓶里，刘晓波把整个国家当成幼儿园，因此他的文字是“傻姑” 嘴里的肥皂泡。余秋雨是一个审美感觉很强烈的作者，但由于文 化的贫困，他总能成功地通过审美的卖弄达到审丑的效果，尽管“ 人民群众”中不乏真被他忽悠了——“太有才了”。而刘晓波们在伪 善方面现在可以领导潮流，他们的“成功”将中国民间写作的诚实 方向“成功”地扭转到“伟光正”传统上面去了，网络时代的精神启蒙 因此夭折。他们把这个时代最正面的概念都拿来沽名钓誉和卖钱 了，他们深刻地代表着伪善文化的落后方向和我们时代深刻的灵 魂贫困及文化的穷途末路。余秋雨和刘晓波是两种不同情况的精 神病人。但对自己的利益却极其清醒，患有精神分裂症。因为在 生活上，他们个顶个的都是人精，权衡利害比世界上智商最高的 天才都天才。而韩寒新博文《谈革命》引来无数争议，有韩寒的 粉丝将此博文看做是韩寒的滑铁卢，称是与其道别的时候了，也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韩寒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刘晓波说“我没 有敌人”。
韩寒在《谈革命》中以问答的形式讨论了革命、民主与自由 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韩寒认为，革命是需要一个诉求的，而在 中国很难找到集体诉求，大部分的民众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观点，所以很难革起命来；革命只能靠互联网，因为官方掌握 着网络和手机讯号，所以一旦革命者的通讯信号被切断，他就得 不到支援。韩寒还表示，民主不会带来自由，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也不真正热爱自由。他将国人的自由定义为“公共道德上的自由 ”，并举例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 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可以自由的违章，自 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他还认为，要是 发生革命，那一定是暴力的，因为国人的素质太低；埃及、利比 亚的革命不会在中国上演，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在中国实行 选举是不可能的，即使选举也可以用钱买的。
在文章的最后，韩寒总结道，“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 的国家”。韩寒也给出了革命的最好时机，“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 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强调国民素质和教育水 平没达到时是不会有革命的。针对韩寒的反革命论，21世纪经济 报道财经版主编、21世纪网总编助理周斌发表博文《可惜韩寒不 读书》，指出韩寒对革命、自由及民主的误读。周斌认为革命不 是只有暴力革命、痞子革命，也可是天鹅绒革命（没有经过大规 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这种以偏概全，然后一概否 定的做法，也算是给革命戴上一顶邪恶的帽子，然后打倒它，算 不算诛心之论？”
关于自由，周斌认为错在当权者，并非民众，“你想让一个国 家的国民都享受自由，至少要给他们教育和教化，给他们自由的 空间”，而当今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人基本很少享受过公共秩序下 的自由，比如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持异质思维的自由、质疑政府 权力的自由”；而且不应该只是因为部分人个人修养不高就否认全 体中国人享有自由的权利。周斌表示，他最不赞成韩寒的“民主的 素质决定论”。 周斌认为民主不是纯洁和神圣的处女，而是一种 利益分配机制，与人民素质没有关系，即使民众的素质低，也不 应该剥夺他应有的权利。
网络留言板上有许多网友对韩寒的观点也表示不赞同。有网 友表示不相信《谈革命》一文是出自韩寒之手。韩寒的粉丝“80万 愤青总教头”发表博文《别了，韩寒》，他表示世界大势，浩浩荡 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大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顺应历史大势，但改的只是经济，政治上 却没有任何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目前已经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和 社会矛盾的根源，改良已不可能，只有革命。
韩寒这个80后小伙子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高中没读完就辍学，却拒绝知名院校复旦大学的破格录取，并 直指对方“自我炒作”。他每一篇杂文都充满对社会、对时代的无 情针砭，但在同龄人以出国为追求目标的时候，他却公开宣称“我 会一直留在中国”。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韩寒在博客 中表示“向相关部门捐款0元”，在大家忙着对自己口诛笔伐的时候 ，他却冒着生命危险亲临地震现场，为灾民提供帮助。
人们一直认为，韩寒是三流的赛车手，二流的小说家，一流 的杂文家，虽然就印钞的效率而言，赛车最高，小说其次，杂文 最不赚钱——除非与新浪或者广告商另有约定，他那些发表在博 客上，点击率动辄超过百万的杂文不能带来任何现金流。韩寒真 正的价值就体现在杂文上，“公共立场，独立发言”。比如在乐清 钱村长事件里，各种调查各种质疑，唯有韩寒的声音别具一格： 我们“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有时候，真相并不 符合人们的需要，但真相大于感情，感情大于立场。我觉得，不 能假定一个事实再去批评对方，毕竟，那是他们的套路。”仅仅这 一段话，韩寒就把那些热衷“以谣言倒逼真相”的公共知识分子远 远抛在后面。
韩寒曾经说，“如果我成为中国作协主席，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情就是解散作协。”对如此“不成熟”的韩寒，河北作协副主席谈歌 曾经称自己“若是韩寒他爹，下一秒就打死韩寒”。思想启蒙家“第 一哲学”刚刚看了这篇《宋鲁郑：为什么要对韩寒宽容？》的文章 后说：才知道，想打死韩寒的肯定不止众多作家。不过，某些人 士颇有恻隐之心，提出要“宽容”韩寒。看到韩寒，常令人想起刘 晓波。或许他从年轻到成熟的转变，对韩寒，对更多的新生代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198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刘晓波出国讲学，在途经香港时， 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此时的刘晓波言论之偏激、之叛逆震骇 世俗。不妨节录如下：
“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大学毕业生有95% 是废物”。“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没有和 稀泥和调和的余地”。“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所以我很 讨厌民族性这个词。”
“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的农业文明阶段，必须补课。中国就要 被殖民三百年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香港一百年殖民变成 今天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 样的机会了，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 己是挖祖坟的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剧的，但并不是逃避。我要挣扎，也要 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中国人压根儿就不会说真话。”
此时的刘晓波，可说无视传统、无视中华文明、甚至无视人 类。狂妄、傲慢、绝对、自负。然而在经历过人生风雨之后的刘 晓波就完全改变了。以下的文字你很难和上述的刘晓波联系在一 起。
“我不敢往自己灵魂深处望一眼，哪里有太多的懦弱、自私、 谎言和无耻”。
“我只关心抽象的崇高而抽象的正义、人权、自由，把亲人整 日为我的安全心惊肉跳视为世俗的懦弱”。
他甚至写下这样的文章《我没有敌人》。在这篇文章中，他 赞扬和尊敬自己的对手，称赞他们和平、理性，时时流露善意， 并且对比过去的经历，肯定他们尊重在押人员的人格和权利基础 上表现出来的人性化管理的进步，甚至感谢他们对他的人道待遇 。他还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 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 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我愿意自己能够超越个人 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于是，御用文人们赞美道：如此深刻的自我剖析、自我责备 ，对家庭亲人的愧疚、对反对者的尊敬跃然纸上。这两个都是真 实的刘晓波，一个是年轻时的，一个是经历风雨之后的刘晓波。 ……所以，我们对韩寒要包容，要宽容，更何况从文字上，他的 激烈程度远远逊于当年风华正茂时的刘晓波。刘晓波能够走向理 性、平和、自谦、没有仇恨，韩寒何以不能呢？我们没有必要用 一个人年轻时的话语来肯定或否定，就伟人如毛泽东者，早年的 时候不也说过“湖南独立”这样偏激的话吗？正如基督教所言：年 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
最后，御用文人想表达的却是：其实一个人和一个党都是一 样的。即一个党成长阶段讲的话，自然无法用来印证它成熟时的 表现和理念。……
如果笔者要表态，笔者是认同右派而蔑视左派的。因为右派 有无论如何的“精神病”，但都是比较平和与非暴力的。就以经济 政策而言，也是区分左派、右派政党的标志。作为个人来说，要 定位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最根本的也是看你认同哪一种经济理 念。认同减税、小政府，就是右派。减税不仅是自由经济政策的 核心之一，在操作上能够行得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更 道德的，更尊重个人权利的，更体现自由精神的。
毫无疑问，韩寒在80后的青年人中是很出色的。如果要讲痛 快，韩寒可以说一些很不负责任但确很煽情的话，但那是没有用 的屁话。以中国的现状，我赞成韩寒的观点，在革命和改革之间 ，我赞成改革。法国人素质较高，但法国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的灾 难确是有目共睹的，我更喜欢英国的宪章运功。批评人容易，有 本事亮出自己的底牌。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韩寒与王朔，都堪称两位革命的巨匠 。这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革命，思维上的革命。革命，并不就 是“红色风暴”，就是血腥和暴力，从灵魂深处爆发出的改变，就 是革命——将旧的陈腐不堪的思维，焕然一新。我们并非没有敌 人。
这种革命，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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