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百年前的10月10日，因革命党机关暴露、名册被搜，一场仓促发动、群龙无首 的新军起义在武昌爆发。这是一场原本毫无胜算的军事暴动，因总督瑞澄弃城逃跑而意 外成功。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群起响应， 纷纷“独立”，清朝大局“顷刻糜烂”，势如风卷残云。惊惶失措的大清皇室在铺天盖地的 革命风暴中只支撑了4个月，就再也无计可施，不得不低头认输，黯然逊位。随同清政 府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是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帝制。
革命胜利之速令世人惊讶，也令包括革命党和旧官僚在内的各方当事人措手不及。 革命爆发之前，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载沣、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隐居乡里的“离 休老干部”袁世凯，谁也不曾料想到大清国的最后时刻会来得如此迅捷。倒是反对革命 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痛责清廷缺乏政治改革诚意时曾经说过，“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 ，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以‘宣统5年’四字连 成一名词者”。梁启超并非盼清朝速死，他是恨铁不成钢说气话，却无意中作出了清朝 覆灭的精确预言。
此前，太平天国曾打下半壁江山，清朝没有垮；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惨不 忍睹，清朝也没有垮；八国联军打得皇上皇太后餐风宿露狼奔鼠窜，清朝还是没有垮。 为什么辛亥年忽然就挺不下去了，一泻千里，匆匆忙忙“亡国“？难道是革命军太强、政 府军太弱？当然不是。各地革命军全都仓促成军，是临时拼凑且缺饷缺械的乌合之众， 真要上了前线，与训练有素的北洋军真刀真枪开战，想要取胜其实很难。
辛亥年大清亡国，主要应归责于清廷行为失当、举止失措，是他们的自私和愚蠢害 苦了自己。有些早就该做的事情，他们做得太晚、太不情愿──比如选议员、开国会； 有些必须做好的事情，他们没有做好、甚至做成了坏事──比如把万众期盼的“责任内 阁”做成了人人唾骂的“皇族内阁”——在政府里形成民众痛恨的太子党；还有一些不该 做、至少应该有所克制有所收敛的事情，却依然天天在做，而且做得满不在乎、不亦乐 乎──比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喝玩乐。
因此，历史也记住了大清“亡国”的最重要的教训：第一，“太子党”是祸害；第二， 军队靠不住。这两个教训非常惨痛，是大清国用泪水和“国运”换来的，宝贵之极。
清朝260馀年，只在康熙晚年、宣统年间闹过“太子党”，其余时间皇亲国戚只享尊 荣，不掌实权。慈禧当政时期最有权势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 等一班汉臣，她虽然启用了一批亲贵担任要职，但主要是为了权力平衡，对汉族权臣加 以掣肘，而不是要让“太子党”独霸实权，一统天下。若慈禧只信任依赖皇家人、娘家人 ，不光她垂帘的宝座坐不稳，只怕大清朝也早就玩完了。
但是，年轻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不懂这些道理。他的想法是“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 较靠得住”，把权力传给自家人最安全可靠。载沣一上台，就拿“政绩第一、权倾朝野” 的汉臣袁世凯开刀，命其“回籍养疴”。平白无故得罪一个羽翼丰满的强人，等于既失去 了一个可以依赖的能臣，又增加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强敌，一减一加，这笔买卖亏大了。 罢免袁世凯之后，载沣全面收权，兵权、财权、人权、事权，还有连图纸都没画好的铁 路“路权”，能收的不能收的通通都想往上收。收上去的权力全部交给宗室亲贵即“太子 党”的那些人。首先是交权给两个亲弟弟、当年闻名全国的俩贝勒──载涛和载洵。兄 弟三人吃相难看，囫囵吞枣把禁卫军、陆军、海军的军权一股脑儿全塞进肚子里，却根 本消化不了。其次是把所有关键职位全都换上皇亲贵冑。对载沣来说，岂止是汉人信不 过，即使是满人，不在小圈子之内的，也都信不过。端方是满臣中能力最强、资望最高 的一位，铁良是号称最“知兵”的旗人，因不在“太子党”，也只能靠边站。
用人只问血统、不问才能，升官只论亲疏、不论贤愚，一味从“太子党”小圈子中选 官拔将，最后，把万众期盼的“责任内阁”组成了人人唾骂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具 有极其恶劣的现实意义和现时现报的“历史意义”：朝廷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别人无可替代 的巨大贡献，它使立宪改良运动的声誉一落千丈，使政治改革的政绩一钱不值。也把许 许多多原先怀疑革命、反对革命的人变成了革命派。可载沣闯下大祸而不自知，满以为 他是为满族谋永福、为皇室求久安。殊不知，“太子党”当权才真正是断了朝廷的后路、 拆了皇家的台面，“太子党”从此陷于空前孤立，满汉矛盾变成政治焦点，革命成为人心 所向。
等到革命风暴来临，需要“太子党”们出钱出力、流汗流血的时候，摄政王这才猛然 发现，权力掌握在别人手上有用，掌握在“太子党”手上，除了贪腐、玩乐、招人唾骂之 外，一点正用也没有！革命党一颗炸弹，吓得“太子党”不敢上朝，甚至不敢继续住在北 京（那时“太子党”还不知道要讲亲眷财产转到国外）。指望那群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上 阵杀敌、保皇救国，是天大的笑话。于是，朝廷只得低三下四请求三年前被无情放逐的 袁世凯出山，把当初辛苦收回的权力加倍奉还出去。可是不顶用了，正如孟子所说，“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袁世凯借革命之机逼退清廷，袁世凯自动地当 了“亡国奴”。
亲揽兵权、整军备武，以此为第一要务，这是醇亲王载沣以“谢罪专使”身份向德皇 威廉‧亨利讨教到的治国高招。当上监国摄政王之后，载沣立即照此办理：设立禁卫军 ，由自己亲自统领；代替儿皇帝任全国军队大元帅，相当于今之中央军委主席；剥夺地 方督抚兵权，收归中央陆军部；设立军咨府，相当于今之军委总参谋部，以载涛、毓朗 （“太子党”）为军咨大臣；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摄政王高度重视“新时期 军队建设”，他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是要把“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权全部揽入他 们贤昆仲手中。可惜兄弟三人苦心经营三年，对军队的指挥能力仍然比不上削职为民隐 居洹上的“垂钓翁”袁世凯。
据张之洞的亲随回忆，张之洞曾劝谏摄政王不要急于把军权交给“年幼无知”的涛洵 两贝勒，因为领军打仗不是儿戏，是需要经验与智慧、勇气与胆量的。载沣竟以“不干 汝事”回绝，气得张老先生一病不起。张之洞病危，摄政王亲往病榻探视，忧心忡忡的 张之洞临终告诫摄政王要善抚民意、防范民变，载沣安慰老臣道：“不怕，有兵在。”
摄政王一门心思把宝押在了军队身上。他与后来的“伟大领袖”心有灵犀，均认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哲学，相信只要“军队在我们手上”，“大气候”、“小气候”、“动乱” 、“反革命暴乱”就可以平息。很不幸，摄政王运气不好，自己亲尝苦果。
辛亥革命已经雄辩地证明：军队靠不住。对一个失去民心的坏政府来说，军队尤其 靠不住。辛亥革命的主体不是农民、工人、市民，更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恰恰就是朝 廷寄予厚望，赖之以保卫政权、镇压革命的正规军，就是政府花大价钱维持、以高薪供 养的新军广大士兵。当年，孙中山、黄兴曾经主要以秘密会党作为革命突击队，但难以 奏效；后来，一部分革命党将工作重心从联络秘密会党转到渗透各省新军。宋教仁说， “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此举成效斐然。不久之后，新军成为革命的温床、共 和的摇篮。辛亥革命不仅第一枪发于政府军，而且自始至终，革命的主力军、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革命力量都是原政府的正规军。相对而言，会党、商团、民团，以及其它民众 革命组织，只是辅助性力量。
就在南方新军纷纷倒向革命之际，北方的军队也不再俯首听命。驻滦州的新军第二 十镇统制张绍曾发动兵谏，向朝廷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立即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接 着，驻守石家庄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又密谋革命，试图与张绍曾、蓝天蔚以及刚“ 独立”的山西都督阎锡山部会师，然后直捣龙门、攻入北京。若不是吴禄贞不幸被刺身 死，大清国的下场还不知有多么狼狈多么悲惨。而吴禄贞、张绍曾，恰是摄政王三兄弟 视为心腹、用以抵制袁世凯兼拱卫京畿的重要将领，没想到竟比袁世凯更不可靠。
南军革命，北军兵谏，军队何尝靠得住？然而，冷落了立宪派，疏远了汉臣，激怒 了绅商，大清国又能依靠谁呢？最后时刻，只得把国运和孤儿寡母的性命完全托付给头 号强人袁世凯。而对大清国最后的致命一击，当然也就来自于袁世凯及其麾下的中央军 。1912年1月26日，由前线指挥官段祺瑞领衔、囊括大清国几乎所有将领共46人联名 要求朝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军队将概不负责。至此，军 队完全与朝廷翻脸了。岂止是靠不住，军队乃是双刃剑，一旦将内政押宝于军队，对政 府而言，是自救，还是自杀，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1911年4月，由孙中山、黄兴倾尽人力、财力、物力所精心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清政府扑灭。革命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孙中山痛心地说，“吾 党菁华，付之一炬”。孙的支持者们认为，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再组织新一轮的有效 反抗。当时，在国内外的大多数人看来，清王朝的力量远比它的反对派更加成熟、坚韧 和强大，皇权尽管日渐衰弱，但仍然稳如泰山，帝制尽管千疮百孔，但仍然坚不可摧， 就连最精明的预言家也没有发现帝国将在半年之内走向灭亡的明显征象。诚然，辛亥革 命的发生、大清帝国的覆灭是多种长期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一时之误、一事之失 、一地之败所突然造成。但是，期间也有一些突发的、偶然的因素发挥了戏剧性的、意 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但直接引爆了全面危机、注定了末日来临的，并不是立宪派锲而 不舍的和平请愿，也不是革命派孤注一掷的武力冒险，而是清政府自己所采取的两项愚 蠢行动：其一，是草率成立“皇族内阁”；其二，是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 均发生于1911年5月，即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次月。这两项行动深化了满汉矛盾，扩大了 央地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也疏远了汉族官绅，得罪了地 方精英，亦令中产阶层恼怒、知识分子怨恨、广大民众愤慨。于是，在短短数月之间， 政治行情惊天大翻转，如风卷残云一般，天意民心的天平迅速向革命派、共和派倾斜。 如此搬石砸脚的奇效，除了清政府自己，别人是无从实现的。
当今的中国大陆，与清末极其相似：清有“皇族内阁”，今有“红色贵族”。
所谓“红色贵族”，即父辈是中国大陆高官或“革命先烈”的一小撮“红色后代”。在13 亿中国人、8千万党员之中，他们属于极少数之极少数，一如昔日的爱新觉罗皇族。然 而，他们所占有、所掌控的权力、资源和财富，早已胜过昔日的皇族，达到了“试看天 下谁能敌”的地步。其实，这一群人并无特殊的组织联系，他们的利益不尽一致，政见 各不相同，资历声望大有差别，品行操守也大相径庭，就“执政能力”而言，有的人精明 强干，有的人则愚蠢透顶。除了其相同的权力欲望，只因其有着共同的官宦家世和红色 血统。
“红色贵族”一如昔日的“皇族内阁（太子党）”，不再是一个权力超人，而是一个世 袭性、封闭式的红色家族联盟。而在整体上，大陆官方也将经历一次血统化、亲缘化的 组织改造，蜕变为一个主要依血统亲疏而划分威权等级的扩散“同心圆结构”。大陆官方 狭隘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注定了它今日的世袭化和排异性。一个平民党员从入党、提干 ，经由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省级、省级这一个长长的序列，直到进入 最高级别，若按规矩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每个级别至少做满一届（5年），即使有天 大的能耐，在其有生之年也绝不可能升入最高层。因此，与民主选举不可比拟，更比科 举制、军功制或捐官制为劣，中国大陆的权力中枢完全不可能正常吸纳普通的平民精英 ，只有那些有机会高起点入仕、并有人脉因缘不断得到越级提拔的人才有可能到达中国 大陆权力最高层。这样的特权人物几乎只有两类，一类是从学生干部就进入团中央因而 具有仕途高起点的“团派”，另一类便是具有血统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红色贵族”。
中共开明领袖胡耀邦曾因重用平民出身的“团派”而得罪了党内保守派，此后“靠得 住”的“红色贵族”便批量进入政坛，一发而不可收。直至今日，已树大根深，盘根错节 ，势不可挡。与朝鲜的金氏父子、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相比，与清末的“皇族内阁”相比 ，“红色贵族”并无二致，不过是“家天下”的另一种组织变异而已。“红色贵族”垄断党政 高职将会在当今中国引发何种反应？晚清“皇族内阁”的悲剧性结局可为人们提供诸多预 见。料想，事态的发展不外如是：第一，它会迅速扩大党内平民精英的政治离心倾向； 第二，它将迅速削弱地方权力对中国大陆官方中枢的依赖和忠诚；第三，它将迅速加深 党内外、体制内外业已存在的巨大隔阂；第四，它将使中共关于“党内民主”、“政治体 制改革”的一切努力彻底失去公信力和社会舆论的有效支持。
虽然，“红色贵族”内亦有智识超群的才俊之士，某些“红色贵族”出身的高官或有可 能比其它官员更有政治改良的抱负和化腐朽为神奇的魄力。但这都没有意义，因为“红 色贵族”现象终非政治正途，它有悖于中国传统，也有悖于马列正统，党外党内的所有 中国人都会反感这样的政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士阶层成为国务政事的专职承担者 ，皇权为表、士绅为里，官僚系统一直是一种向庶民士子开放的流动状态，而门阀政治 、朋党政治则为人诟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帝制时 代，中国人可以接受皇帝，却不能接受“皇族内阁”，可以承认太子，却不可承认“太子 党”。而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共产党政权有阶级性，却绝无所谓家族性、血统性、世袭 性，“红色贵族”亦将令真心的共产党人所痛心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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